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求诉无门的沉默灵魂

——《祝福》及《苦恼》联读

导言：本文是对两篇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短篇小说所塑造的两个同类型形象的综合分析，指出契诃夫和鲁迅在两篇作品中的共同意向，批判封建专制下的社会黑暗和冷漠，揭示了下层人民卑下的社会地位以及所遭受的精神压迫和磨难。本文还进一步指出，不仅是这个黑暗封建社会，而且连主人公愚昧麻木的精神状态，都是作家的批判对象，这使得作品具有更加深刻的现实主义特征和更加深沉的社会批判力量。

同样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同样的求助无望欲诉无门，同样是雪披冰封阴冷悲惨世界，两个“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有多少相似之处呵！两篇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短篇小说，其批判的锋芒，又是多么相似呵！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苦恼》发表于1886年，写一个老马夫姚纳·波达波夫死了儿子，想向别人倾诉内心的苦痛，却没有一个人想听他说话，无奈只好在半夜里向着自己饥饿的小母马倾吐心曲。通篇几乎没有什么故事情节，而那种浓密的阴冷暗淡气氛，却包蕴着丰富的内容，给人极深的印象。鲁迅的《祝福》是我们熟悉的名篇，虽然作品表面上也极力渲染了旧历过年的节日气氛，可是弥漫全篇的，依然是浓烈的、而且是越来越浓密的阴冷暗淡的氛围。对着这两位伟大短篇小说作家的这两篇作品，无论读着哪一篇，都会令人情不自禁地想起另一篇。两位伟大民主主义作家的这两篇小说，其共同点是如此之多，就象是两颗互相辉映的金星，虽然远隔异邦、远隔半个世纪，却一起在熙暗的夜空中闪烁。

一

伟大的民主主义作家，无论其世界观、方法论、生活方式怎样地不同，其作品都表现出掩盖不住的强烈的反封建的思想特征，这便是他们的作品的人民性之所在。十九世纪，俄国人民反抗沙皇封建统治的民主斗争已经呈现出前仆后继的态势。俄国文学，也逐渐出现了这样的特点，唤醒民众、呼唤曙光的思想亮色开始闪现。青年鲁迅在论及这个时期的俄国文学时说：“十九世纪前叶，果有鄂戈理者起，以其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对果戈理等作家的创作的时代意义，予以高度的评价。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国社会一片浓重的黑暗。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俄国下层社会正在酝酿着巨大的不安，工人在觉醒，各种公开的、秘密的社会组织、团体纷纷涌现；另一方面，沙皇俄国政府加紧了对革命力量的镇压，密探象幽灵一样密布各处，侦察革命活动、残酷迫害俄国的优秀分子，许多报纸杂志被查封，监狱里人满为患。列宁将这个时期描述为“一种肆无忌惮、毫无理性和残暴至极的反动”。刚从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毕业不久的契诃夫，这时已经发表了一批短篇作品，其中不乏烩炙人口的名篇，如1885年的《哀伤》、1886年的《苦恼》、《万卡》等。在动荡不安、激烈较量之前夜的社会气氛的熏陶感染下，契诃夫从他读大学期间多半从兴趣出发写些辛辣幽默的“小笑话”的立场上，开始出现创作思想的明显变化，他的社会责任感日益增强，社会观察能力也逐渐提高，他的创作题材和主题越来越广泛和严肃，有了更加鲜明的民主化的倾向。他的短篇小说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俄国社会被侮辱损害的下层“小人物”的面孔和痛苦生活，如旋工格利高里·波德洛夫、小帮工万卡等。《苦恼》里的姚纳·波达波夫，是他们之中的代表。

姚纳的生活氛围，是一片浓重冷漠的黑暗。“空气又臭又闷……”，使得苦恼的姚纳更加苦恼。通篇《苦恼》，让人们首先最强烈地感受到的，其实还不是姚纳的“苦恼”，而是那无情的冷漠。这是沙俄统治的政治中心彼德堡的生活气氛。无论是那个并不想虐待姚纳的乘客军官，还是那三个玩世不恭的青年乘客；无论是黑暗中的行人，还是那个看门人，还有马棚杂院里的那个青年车夫，人人都生活在一种化不开的冷漠之中，“姚纳的眼睛焦灼而痛苦地打量大街两边川流不息的人群，难道在那成千上万的人当中，连一个愿意听他讲话的人都找不到吗？人群匆匆地来去，没有人理会他和他的苦恼……”，在这个“这么渺小的躯壳里”、的这苦恼，对于旁人来说，算得了什么呢。这冷漠似乎连那匹瘦骨棱棱的小母马都感觉到了，它站在那里，身上落满了雪，一动也不动……

“充满古怪的亮光、不断的喧哗、熙攘的行人的漩涡”的彼得堡是这样的冷漠，“爆竹声连绵不断”、空气里“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的鲁镇，也是一样的冷漠。祥林嫂热切地诉说着“我真傻，真的……”的时候，她的心情象姚纳一样的迫切，而她遇到的眼光，也和黑暗的彼得堡的人们同样的冷漠。那些津津有味地赏鉴过她的苦痛和耻辱的人们，“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也都烦厌了她的絮絮的诉说，“一听见就烦厌得头痛”。鲁迅正是由于国人的这种冷漠和麻木，而中断了在仙台的学业，回到东京“弃医从文”的。早在东渡日本之初就已经立下“我以我血荐轩辕”之志的鲁迅，对于“万家墨面没蒿莱”的黑暗故国，对于恣睢的国人的麻木的灵魂，感到极其痛心，因而扼腕发出“任个人而排众数”的豪语，鲁迅对“众数”，一直怀着“怒其不争”的感情，从他对在东京留学的中国学生的穿着打扮的描述，“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的鄙责态度，从对《药》里的茶客、《风波》里的乡愚、《示众》里的看客的麻木鲁钝的精神状态的描写中，不断地表露出来，而对“众数”的麻木冷漠、愚鲁不化的最集中、最典型的描写，则在《祝福》之中；《祝福》所呈现的人情淡薄、人心隔膜，比起《明天》，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整体化、全社会性的自私、冷酷的风气人情，使得鲁镇的任何人，对祥林嫂的痛苦和倾诉都无动于衷，甚至当祥林嫂见到小孩子就联想起阿毛的时候，连小孩子都躲着她，如果说，姚纳还仅仅是在一个晚上遭到冷遇的话，那么，祥林嫂所受到的冷酷的感情折磨，则是长达五年以上。鲁迅以其笔下的鲁镇的典型环境，对封建制度桎梏下、熏染下的中国社会和中国国民的沉沉死气，作了深刻而又痛心的揭露和鞭挞。

二

还应该指出，对于姚纳和祥林嫂的不受理解的处境，作家并不是予以无限的同情或单向的批判。我们并不能认为作家通过姚纳和祥林嫂的苦恼，批判的锋芒仅仅是指向那个黑暗的人间，鞭挞那些对姚纳、对祥林嫂毫无同情怜悯的人们。不，这还不足以认识作品在批判上的深刻性。作品同时对主人公的麻木愚鲁，也作了痛切的批判和鞭挞。作家是把主人公放在与“那些人们”同等的位置上去进行描写，同时也进行批判的。姚纳的愚钝在于并不把儿子的死看成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们窥见不到姚纳在儿子之死上的痛苦内心，他的痛苦更多的是来自他的孤寂。“姚纳把雪撬赶到几步以外，伛下腰，任凭苦恼来折磨他……他觉得向别人诉说也没有用了。可是还没过上五分钟，他就挺起腰板，摇着头，仿佛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似的，他拉了拉缰绳……他受不住了。”使姚纳忍受不住的是生活在这喧嚣世界里却绝无相知的孤独寂寞。小说末尾，对姚纳决定到院子里去看看马之前的一段心理描写，所突出的是他要“有条有理、有声有色地”“讲一讲他儿子怎样得的病……他要描摹一下儿子怎样下葬，后来他怎样上医院里去取死人的衣服”。引文中儿子“怎样受苦”并不是怎样活得受罪，而是受热病的三天折磨。无论是儿子，还是他，还是他住在乡下的女儿阿尼霞，怎样在尘世间受苦，他都并不在意。对于生活，对于生活的不幸，对于受呵斥、被嘲弄、捱打骂，他都已经麻木不觉。因此，姚纳的痛苦、苦恼，不是来自生活追求，而是来自心理需求，来自渴望与人进行情感交流的精神需要。这是低得不能再低的卑微要求。作家以冷峻的笔调，不仅揭露了黑暗的彼得堡的冷酷无情，同时也揭示了老马夫的毫无社会意识、对生活毫无本质认识的麻木不仁、愚昧蠢钝的处世心态和社会地位，并从“这一个”的角度揭示整个俄国社会的人们的缺乏思想觉醒的混沌状态，姚纳正是这个社会中不觉醒的下层人民的一个典型。

祥林嫂也是这种麻木愚昧的国民之中的一个。鲁迅以沉重的笔触将祥林嫂一生中最美好的东西撕开，将最“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将祥林嫂的悲剧的一生，展现得淋漓尽致，而祥林嫂的命运悲剧，不仅来源于社会，同时也由于这个黑暗社会所造成的个人思想意识、精神状态。祥林嫂们的辛苦恣睢和麻木愚鲁，使得封建宗法制度的横行无忌获得其天然的合法性。因此，我们在读着祥林嫂的悲剧时，总不免想起鲁迅对华老栓、闰土、阿q们“怒其不争”的痛切感情，感受到鲁迅“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的强烈愿望。

不过，《祝福》毕竟不是《阿q正传》，1924年的鲁迅，虽然还未自觉地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学习，毕竟在现实的斗争中，特别是在“五四”退潮之后的几年“沉默”之中，酝酿着自己的思想质变。从闰土到阿q到祥林嫂，中国的农民正在鲁迅的心目中发生着变化。阿q毕竟比闰土更多地想到“造反”，而祥林嫂对“天命”的怀疑，更反映出鲁迅对农民精神思想，对“国民性”问题的新探索，故而这“怀疑”，便寄托着鲁迅的一种新的希望。这已经不是“同情”、“批判”所能包含的思想感情。只是，怀疑毕竟还只是怀疑，祥林嫂不可能天生地自觉、自发地产生革命思想，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的软弱无力的思想状态，也不可能煽燃这星星爝火。鲁迅从自己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立场实际出发，准确地把握住中国农民大众在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法制度压制下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活动的真实振幅，宏观地还祥林嫂以摆脱不了蒙昧思想状态的精神面目；此外，即使是具有反封建民主思想的“我”，纵使有其“博爱”精神却还缺乏摆脱因袭畏葸惰性的勇气，这种性格特点，也在作家的准确把握之中。故而，总包在《祝福》中的一切人物，全都离不开那浓重的幽暗，逃不脱鲁迅对封建旧社会，亦即他在《我之节烈观》中所指斥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的总体批判，同时也表现着鲁迅对那“沉默的国民的灵魂”的痛切的批评。

三

在姚纳与祥林嫂的性格把握上，两篇小说也一致地把人物放在社会底层的重压下苦苦挣扎求存，亦即鲁迅所指出的力求“做稳了奴隶”的社会地位上去表现，从而通过人物的命运悲剧，反映出典型的社会环境。两个形象的“苦恼”，都具有相同的社会环境，在相同的典型环境下，两者也有着性格上的许多相似点。姚纳不是个力求改变命运的人。这个老马夫对于生活没有任何奢求，他将小母马“从犁头上硬拉开，从熟悉的灰色景致里硬拉开，硬给丢到这个充满古怪的亮光、不断的喧哗、熙攘的行人的漩涡里”，是因为生活的急切所需。他贫穷，他连供给他的小母马在整个冬闲时期吃的燕麦都没有，不得不靠拉雪橇来挣点买燕麦的钱，除此之外，姚纳并没有其他的生活欲望。实际上，小说并不是要写姚纳对生活的追求，而是要写姚纳对某种精神生活的追求——就那个很具体很实际的问题，即就儿子之死向什么人倾诉衷肠，求得心理的平衡与感情的慰藉。因此，契诃夫笔下的姚纳，是一个“做稳了奴隶”的“小人物”，一个并不担心自己什么时候也同儿子库司玛·姚尼奇一样悄无声息地死去的毫不觉醒的小人物。这是十九世纪中期黑暗俄国社会、觉醒前的俄国社会典型环境中的产物，当时俄国的芸芸众生的典型代表。祥林嫂也同样生活在这种社会状态下的典型环境中。在顽强地力求摆脱“想当奴隶而不得”的“人货”状态的时候，她有着强韧的生命力，她执着地追求，以自觉诚实勤劳的劳动，力争“当稳了奴隶”之后，便心满意足起来。鲁迅以祥林嫂新寡逃到鲁镇帮工，仅三个多月便“白胖”起来的典型细节，极为传神地写出祥林嫂的这种以“暂时当稳了奴隶”为满足的精神状态。当祥林嫂捐了门槛之后，那种心安理得的坦然神情，也正是她自认“当稳了奴隶”的心理映照，在无从觉悟的社会氛围里的“必然状态”下，祥林嫂依然是姚纳式的“小人物”，这样的“沉默的国民”正是中国厚积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典型环境里的产物。

两位作家都震聋发聩地针砭了这类“小人物”的卑下与短视，这种卑下的社会地位和精神领域的苍白，既是黑暗封建社会下层人民的性格特点，也正是自己的思想处于民主主义阶段的两位作家对人物性格相同的思想认识。当作家的思想水平还处在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激发自己的国民，使他们发些火花”的状态的时候，他们笔下的“小人物”就只能是这样地朦胧愚昧。

四

人物的心理活动、精神状态、内心要求，常常诉诸他的语言，因而，人物的语盲，也就成为刻画人物性格的主要手段之一，姚纳和祥林嫂的语言，主要是他们的“苦恼”的语言，比起别种人物形象的性格语言，又有其更大的特殊性，故而更显出作家对人物性格把握的功力。首先，姚纳和祥林嫂都痛心于自己孩子的死亡，都因这死亡而形成极度的心理痛楚和精神折磨，而且由于时日的积累，这样的精神重压，都酝酿发酵成他们迫切需要发泄的强烈欲望，这种欲望与“苦恼”之间的反差，也就是，由于无从发泄而对心理所造成的挤压，便使人物处在一种极度木然而又只在“这一点”上极度亢奋的精神状态之中。这种情态下的人物的语言特点，便是语句上的下意识的机械重复和语气上的下意识的急迫性。姚纳急于向乘客倾吐自己的“苦恼”，他的迫切愿望使得他忍受了所有人的奚落辱骂，或者说，对所有受到的奚落辱骂，都由于自己长期屈辱生活所造成的精神麻木以及当前的心理焦点的转移而无动于衷，唯独对于乘客不肯听他的倾诉这一点十分敏感，十分失望。在语句上，简单机械地重复“这个星期我的儿子死了”，除此之外他的语言十分苍白、空洞、无力，再也倾吐不出心中真正的苦痛，以致无法从语言上博得那些毫无怜悯之心的老爷少爷们的同情。祥林嫂逢人便急切地絮絮叨叨，眼睛的异样光芒使人见而发怵，而语言的机械重复的程度，至到连鲁镇的人们都能背出来。鲁迅在祥林嫂向人倾述儿子之死的语句上，采用了一字不易的通盘重复方式，表面上看语言单调枯燥，而正是这单调枯燥的语句设计，极为准确地映照出祥林嫂枯竭的心房和僵冷的精神状态，造成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姚纳与祥林嫂精神状态的形成，都离不开他们具体的社会环境。他们的“苦恼”，怎样与其所处环境碰撞，环境对他们的“苦恼”怎样反应，便成为他们的性格的映衬。两篇作品所着力描写的那种浓重的冷漠、人情上的淡薄，有力地反衬了姚纳、祥林嫂的“苦恼”，对于这种冷漠，亦即令人难以容忍的愚蠢、麻木的人情世态，以及封建专制主义下整个社会的“沉默灵魂”的众生相，作家并不是用直露的抒情性叙述语言去直接表态，而是用冷隽的笔触，去“客观地”展现生活在这个氛围里所有人们的“自然形态”：他们如何冷漠地对待别人，又如何麻木地接受别人的冷漠，从而写出他们僵冷麻痹的灵魂。这正是如同叶圣陶所说的“冷静的观察，客观的描写”的现实主义态度，在客观与写实之中透视历史与社会的本质，透现人物（包括“杀人团”）的病态心理。所以，《苦恼》与《祝福》，不仅以其人物命运与精神状态的悲剧性，也以其用以反衬人物精神面貌的环境气氛的巧妙营造，构成了它们的强大的思想批判力和艺术撼动力。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