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是一个伟大的世纪。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二十世纪出现的发明创造已经超过自人类诞生以来所有发明创造的总和。而对二十世纪人类社会生活的进步与发展影响最大的，恐怕要数由三大理论所引发的前所未有的三场大革命了。这三大理论是爱因斯坦创立的“相对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弗洛伊德的“爱欲论”：爱因斯坦创立的“相对论”，引发了一场空间物理的大革命，使无数颗人造星体飞上了太空；马克思写出了《资本论》，引发了一场社会政治大革命，使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弗洛伊德提出了“爱欲论”，引发了一场人类心灵深处的大革命，点燃起一场波及全球的性解放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大火”。这场大火从欧洲烧到美洲，从西方烧到东方，一直烧了半个多世纪，烧遍了世界的各个角落。而且，随着二十世纪的终结和新世纪的开始，这场大火还有愈烧愈猛愈烧愈旺的趋势。

弗洛伊德的爱欲论何以有如此大的魔力？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突出并肯定了人的由本能而生成的爱欲的巨大功能。他认为人出生之后，有三个最大的欲望：生、爱和死亡。在这三大欲望中，爱欲的力量最为强大，它往往超过生与死的欲望，主导人的一生，决定着人的荣辱祸福，甚至对社会的政治、道德、伦理、法律、文艺及其他领域产生极大的影响力。弗洛伊德的理论也许有些以偏概全的武断。他的得意弟子荣格与阿德勒就对其爱欲论提出了尖锐的质疑与批评；现代心理学研究专家霍妮与弗洛姆，也对弗洛伊德的爱欲论做了不少的修正；西方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泰斗马尔库塞，更是在肯定其爱欲论的积极意义的前提下，提出了许多需要改进的问题。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可否认弗洛伊德爱欲论的伟大的人性价值，不可否认爱欲对人生、社会、政治、道德、法律以及文学艺术诸方面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这是众多心理学家和思想家们所共认的事实。

然而细究起来，弗洛伊德的爱欲论还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创造”。早在公元元年，即基督耶稣诞生的那一年，古罗马诗人奥德维就写出了研究情爱艺术的《爱经》。在之后的公元四世纪，印度人瓦特萨亚那甚至写出了推崇性教育、性卫生和性技巧的《卡玛箴言集》。该书将性爱、宗教与财富并列为人生追求的三个最伟大的目标。后来，经历了欧洲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封冻，自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宣扬健康的性爱的文学艺术作品和研究性爱艺术的专著，就在西方如火如荼地无以计数地产生出来了。比较著名的有薄迦丘的《十日谈》、约翰·克莱兰的《范妮·希尔回忆录》、戴赫·劳伦斯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以及哈夫洛克·埃利斯的《性心理学》、阿尔弗雷德·金西的《男性的性行为》、《女性的性行为》等。弗洛伊德只是在总结前人创作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掺入了大量的心理学分析的实例，从心里和实践两个方面，肯定和夸大了爱欲的功能和影响力。也许，他的爱欲论的巨大意义就在于此。他毕竟讲出了人人都在做、人人都在想，却又无人敢于说出的石破天惊的话语。仅凭这一点，弗洛伊德就是伟人！

与西方的性解放与性开放相比，中国在性研究性教育和性爱文学的创作方面显然是滞后的。长期以来，“性”在中国下层老百姓中间，几乎被视为一种淫邪肮脏的东西，因而遭到严厉的禁忌与诋毁。“性”只能在婚姻之中无奈的存在，因为“性”的唯一功能就是传宗接代啊！若不为此，男女之间就不该有任何的性接触了。所以，任何婚姻之外的性爱都被视为应当严加惩处的lu*n伦行为。那怕没有情感没有欢爱，婚姻也要板上钉钉地坚持到底。甚至年轻的丈夫死了，妻子也终生不得再次婚嫁。这种只有“性欲”而没有“性爱”的传统模式，不知使多少心热如火的有情人，枯死在冰冷窒息的婚姻里；不知使多少活泼可爱的青春女性，在贞节碑的重压下变成了“木乃伊”！然而，与此相比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性”在掌握寻常老百姓命运的权力阶层中，却是毫无顾忌肆虐滥为的奢侈品。一般老百姓只能一夫一妻，官僚贵族们却可以三妻四妾，皇帝老子甚至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数百名嫔婕。中国历史上不知出现了多少个因无节制的纵欲而短命断后，甚至葬送千秋基业的昏庸皇帝和佞臣？这种极不平等极不协调的性禁忌与性渲泄，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古代政治的腐败赢弱及国人精神的萎靡压抑。近代史上汉民族屡受国外列强凌辱欺侮的史实，可以说就是这种政权赢弱与精神委靡所造成的恶果！

虽然新时期敞开国门拨乱反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与西方文化思潮的渗入，国人的思想观念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追求自由自主的纯真爱情已成为人们感情生活的时尚；情人与婚外恋也已成为人们默然承认的事实。但是传统守旧的情爱观念依然占据着主流社会人们的大脑，有相当比例的中国人在性科学性卫生的开发教育方面，尤其是在青少年的性教育问题上，仍然是讳莫如深裹步不前。这种因噎不食的保守与畏缩是不可取的。这种态度已经引起了青少年一代的逆反心理与反抗，进而出现了大量的父母们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乱爱”现象。而且，这种“乱爱现象”已经造成了不少的“恶果”。对此，我们必须予以重视与对待。

至于应当与生活的发展同步的中国性爱文学，虽然不能说一片空白，却也可以说不怎麽景气。因为中国的性爱文学是和中国人含蓄保守的爱欲观念相辅相成的。从中国最早的文学作品总集《诗经》开始，而后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戏曲，几乎每种文学形式都有对男女纯真情爱的歌咏与描绘，但这些歌咏描绘都是飘渺写意，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和隔靴搔痒难以捉摸的，因而不能是严格意义上的性爱文学。只是到了明清的小说，才出现了一批写“性”的作品，但都戴着道德说教的面罩，描写又流于直观粗陋，没有多少社会内涵及价值。只有一部《金瓶梅》，在思想内涵、艺术价值及思想深度上达到了较高标准，但在“性”的描写上，也难逃直观粗陋的时弊，缺乏异性之间心灵上的情感悸动与交流，因而也不能算作高品位和纯粹意义上的“性爱文学”。往后说到中国的现代和当代文学，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学作品中几乎无“性”可言。再往后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作品中的性爱描写才渐渐放开和多了起来，然而仍然没有形成中国的性爱文学佳作。只有贾平凹写了一本《废都》，虽然思想内涵上有所建树，艺术上却没有跳出《金瓶梅》的桎梏，没有达到应当达到的“性”由“情”生空灵脱俗的佳境。至于二十世纪末期出现的“新新人类小说”，只能说是一种不成熟和不成功的“性爱文学”的探索。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一大缺憾，是长期以来中国人性禁忌与性压抑种下的苦果。

其实，说到性禁忌与性压抑，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也是百害而无一益的。因为从生理的角度看，人的爱欲是与生俱来的和吃饭睡觉一样的本能需求。人类的延续离不了“性”，人类的生活离不了“性”。人的性欲不仅仅为了生殖与繁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性爱还是人们的一项重要的生活及娱乐的内容。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性”还是组成社会的最小的单元和链条。社会正是由千千万万个这样的“性单元”和“性链条”组成的。而且，人在社会活动中的许多方面，也都离不开直接或间接、明晰或隐喻的“性”。这是谁都无法否认并热衷施行着的事实。因此，对于人的这种本能的欲求和社会欲望的需求，切不可一味地压抑禁止，而只能采取科学导引的方法，让其在法律、道德和情感的渠道里合理释放。这就像筑起两道河堤，挡在奔腾的江河的两边，让其有序地流向大海一样。惟有如此，才能真正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如果对于爱欲的水流，只是一味硬性地四面围堵，轻则会使“活水”变成一潭毫无生气的“死水”，重则还会导致潭水漫决堤坝，造成“黄水”横流的灾难性局面

科学地讲，爱欲是一种健康而快乐、圣洁而崇高的情感。如果能让其正常有序地释放，不仅能够强化与加深异性之间的情感，而且还能够使人身心和谐健康长寿。中国与世界上的百岁老人们，大都是有过婚史和有过实质性婚姻的人。那些长期压抑自己爱欲情感的人，是很少有长寿现象的。而且，健康正常的爱欲还有一种巨大的魔力，既能够激发人的无限创造力。西方的许多作家艺术家，就是在爱欲所激起的不断出现的创造力的驱动下走向辉煌的。中国的古代诗人作家中，也有不少由情爱力量的促动而成功的例子。因此，对于健康而正当的爱欲，包括一切正常而合理的欲望，都应该按照合适的渠道，鼓励其尽情地释放与满足，而不应当压制禁绝的。西方世界不少的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允许和鼓励人们在法律的规定之内，最大限度地释放与满足各自的欲望。而那些宗教盛行，压抑国民正当欲望的国家、民族或地区，不管他们实行的社会政治制度是什麽，都是无论如何也发达、进步、强大不起来的。

当然，还有一个爱欲的异化与升华的问题。这是另外一个理论范畴，是一个较高层次的思想异变。也有不少的政治家、哲学家、作家、诗人、艺术家，是经由爱欲的异化与升华而走向成功的。但是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够做到的。就如同许多现世中人对于佛祖释迦牟尼和基督耶稣虔诚信奉顶礼膜拜，可是假如也让他们像佛祖和基督一样抛却尘世浮华生活，另去一个清静冷寂的地方面壁十年领悟禅机，肯定没有几个人愿意前去，也就是这个道理。爱欲的异化需要意志。爱欲的升华需要道德的境界。中国古代圣贤们所强调倡导的，就是这种爱欲的异化与升华。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的“佛祖”已不会要求佛徒们像他当年那样面壁悟禅。也不再有孔孟老庄那样的圣贤不厌其烦地向世人絮絮叨叨地布“礼”传“道”。现代社会的物质化浪潮正在剧烈地销蚀着人们的灵魂与信仰。许多人去烧香拜佛研究老庄已经不是为了参禅悟道，而是为了让疲累的身心得到片刻的歇息，让佛祖和圣贤暗中保护其能够发财升官名利俱获。祈拜的时候也许是心诚神往的，但拜过之后就立即回到官场的争斗和名利的搏杀中去，祈拜之时的片刻神思早已望到九霄云外去了。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全球性潮流漫卷世界各地。这股强大的潮流最大限度地刺激着人们的欲望，驱使着人们不顾一切地拼命工作拼命挣钱拼命消费拼命享乐。这种欲望的拼命释放虽然强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但是也造成了一些诸如亲情丧失、道德沦丧、犯罪率升高、性病和爱滋病疯狂蔓延等负面影响。对此，社会学专家已有清醒的认识并有不少论著问世。西方已经出现了一些调整欲望、寻求责任和道德的倾向。这些倾向虽然现在尚显微弱，但是已经透映出人们对于膨涨物欲的反悖与淡出，这可以说是人类的另一种意义上的“福音”。

然而，就如东方人的爱欲观与西方人相比落后半步一样，中国人和欧美人在对欲望的认知与转变方面也滞后半拍。人家疯够了玩够了，开始出现了爱欲向道德责任的转轨；而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才好像刚刚把西方的“释放爱欲”经验学到手一样，五花八门的情爱行式和高速度的拍拖、分手及高频率的离异、再婚，正成为他们的时髦并在其间愈演愈烈方兴未艾。这种情形的积极一面，是对中国传统保守的爱欲观念的逆反与判离，是一种追求自由之爱的进步表现。但是，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道德、伦理、法律、责任、文化、情感等方面的负影响，已经成为一个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本文已被编辑[九曲山庄]于2007-12-6 16:30:20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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