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百家争鸣里看到一篇《不应随便对“文学”说三道四》一文，看了之后思绪万千,觉的其观点不敢苟同。于是又著一文阐发下个人观点。

《大学》第一章说道：“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有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耶。”意为：知道达到完善才能坚定不移，坚定不移才能镇静不躁，镇静不躁才能安然不乱，安然不乱才能思虑周全，思虑周全才能达到完善。任何事物都有根本枝末，任何事物都有始终开始。知道本、末与终、始的先后顺序，那就接近大学的原则了。所以后有“格物致知”只有穷究物理才能认识明确。而不是在抓到一点就大肆文章。

萨特曾因他所创作的代表剧作《禁闭》所揭示的主题“他人即地狱”遭来了众人的非议，然而在人们明白了包含在“他人即地狱”中隐含的三层含义：首先，如果你不能正确对待他人，那么他人便是你的地狱。其次，如果你不能正确对待他人对你的判断，那么他人的判断就是你的地狱。再次，如果你不能正确对待自己，那么你也是自己的地狱。后人们便对其备加称道。反观此文，既然作者说了“顾彬，我确实是第一次听到。”那么你就不应望文生义的加以批判，却全然不顾其出发点的好坏，只重其壳，而去其核，和买黩还珠者又有何异。鲁迅不也曾把过去几千年的封建文化简单的概括为：“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从历史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来说这样的概括准确了吗？但是从鲁迅隐藏在背后，对麻木的中国人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的出发点来说，这句话却盛过历史的厚重。可见望文生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文学的发展不论是“俗文学”还是“雅文学”都需要广大的文学爱好者自觉的参与进来，百家争鸣才能让文学健康和谐的发展。虽然由于受到文学爱好者主观条件和外在客观条件所限制，思想和语言会出现难免的偏颇。但只要其出发点和初衷是好的，能令我们以自省的文学，是文由心声，并非无病呻吟的炒做，我们就应该尊重其观点，并思考。毕竟文学一词浩如烟海，仅凭自己的一叶扁舟怎能泅渡。文学本应该就是开放性的文学，自己闭们造车，或有观点有想法不说出来，怎么能让文学爱好者的思想上升到一个高度。古希腊的为什么出现了那么多杰出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就是由于当时的古希腊思想开放，学风甚浓。经常有大型的思辩色彩颇浓的辩论，而参与者更是无所谓地位和才华，只要是爱好皆可参与，试想如不是当时的智者有海纳百川，兼容并收的博大胸襟怎么能成其伟大。毕竟每一条小溪都能流出他独特的智慧。智者与庸才的区别不过是一个博采众长，一个闭门造车而已。

无独有偶，看看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于周代敬礼重德的理性精神之下诞生了观点不同的百家学说：提出无为而治的老子、“克己复礼”的孔子、施行仁政的孟子、兼爱非攻的墨子、主张法制和君主集权的韩非在当时的礼制下更是大反其道，让人骇然。我想其深度和广度也不压于今日顾彬之“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垃圾”之言论。这些大师级人物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正是当时的学风和文风皆开明，作者身份从最初的巫到史，到贵族，再到士，作者的身份变的多样起来。特别是后来因分工而日益壮大的士阶层敢于起来舞文弄墨，对至高无上的周公“制礼作乐”的文学说三道四，敢于唱出自己心中的文学，才使得文学在这一时期，体裁、题材、风格等方面显出了异彩纷呈的特性。清人章学诚说：“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文史通义》内篇《诗教上》）可见对文学的说三道四，在历史上就曾促进了文学多样形的发展。

反关中国文学史上几个对文学发展影响较为恶劣的小插曲到使得我们对于不敢或不愿随便对中国文学所三道四者的鄙夷。

最早的思想文化禁锢是从周幽王高压下人们只能“道路以目”，揭开了序幕。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支持董仲书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隋推行八股取士，统治者叫学八股文，就都学八股，全然没有了好坏之分。宋徽宗不就在《劝勉联》里说了句“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吗？就能够牵着中国文人的鼻子，为之心动千年。而在这其中不应随便对文学说三道四到的确成为了封建文人以及一个“有思想有作为之士”奉为圭臬。能取士，能入仕就是好文学，管他八股还是两股，其结局是中国文学的发展走进了泥沼而不能自拔，八股不自觉间成了作者的思想桎梏。使的后来的有识之士感叹“八股甚于焚书”

再到清朝的文字狱，到国民党的“不谈国事”再到文化大革命的邪恶风暴。都是统治者为了加强集权，维护统治而对人们的思想文学的禁锢。人们的思想从哪来呢？行之无文，神之不远。培根也说了知识就是力量。文学知识，才是人民的源源不断的力量源泉。

中国文学也就在这样的一种劫波下导致了“大师级人物的缺失。”人们都不再说三道四，都安于做一个循规蹈矩的合法公民。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的大师级人物基本上是趋于真空，残存的都是那些五四以后保存下来的国宝级大师，但是都是被洗脑后的安分大师。稍微有点气节皆追随那句“留取丹心照汗青”而去，如投身未名湖的老舍，得以苟活的恐怕也愧对于“大师”这二字吧，有句话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这高举中国文化和思想大旗的“大师”们，五四时候，“铁肩担道义”，荷戟奋站的无畏豪情哪去了？恐怕是为后来的所谓中国文联主[xi]等众多虚名所累吧。孔子说：“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是说：君子和顺而不随波逐流，多么坚强啊！立定中庸而不扁倚，多么坚强啊！国家政治清平，不改变志向，多么坚强啊！国家政治混乱，宁死不变操守，多么坚强啊！。即便中庸之道为后世多有异议。但是看看我们的“大师”们呢？不敢对于四人帮的反动文学说三道四到也罢了，竟连中庸都不能操守，相反却是在强压之下，推波助澜，助纣为孽。大师尚且如此苟且，下面的文学爱好者们就更不敢说三道四了。

看来这青蛙被渐次升温的水烫死，也不是空无其理，还是应了那句话，“生于忧患，死与安乐”吧，这历史上被浮名所累的文人们的确是数不胜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真正做到又有几人。终于文学爱好者们还是说三道四了，在送总理的路上，人们终于不在沉默了，天安门诗抄，体现文学舆论的力抑的人们奋而量。压起来对样板戏说不、对文化大革命说不、对四人帮说不、对一切禁锢我们思想反动文学说不。

但是我们忍不住回过头来说如果，如果当时的精神领袖文学大师们，能不摧眉折腰向四人帮等邪恶权贵低头，引导人民反抗。文革也不会黑暗中国社会十几年。在这关键的十几年别的国家都利用好了大力发展经济，把中国甩在身后，也不会导致中国今天还在发展中国家中挣扎。难怪网上有人说了这样一个笑话：小泉说，谁骂我我骂谁，小布什说，谁骂老子老子打谁，小胡同志说，谁打咱，咱骂谁。这些不过是一个隐藏于国综合实力背后的笑话。不过我想还会有人起来意淫说咱中华自古为礼仪之邦，向来是君子都口不动手。

看看中国诺贝尔文学奖的空白，虽然诺贝尔文学奖并非绝对公正，但谁有能说当选的都是混入的南郭先生呢？毕竟当选者必然有他对文学的一己的独到贡献。看看我们的左邻右舍，你能说泰戈尔，和川端康成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吗？倒是中国文坛，山中无老虎，猴子充霸王，韩寒起来说大师们的作品都过时了，王朔又骂金庸了，韩寒又和王朔对上了，郭敬明又抄袭惹官司了，韩寒说郭敬明哥们你咋那么多时间来拍写真集了。正如文人相轻说，中国现当代的作家文人们把这词发挥到极至。这样的氛围能出大师？起码一个大师的胸襟都还不具备。文人们大声疾呼：“中国现当代文学呼唤大师。”千呼万唤不出来。有的小丑起来了，我就是大师，只不过是你们有眼无珠，咱空口无凭，不信去看我我的某某大作，大家蜂拥而去，刚点开，一看点几率大呼上当，晕，又帮别人免费抄作了一回。

文学爱好者们也忍不住怒道：“垃圾，通通的垃圾，中国现当代文学都是垃圾。”

我想只是我们温顺的太久了，毕竟精神的枷锁一旦形成，不是几十年就能解除。何况当我们解除了这个枷锁的时候又一个无形的枷锁却已经悄然而至。我们应该学会寻求自我解放，营造一个活跃的百家争鸣的氛围，而不是对着文学一味崇敬，而暗自怯步。真正的文学是“言为心声”的文学，是从心底怦发而出的文学，是吼出来的文字。文学贵在质疑，应大胆言论，为文者应无所畏惧地对文学随便的加以评论。这样我们才能不自觉地打破有形无形的枷锁。

不要自我谦卑，也不应妄自菲薄。白居易在创作诗歌完成的时候每每吟颂于路旁老者，直至老者听懂满意之后，算完稿。这一如他在《新汉乐府》中指出作诗的标准之一为：“其辞质而径”即强调语言须质朴通俗。没有老者随意地对文学加以说三道四，怎能让后世留下那么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每一滴水，都蕴涵有它的大智慧。真正的大智慧隐藏于人民大众中。继《诗经》、《楚辞》之后，又一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景观——两汉乐府诗，就是来自于人民群众中的大智慧。其诗歌大多来来自于乐府机构民间采风而得到，有的作者更是普通的平民。《汉书•艺文志》写道：“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正是作者参与的广泛性，每个平民，皆能随便的对文学说三道四，有感于哀乐之，后缘事而发。才能给我们留下那么多如《孔雀东南飞》、《陌上桑》、《陇西行》等优秀的叙事诗歌。

所以作为一个真正的文学爱好者，应该大胆的对文学说三道四。尽情释放自己的青春才情。文学的开放性发展，需要大家积极的参与进来说三道四。文学不是大师们的独角戏，是因为有你我的“说三道四”才异常精彩。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