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泽

最近，我又有了新的烦恼。

原因是我评论了郭敬明入作协。于是，有人写了一篇题为《郭敬明入作协，群魔乱舞》的文章，把我狠狠的扁了一顿，使我很是不快。说实话，在社会浪迹三十余年，我几乎一直都在烦恼中度过，很少有轻松的时候。现在静心思索，才发现那些所谓的烦恼其实都是自寻的。

孩童时期，家里大大小小十几余口，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我只有艰难的生存着。在玩上，就连邻家儿童拥有的竹棍石板独轮车，这种父母自制的玩具都不敢奢求。在吃上，邻家儿童可以自豪的把一颗水果糖从容不迫的剥开，悠然自得的放进嘴里，“咯嘣”一声咬破，然后慢条斯理的吸吮，我却只能咽着口水悄悄跑开把青涩的柿子或生冷的红薯，想象成过年时的饺子而大快朵颐。在空间上，邻家儿童可以五湖四海天南地北，回家来恣意炫耀坐火车时的神气，以及喝汽水时的感受。而我只能在古老的磨房聆听自己粗重的脚步声和渴望休息的呻吟，还有就是面对蓝天白云，独自在放牛场对大群的牛羊进行大声的吆喝，象征着我还是人，它们只是牲畜的本质区别。

学生时代，由于家境过于贫穷，就是能够勉强蔽体的衣裤，不是哥哥姐姐淘汰的，就是嫂子给缝缝补补凑合的。看到同学们一身光鲜的围坐一室，而我在初中以前，准确的说法是在初二以前，连内裤都没穿过，自是十二分的烦恼。加上我母亲早早离世，还有个别同学眼中流露出来的鄙视，亲情对我刻意疏远，使我对社会产生了许多愤恨或者仇视，为什么生活差距总是在人们面前拉得这远如此现实？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一次早操跑步时，我发现跑道边上有一枚五分钱（从轮廓上判断）的硬币。我顿时想，这枚硬币再加上我身上仅剩的五分钱，就可以拥有一个完整的饼子。于是，在跑到第二圈接近这个硬币时，我假装脚被扭伤在地上坐了很久，终将这枚硬币装进了口袋。可命运是最会捉弄人的。待我下操溜到厕所掏出这来之不易的硬币进行欣赏时，立即傻眼了！这枚硬币竟然变成了汽水的瓶盖。现在回想起来，错把瓶盖当硬币，那绝对是我当时饿花了眼的缘故！

步入社会，因为出身卑微和老父亲的谆谆教诲，丝毫不敢有半点懈怠之心，总想以工作上的出色为进身之价。但目睹社会上一些令人费解的现象此起彼伏的相互应和，使我对传统的道德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心生几许怀疑，这到底是社会在捉弄我呢，还是我在进行着自我作贱，浮躁的情绪往往使我号不准时代的脉搏，所以很多发展的机会与我失之交臂。记得正值我风华正茂的年月，适逢换届，被组织提拔成为一个乡的副乡长后不久，组织要在领导中挑选四名三十岁以下的干部参加学习，当时符合条件的全县只有三个，我就名列其中。时间没有过去多久，我陡然发现，和我一块参加学习的其他两位早成一方诸侯，而我还在电脑桌上终日敲敲打打，顿感心灰意冷烦恼有加。

看来，政治上进步无望，我便转行经营文字，以求在字里行间的排列组合中寻求平衡摒弃失落。所以，每当事不如意之时，我总能在文字上小有成就，总算弥补了一些缺憾。可是，就在我暗自快乐的时候，不知是乐极生悲，还是悲从中来，我评论郭敬明加入作协的一篇文章被人狠批了一顿。并且，该文的作者咬死说我想出名，谅死我作不了作协主[xi]，还十二分的肯定我这三十出头的年纪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这没名的烦恼迎面而来，让我措手不及。

于是，在烦恼之余，我终于清醒了。原来，不能把这个社会想象成清平世界朗朗乾坤，任何事情存在都有他的理由。孩童时玩得不痛快，说明自己命要比别人好，所以就有不到苦中苦，得不到人上人之说，幼时的磨难可以增添成长的动力。可不是吗？邻家有水果糖吃的小孩此时还在煤窑里努力养活着一家四口，我却消闲的坐办公室处理公务，真可谓此一时彼一时。这时，我又想起了学校的那些同学，大凡家境好的，没几个还呆在岗位上，记得他们初中毕业后大都靠关系安排在国有企业，现在他们的远大理想已经随着这些企业的支离而破碎。还有我身边无端窜到高位的同事，也有好几位随着靠山的轰然倒塌而恢复了原状，再也没有当初被提拔时得的志得意满。

现在可以说，我最烦恼的事情就是不该评论郭敬明。人家当人家的作家，就是抄了别人的文章又不是你的，何苦贸然跟风。再说了，借评论郭敬明去唤醒大众的良知，你以为你是鲁迅呀！因此，坐在电脑桌前想想，不由得哑然失笑。这个社会要是写一篇文章就能扭转乾坤，那发展高科技养活大部队干啥呀？

所以，烦恼随着郭敬明而来，又随着郭敬明而去。郭敬明只是一个特殊历史时代的替身，他个人对社会有没有什么恶意，抄抄别人的文章，入入作家协会，还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况且还有那些个为其鸣不平的。那我就按鲁迅先生的说法，看到街上有杀人的，拨开围观者，做一名最近的围观者，心情随着刽子手的好坏而变化着。说不定，刽子手一高兴，还会递刀让我试试刀锋什么的。你说，我这还有烦恼可言吗？（草成于2007年10月30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