那一年，我们几个文学青年去了上海戏剧学院。我们站在戏剧院的门前谈余秋雨先生的散文。一幌十多年过去了。我的心情总是十分的特别。他们中一句不经意的问话给了我特别深的印象。是谁我记不清了。我只是觉得是我们寝室中的一位。我们寝室其实就是我们四个人的寝室。一位湖北朋友，一位山东朋友，另一位就是四川朋友。那时候，全班的学员都称呼我“大哥”。我想说：我们永远都是兄弟姐妹。他们问我《文化苦旅》你读过吗？余先生不是写了你们家乡的“寂寞天柱山”吗？我摇摇头说：“我没读。”我是第一次听说余先生的名字。也是第一次听说《文化苦旅》这本散文集的。我不仅十分惊奇，也十分感兴趣。

那一年，安徽的学员只有我一个。除了那一年的学习之外，我还参加过不少的全国文学活动。我认识好多文学老前辈，我到过臧克家老人家里拜访过。有过一次两人合影。差不多每个省份都有我的文学朋友。臧克家老人亲笔题写的《孔雀东南飞》就在我家门前。我几乎天天都能见到。

我想一个安徽人不谈安徽文化谈什么？

安徽文化的发展并不很快。文化大发展的号角还刚刚吹响。

最著名的徽商，是安徽的历史，也是安徽人的今天。重振徽商已是我们多少年的愿望。

我最小的年纪就听说了许多徽商的故事。父亲还常常谈起他年轻的时候经商的故事。徽商在我父辈与父辈的父辈身上有着浓重的色彩。到了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几乎绝迹了。历史的发展总是这样有高[chao]也有低落时期。一谈到安徽的经济文化我们好象脸上没什么光彩。无论我写一首诗还是写点什么别的文章，我的头上都顶着安徽人的桂冠。我除了独来独往还是独来独往，我总感到一种特别的冷静。像著名的女散文家王英崎我也只是听说过。我从未见过。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自己忙碌了一些什么？像诗人陈所巨，我们临县人。我早己就知道其人也读过他不少诗句。只是没见过一次面。

对于安徽的文化发展我是一点贡献都谈不上。可我又是骑上了文化的虎背下不来。无论是安徽的文化发展与商业发展，我都是其中的一员。谁让我是安徽人呢？我到过一些地方。我听说过安徽人的故事。说是安徽人穷。说是安徽人外出打工不是偷就是抢。我想起当年鲁迅先生在日本看到的故事片，看到我们中国人被欺侮的画面，他那种心情。我想都什么年代了，我的心里也不好受。我小时候，见到江苏人都害怕。江苏人受灾。到我们家要饭。

做人难，难做人。露山露水不能说露嘴。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封闭与开放两个大时代。收音机的年代，总有一些收听敌台的事情发生。这种害怕的心态从我们身上并不能完全消失。像我这样的人哪里还有勇气写杂文。

虽然我还没有完全走上前台？至少和我的以前相比有了许多变化。写文章的人没有不出笑话的。没有比落后更感到羞耻。不同的时期我们有不同的感觉。封闭的年代我们想着开放。如今，开放的年代，我们又放不开自己的手脚。只要我们摸得着的，只要我们看得见的我们都要说。我们不应该呼之不出，而应该呼之欲出。许多省都成为了文化大省，我们安徽人也不能落后。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赶超。要比比勇气，要比比精神，要比比发展的速度。

什么东西缚住了我们的手脚？我们为什么不能给自己松绑。

省情这东西不说都知道。只是过去我没那个勇气。过去，我们有依赖的思想。说让别人说，做让别人做。什么都与我们个人的关系不大。好不在自己身上，痛不在自己身上。好像自己都不是安徽人。我只是说出自己的一种心态。我想人人都是和我一样，文化和经济想振兴和发展就很难。因为我们不把自己的家当家。只把自己当作局外人看。思维是一种模式，我们想改变自己的模式很难。时代在发展，我们不改变自己的模式怎么行呢？我们找不到自己落后的原因，我们形成不了一个共识。我们又怎么能精诚团结。无论什么样的挫折都阻拦不住我们要前进的决心。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