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论

有人说：最公正的批评家是时间。因此，平庸之作将会随岁月的流逝而被无情地淘汰，尘埃和垃圾也将被冲走，呈现出来的是璀璨的艺术珍品。而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就是现代文学宝库中最具魅力的精品之一。我认为《围城》魅力的重要支柱是它的语言艺术，下面将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试作分析它：一是独特的幽默，二是罕见的比喻。

二、独特的幽默

幽默（humour）　是外来词，它属于美学范畴。这是被公认了的，但对幽默的理解有多种。有人说幽默是含泪的微笑；有人说幽默须婉而多讽，他是“温和的讽刺”。而钱钟书先生则有他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他也指出：“幽默当然是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幽默。”刘继庄《广阳杂记》云：“驴鸣似哭，马嘶如笑”。而马并不以幽默名家，大约因为脸太长的缘故。老实说，一大部分人的笑，也只等于马鸣萧萧，充不得什么幽默。钱钟书先生的话说得很明白：幽默应是“会心”的“微笑”，他重在“别有会心”。这就与“傻子的呆笑”、“瞎子的趁淘笑”以及滑稽的大笑不一样。也许正因为这样，郑淑惠先生才说：“幽默需要喜剧性的笑来发泄、来表示，然而，戏剧性的笑只有与丰富的内蕴相抱而行时，才够获得幽默。”“会心的微笑是内蕴的外溢，喜剧性的笑是幽默的“谐体”。换句话说，幽默内存的内容意蕴，深长的意味，是借笑的形式表现的。”具体到《围城》中，钱钟书先生的幽默就是作者洞察世事，面对严酷现实、沉闷人生的泰然处之，把人世的纷争，美与丑的搏斗，善与恶的对比，大千世界中众多人物用生动诙谐的笔调写出，从而引起读者含有深意的会心的微笑，并在笑中体味人生的酸甜苦辣。

独特的幽默在《围城》的叙事、刻画人物、环境描写乃至议论时都有体现。

在《围城》的一些叙事中，钱钟书先生利用叙事本身来表现独特的幽默，使人会心的微笑。例如在回国船上，鲍小姐（对方鸿渐）笑说：“方先生，你教我想起我的fiance，你相貌和他像极了！”这个fiance　使读者们和方鸿渐一样急于想见一见鲍小姐的未婚夫，但当船到香港时，却发现“鲍小姐扑向一个半秃顶，戴大眼镜的黑胖子怀里”。现在全明白了，鸿渐被鲍小姐“引诱”了。

更具喜剧色彩的是方鸿渐留学经费这一问题的解决。一是由“点金银行”周经理“把陪嫁办喜事的那笔款子加上方家聘金为女儿做生意所得利息”赠给挂名女婿的，二是方遁翁汇给儿子一笔钱---让他买补药的。这并不可笑，可笑的是这挂名女婿并非周经理想的那样“知礼”，而是对淑英的死有“犯人蒙敕”的快活，因他在此前早给父亲写信要求解除婚约，没想到夙愿现在才实现。并且方鸿渐并非真有病需要吃药，方遁翁也知道儿子没有病，却因“自己的威严远及于几千里外”而汇钱给儿子。这真是件喜剧性的复杂事件，主人摇头苦笑。还有更精彩的事就是方鸿渐留洋归来在周家看《沪报》的事。当方鸿渐在报上发现自己获得博士学位消息的时候，他为假文凭的事羞愧得无地自容，而她岳母周太太却认为挂名女婿是在为自己那个薄命的女儿伤悲。两种心里巧妙地交错在一起，让人发出会心的微笑。钱钟书先生就是这样从平凡的小事中寻找幽默的因素，从而创造出喜剧氛围，使人开怀大笑或会心的微笑。

钱钟书先生不仅使叙事本身产生幽默效果，而且在叙事中也利用有效手段来产生幽默，使人会心的微笑。

首先，钱钟书先生“冲破词语意义之间的习惯的搭配关系，利用词语意义很不相同但细想又并非毫不相干从而建构成幽默艺术”。如买办张吉发夫妻“保有他们家乡的传统思想，以为女孩子到二十岁就老了，过二十还没有嫁掉，只能进古物陈列所供人凭吊了。”看后不免会心一笑，因为“凭吊”是“对着遗迹、坟墓等怀念”的意思。却“凭吊”一个二十岁还没有出嫁的女孩，这显然不通，二者岂能搭配，但作者偏要将二者连在一起，造成“语义搭配关系的扭曲”。但细想一下，作者是要讽刺张吉发夫妇身为买办，传统的封建婚姻观念却很强。利用同样的手段，来揭示出方鸿渐与其未婚妻淑英的距离。这就是“鸿渐还在高中读书，随家里作主订了婚。未婚妻并没见面，只瞻仰过一张半身照相，也漠不关心。”“瞻仰”是“恭敬地看”，但作者却用来“瞻仰”一个极平凡的女孩的“玉照”，难免不让人会心一笑。笑后沉思，作者原来借此表达方鸿渐与未婚妻之间陌生、敬而远之的隔膜心情。此外，书中还有多外这种冲破词语意义之间的习惯的搭配。例如：“柔嘉只能承认，并非从外国进口，而是从内地出口”。“寡妇也没请李梅亭批准，就主仆俩开了一个房间。”“辛楣利用主人职权，当鸿渐的面向她专利地献殷勤。”“到苏家来朝参的又添了个曹元朗，心放了许多。”

其次，在叙事中作者用“褒义词修饰贬抑的对象，用赞扬肯定的语气陈述憎恨、否定的事物”，从而产生幽默效果。如鸿渐告诉周太太还没对象，丈人就夸他：“你老太爷家较好，你做人规矩，不会闹什么自由恋爱。”但实际上，他在回国船上就与鲍小姐胡来，这就使人不得不对方鸿渐的“规矩”大打折扣，同时对他丈人拍马屁“冷然微笑”。更精彩的是写方鸿渐到家的第二天，两位小报记者登门采访，写其中一位：“蓝眼镜是一个博闻多识之士，说久闻克莱登大学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学府。”作者本欲说，那小报记者是孤陋寡闻，却说他是“博闻多识”的人。“克莱登大学”本是子虚乌有的，但“蓝眼镜”不仅仅“久闻”，还说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将小报记者那虚伪、丑恶的面貌深刻地揭露了出来。

最后，在叙事中，作者“利用语义转换造成表达的讽刺意味”，从而使人开心一笑。如介绍高校长平时演讲，作者写道：“高松年身为校长，对学校里三院十系的学问，样样都通----这个“通”就像“火车畅通”，“肠胃通顺”的“通”，几句门面话从耳朵里进去直通到嘴里出来，一点不在脑子里停留。”“样样都通”的“通”是“了解、懂得”之意，而说这“通”像“火车畅通”，“肠胃通顺”的“通”，此时“通”已转为“没有堵塞，可以穿过”之意了。通过“通”字的语义转换，暗示出高校长对“三院十系的学问”样样不通。看到此句，笑后沉思，原来作者是要借“通”来揶揄这个高松年的演讲纯属废话。再如写汪太太有病这件事，作者是这样叙述的：“第二位汪太太过了门没生孩子，只生病。在家养病反把这病养家了，不肯离开她。”“在家养病”的“家”是名词，指“家庭的住所”之意。而家在“把这病养家了”之中就不是名词了，意思就发生转变。这“家”就具有“温顺”的意思了。它把汪太太这个老病号刻画得再清晰不过了。从以上两例可看出，语义转换确实给叙事增添了不少幽默，使人不得不佩服钱钟书先生高超的语言艺术。

刻画人物时，一方面通过人物自身语言来塑造人物形象，但字里行间不时透出独特的幽默气息，让人为之一笑。如方鸿渐、赵辛楣一行人在赴三闾大学的路上，在欧亚大旅社住了一夜，结果被臭虫叮咬得很惨。赵（捉虱时）这样述苦：“我在自杀。我捉到两个臭虫、一个跳蚤，捺死了，一点点红，全是我自己的血，这不等于自杀---咦，又是一个！啊哟，给它溜了---鸿渐，我奇怪这家旅馆里有许多吃血的动物，而女掌柜还会那样肥胖。”而鸿渐也有高明的见解：“也许这些蚤虱就是女掌柜养着，叫它们吸了客人的血来供给她的。”并劝辛楣不要捉了，不久女掌柜要让他---偿命，那怎么了得。这两人的对话都显露出二者的幽默风趣、机智俏皮，同时又在幽默中显出无奈。使人笑后深省，这养尊处铖的少爷在逆境中不得不自杀，但自杀不能解决问题，还要被一一偿命，从而表现出残酷的人生。《围城》中不仅仅是主要人物的语言机智俏皮，就是对“对一些次要人物的语言描写，也不失其俏皮尖刻、极富喜剧的特点”。从而使喜剧性的笑与丰富的内蕴相结合，构成幽默气氛。如在鹰潭那小饭馆里，李梅亭眼快，发现“风肉”上有蛆在爬，而伙计因“毁尸灭迹”不承认这一事实。因此，方鸿渐一行人与伙计发生争执，店主特来劝架，但此时又有两只蛆爬了出来，事实不能改变，店主于是强辩道：“这不是虫呀，没关系的，这叫“肉牙”---肉-----芽”。无论是用“肉芽”来代指“风肉”上的“蛆”，还是孤注一掷地“毁尸灭迹”，都是想掩饰蛆的存在，而他们的诡辩又极不高明，令人气得摇头苦笑，真实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另一方面作者“把肖像漫画化”来勾勒出一个个活生生的喜剧人物从而使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漠微笑”。例如：“那女孩年纪虽小，打扮得脸上颜色赛过雨后虹霓、三棱镜下日光或者姹紫嫣红开遍的花园。他擦的粉不是来路货，似乎泥水匠粉饰墙壁用的，汽车颠动利害，震得脸上粉糕点一粒粒参加太阳光里飞舞的灰尘。”　这个刻意修饰的女孩跃然纸上，尤其是汽车震得“脸上粉粒”飞，真惹人发笑，因为我们看见了一个不是小丑的小丑。不仅如此，“有时作家在对人物进行肖像勾勒时，常常加入评点式的议论或讥诮的比喻，使他们的讽刺肖像更加富于生动性和形象性。”也就是说，不仅把肖像漫画化，而且为漫画加注。例如：“胡子常是两撇，汪处厚的胡子只是一画。他二十年前早留胡子，那时候做官的人上唇全毛茸茸的，非此不足以表身分，好比西洋古代哲学家下颔必有长髯，以示智慧。他在本省督国署当秘书，那位大帅留的棱角胡子，就像仁丹广告上移植过来的，好不威武。他不敢培植同样的胡子，怕大帅怪他僭妄；大帅的是乌棱圆角胡子，他只想有规模较小的红菱尖角胡子。谁知道没有枪杆的人，胡子也不像样，又稀又软，挂在口角两旁，像新式标点里的逗号，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他两道浓黑的眉毛，偏根根可以跟寿星的眉毛竞赛，仿佛他最初刮脸时不小心，把眉毛和胡子一股脑儿全剃下来了，慌忙安上去，胡子跟眉毛换了个位置，嘴上的是眉毛，根本不会长，额上的是胡子，所以欣欣向荣。”作者把生动形象的比喻用在肖像描写之中，并加上幽默诙谐的肖像点评，使人发出“轻松的笑”。这汪处厚对权威人士盲目模仿心里，就被作者一描一评揭露出来了。

独特的幽默在议论方面也有体现。一是通过作品中人物语言来表达作者对世事的看法。如借方鸿渐之口说出：“好哇！国家，国家，国即是家”，乍看，方鸿渐好像又在扯淡，“国”与“家”岂能相提并论，真是让人发笑，但细想一下，又会发现作者要讽刺那些打着“国家”的幌子，来饱私家的丑恶的社会现象。并且，方鸿渐进句话在原文中又不显得突兀，因赵辛楣说“（曹元朗）他在“战时物资委员会”当处长，是新丈人替他谋的差使，这算得女儿嫁妆的一部分。”可见两者结合的入情入理。让读者我们不得不佩服钱钟书先生高超的议论技巧。二是“在叙述描写之余，间插一些精当形象议论。”例如：“他在七月四日----大考结束的一天----晚上大请同事，请贴上太太出面，借口是美国国庆，　当然证明他太太是货真价实的美国人，否则他怎么这样念念不忘他的祖国呢？爱国情绪是假冒不来的。太太的国籍是真的，先生的学籍还会假吗？”这使人会心微笑，笑后沉思：作者已深刻地把韩学愈的心理讽刺了一番，说他借庆祝国庆表明太太是美国人，太太是美国人，就表明丈夫就是“克莱登大学”的博士。这种隐藏在韩学愈心中的秘密，被作者一议论就显露无遗了。再如：“我要吃西菜，没叫你上这个倒霉馆子呀！做错了事，事后怪人，你们男人的脾气全这样！”鲍小姐说时，好像全世界每个男人的性格都经她试验过的。本来鲍小姐这句话并不可笑，可笑的是这句话经作者一点评，喜剧性就出来了。

在对环境进行描写进，同样充满着钱钟书先生那独特的幽默。例如：“他们投宿的店里，厨房设在门口，前间白天是过客的餐堂，晚上是店主夫妇的洞房，后间隔为两间暗不见日、漏雨透风、夏暖冬凉、顺天应时的客房。店周围浓烈的尿屎气，仿佛这店是棵菜，客人有出肥料灌溉的义务。”作者将臭气熏天的店比为菜不说，还将客房写成漏雨透风、夏暖冬凉、顺天应时的房子。就使人忍俊不禁地为这一幽默摇头苦笑，我赞成陈家生先生对这段话的评价，他认为“在这样一板正经、不动声色的叙述之中，充满着强烈的揶揄、调侃、讽刺、俏皮的意味，淋漓尽致地表现其简陋、破蔽、脏、乱、差”的情景，产生强烈的喜剧效果。更精彩的是柔嘉离方鸿渐而去，方鸿渐也睡着了。在这夜深人静时刻，墙上方家那只祖传的老式自鸣钟，却当、当、当地响了六下，而六点钟是五个小时以前，这对方鸿渐来说，又是很不同的两个时刻。并且这巧妙的钟声又引起人对遁翁那句自相矛盾的话再一次付之一笑。因他说过：“这只钟走得非常准”，“每点钟只慢走七分”。真是一个守“旧”者，不得不对他摇头苦笑。

从以上四个方面可以看出钱钟书的幽默是无所不在的，而且种幽默是建立在对人生的独到见解之上。

三、精辟的比喻

《围城》语言艺术的另一重要特色就是比喻的运用。钱钟书先生说：“比喻正是文学语言的根本”。也许正因为这样的观点，他在《围城》中大量运用比喻。并且，他对比喻有独到的见解：“比喻体现了相辅相成的道理。所比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合拢；它们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两者全不合，不能相比；两者全不分阶段，无须相比”。不同之外愈多愈大，则相同出愈有烘托；分解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正是基于这种观点，钱钟书善于在风马牛不及的两类事物中，找到别人未曾发现的相似点，用精辟的喻体，去描述本体，使比喻富极强的创造性，令人过目不忘。下面套用王宜庭、黄惠芳著的《略谈《围城》的比喻》中将作者运用的比喻手法分为四类，即意象性比喻、官感性比喻、夸张性比喻、哲理性比喻。

首先，他们认为“意象性比喻不是简单地以一种事物来作比，而是以一种描写所构成的意境来比。”以宋词为例，如秦观《千秋岁》中之“落红万点愁如海”一句，作者用海比愁，　不叫意象性比喻。而贺铸《青玉案》之“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就是意象性比喻了。黄梅时节，一江烟雨迷蒙，满城飞絮飘荡，用这个意境来比喻愁丝无绪无边，确是新奇恰当之至。我认为，他们实际上是说，钱钟书先生善于运用一段描写所构成的意境来比喻人物内心世界。例如：“（方鸿渐）失望、遭欺骗的情欲、被损伤的骄傲，都不肯平伏，像不倒翁，捺下去又竖起来，反而摇摆得利害。”作者用“不倒翁”“捺下去又竖起来”这一意象来比喻方鸿渐此时不能平伏，想止又要跳动不停的心理状态，真是确切极了。再如：“方鸿渐也每见他一次面，自卑心理就像战时物价又高涨一次。”而大家知道“物价像断线的风筝，又像得道仙，平地飞升”。经过这一转，读者明白：方鸿渐的自卑心理像风筝断了线，向上空随风向而猛升，或像得道成仙，平地飞升。恐怕唯有用这种描写所构成的意境来比喻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才能表现得如此真切。

其次，关于感官性的比喻，他们认为就是通感。并引用《七缀·通感》中钱钟书先生对通感的阐释。“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舌、鼻、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乎有锋芒。”其实就是“把一种感觉利用各感官相沟通　点作桥梁比喻成另一种感觉，或是“听声类形”，或是“视物类声”。所谓“类”就是“类比”，就是比喻”，这就是他们对官感必比喻的阐释。我认为，这种阐述是合理的，简而言之，就是利用各种感官相互沟通，把一种感觉比喻为另一种感觉。

其实，他们所谓的官感性比喻在古代也有人运用。大家最熟悉的怕要算宋朝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其实，“闹”是““形容其花之盛（繁）。”“闹”字是把事物无声的姿态说成好似有声音的波动，仿佛在视觉里获得了听觉的感受”。这种用法在《围城》中运用得又很有新意。例如：“方鸿渐看唐小姐不笑的时候，脸上还依恋着笑意，像音乐停止后袅袅空中的余音。”把这“笑意”比作音乐停止后“袅袅空中的余音”，不仅使读者在视觉里获得了音乐的美感，而且经过作者这感官性的比喻，就把方鸿渐倾倒在唐小姐脚下的情态，形象地描绘出来了。再如：“这吻的分量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清朝民场端茶送客时的把嘴唇抹一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的肥嘴唇碰一碰《圣经》，至多像那些信女们吻西藏活佛罗马教皇的大脚指，一种敬而远之的亲近。”众所周知，“这吻的分量”只能通过触觉来感受，但作者将其转移为视觉，使读者在视觉里获得了触觉的感受。从而更深刻地揭露出方鸿渐逢场作戏的真实心里。

以上两例可看出，民感性比喻借助各种器官感觉的交融，描绘事物很能传神入妙，使人能够心领神会。文章中还有类似的用法，如赵辛楣第一次请方鸿渐吃饭，鸿渐问苏小姐有没有诗人曹元朗，“有他，菜可以省一点，看见他那个四喜丸子的脸，人就饱了。”

再次是哲理性比喻。哲理是关于宇宙和人生的原理。“是人的生存和生活中以及一切物质及其存在形式的总体中带着普遍性的基本的、可以作为其他规律的基础规律。哲理性比喻是运用比喻阐明以上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而这些道理是通过叙说事物来告诉读者的。如小说的题目是“围城”，细想会发现题目本身富有哲理。小说中有点题旨的几段话：“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被围困的城堡rortresse　,assiege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内的人想逃出来。”后来方鸿渐提到“围城”。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表面上是对男女结婚的看法，苏小组的话也承接前面而发，而实质上却包含了更深的含义，人生乃至整个社会都如“围城”，冲出了这个“城”，又陷入了另一个“城”。因此有人说：““围城”二字正是“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一部《围城》如一篇哲理诗，“语简言奇而含义精切动人”，充满了对生活的辩证法的揭示，“醒目醒心”，睿智精辟。”又如：“西洋赶驴子的人，每逢驴子不肯走，鞭子没有用，就把一串胡萝卜挂在驴子眼睛之前、唇吻之上。这笨驴子以为走前一步，萝卜就能到嘴，于是一步步再一步继续向前，嘴愈要咬，脚俞会赶，不知不觉中又走了一站。那时候它是否吃到这串萝卜，得看驴夫的高兴。一切机关里，上司驾驭下属，全用这种技巧：譬如高松年就允许鸿渐到下学年升他为教授。”作者用“赶驴人”、“驴子”和“胡萝卜”的关系来比喻“上司驾驭下属”。从而揭露赶驴人和上司的奸诈，驴子和下属的愚笨。由此推及一般，“一切机关”“全用这种技巧”，从而表达了钱钟书先生敏锐的洞察力。顺势点到高校长曾对方鸿渐说过，到下学年升他为教授，这将高校长那老奸巨猾的形象揭示出来了，并且使人将方鸿渐与驻子连在一起想。这样“以事喻理以彼喻此的联想生发，深刻地揭露了旧社会的人情世故与官场哲学的实质。”

最后是夸张性比喻。夸张是一种常见的修饰手法。夸张是“故意言过其实，对客观的人、事物作扩大或缩小的描述”。它对事物的特征加以合情合理的渲染，因而使人感到虽不真实，却胜似真实。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把夸张融于比喻之中，形成一种夸张性比喻”。这可算是比喻手法中的又一高超之处。例如，写方鸿渐在欧洲留学四年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准备回国，但父亲写信闻其是否得了博士学位，丈人写信也想他得一个博士学位。在这种形势之下，方鸿渐感到留学文凭的重要性。究竟重要到什么程度，钱钟书先生用了一个夸张性比喻：“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真是一针见血、一语中的，不仅把“文凭”比成“遮羞包丑”的“那怎树叶”，而且说，其“功能”也是与“那片树叶”一样是唯一“遮羞”的东西。其实，“羞”并未遮住，而是“在精神上赤条条的”出现在读者面前，真是入木三分。于是，方鸿渐为了满足父亲和岳父的愿望，他和一个爱尔兰人做了一笔不光彩的交易，他出一百美金买一份美国克莱登大学的哲学博士文凭，将爱尔兰人的价煞掉了八折，并写信说：“先寄三十，文凭到手，再寄余款；此间尚有中国同学三十余人，皆愿照此办法向贵佼接洽。”可文凭到手，方鸿渐立即不认帐，回信到：“经详细调查，美国并无这个学校，文凭等于废纸，姑念初犯，不予追究，希望悔过自新，汇上十美金聊充改行的本钱。”把爱尔兰人气得“要找中国人打架”，接着作者评论道：“这事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借“外交”、“商约”来比喻方鸿渐与爱尔兰人之间的交易，把这一“胜利”夸张到“中国自有外交或历史上丧权辱国的外交政策”。这样的夸张性比喻在文中还较多：“桌面就像《儒林外史》里范进给胡屠户打了耳光的脸，刮得下斤把猪油。”“我们新吃过女人的亏，都是惊弓之鸟，看见女人的影子就怕了。”“一个穿短衣服，满脸出油的汉子摆开两膝，象打拳里的四平势，牢实地坐在位子上，仿佛他就是汽车配备的一部分”等等。

以上根据王宜庭、黄慧芳二位先生对钱钟书先生运用的比喻手法分为四类略作了论述。我认为，还应添上对比性比喻。

对比性比喻就是将对比与比喻综合运用。“对比是把两种不同事物或者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放在一起相互比较的一种辞格，也叫对照。”钱钟书先生将这对比融入比喻之中，就形成了对比性比喻。例如：“科学家跟科学大不相同，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科学”与“科学家”是两种不同的事物，“酒”和“女人”也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将其对应着比，并由此而有贵贱之分，本体与喻体“分得甚远”，但是合得入情入理，可见作者想象力极为丰富。再如，上面在论述肖像描写也表现出作者独特的幽默时，已提到的“大帅留的棱角胡子”“好不威武”，但汪处厚“只想有规模较小的红棱尖角胡子。谁知道没有枪杆的人，胡子也不像样，又稀又软，挂在口角两旁，像新式标点里的逗号，既不够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通过对比性比喻，既形象地刻画出了大帅和汪处厚的胡子，又对汪揶揄了一翻。

《围城》的语言除了独特的幽默和精辟的比喻外，还富有机智、反讽等特点，并运用了夸张、对比、仿词等修辞手法。例如写回国留学生孙先生的不足两岁的丑笨孩长相：“塌鼻子，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由于借助拟人进行夸张，把孩子写得挺滑稽，但读来又具有真实性，显出作者的机智。再如，方孙订婚后，一次孙小姐嗔恕方鸿渐只顾朋友不管“内助”，他却俏皮地说：“朋友只好绝交。你既然不肯结婚，连内助也没有，真是“陪了夫人又折朋”。”通过对“陪了夫人又折兵”的仿词，透出钱钟书先生在语言运用方面的机智。更精彩的是褚慎明在苏小姐面前卖风骚，由于苏小姐撅嘴到：“你太可怕了！我们心里的自由你都要剥夺了。我瞧你就没本领钻到人心里去。”接着作者叙述道，“褚慎明有生以来，美貌少女跟他讲“心”，今天是第一次。他非常激动，夹鼻眼镜泼刺一声直掉在牛奶杯子里。”通过“心”字，把褚慎明讽刺了一翻的同时，也表现了钱钟书语言的机智。此外，《围城》中有些对比、拟人也相当机智。例如：“褚慎明危坐不说话，像内视着潜意识深处的趣事而微笑，比了他那神秘的笑容，蒙娜丽莎(moma　lisa)的笑算不得什么一回事。”（对比）“明天一早到鹰潭，有几个多情而肯远游的蚤虱一路陪着他们。”（拟人）这些都显出了钱钟书语言的艺术魅力。

总之，我认为《围城》中的幽默是独特的，比喻是精辟的，能给读者留下深刻而鲜明的印象。闭目静思，独特的幽默、精辟的比喻不仅仅是语言手段，他们还对作品主题及市态风格产生了影响。例如：“生平最恨小城市的摩登姑娘，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的西方补丁，也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用诙谐生动的比喻将中西文化之合流产生的时髦讽刺了一翻。再如：“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就像方鸿渐学国文的也非出洋不可一样，因为“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像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这不仅将当时知识界的媚外崇洋和比喻对作品主题也产生了影响，在前面哲理性比喻时，就已涉及到了。

综上所述，《围城》中的幽默是独特的，比喻是精辟的，表现出作者的博学，丰富、活泼的想象力和敏锐、犀利的观察力，意味着《围城》的语言艺术值得大家去挖掘！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