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尔萨斯人口论”横遭批判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每个家庭的兄弟姐妹，少则两三个，多则八九个，一般也都四五个。尤其是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物资的匮乏，生活的艰辛，是整个社会的普遍问题；衣服换着穿，食物分着吃，是各家各户的普遍现象。1962年以后，我国的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仍然是全党全国人民一贯提倡的创业精神；1963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亲自为雷锋题词，在全国迅速掀起“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高[chao]。于是，“学习雷锋好榜样”成为全社会的“主旋律”。特别是在中、小学的校园里，以雷锋为榜样，热爱祖国，热爱集体；努力学习，奉献青春；尊老爱幼，艰苦朴素等等，鼓舞人心、激励斗志的口号和精神，得到了广泛提倡、大力弘扬。尽管我们那时的生活很拮据，但是，我们家家户户、大人小孩都过得心安气顺。我们大家在一起，不比穷富，没有奢求。吃饭穿衣全凭父母安排，给啥穿啥，给啥吃啥，不允许你有这样那样的挑剔和抱怨。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完成了初中的学业，接受了学校非常正规的教育，学到了系统的文化知识，懂得了立志为人的许多道理。

记得那时，我虽然年仅十五六岁，却已经知道帮助家里承担责任、排忧解难了。买烧煤，我们为了节省手推车的2元钱“推脚钱”，每月都要借车往家推；每年一次的挖黄泥，我和三弟象大人一样，要借来人家的手推车，到离家十几里路的二道江的大岭上，一锹一镐一土篮地挖够满满的一推车黄泥。我们从中午干到贪黑，累得腰酸背痛不说，还常常碰破手脚，好多天不方便、不敢动。每年的国庆节三天假日休息，都要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家的孩子无忧无虑地玩耍，而我们却要在家和父亲一起，抹山墙、清烟囱、串瓦修房子。至于冬天的清雪扫院子，都是我们最乐意干的活儿。因为在清雪的过程中，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堆雪人”、“打雪仗”、“抽冰陀螺”，其乐无穷呵！

除此以外，我还要帮助母亲干些家务活儿，诸如每年上秋要储购土豆、萝卜、大白菜，忙里忙外的腌咸菜、渍酸菜；为了贴补口粮不足，我家几乎每个月都要外买私价或仪价的玉米，再到郊区农村的电磨房去加工成玉米面。我家不缺男孩子，只有一个小妹是母亲的“宝贝疙瘩”。所以，很多家务活都要我给母亲打下手，因此，也跟母亲还学会了发面、烙饼、赶面条、包饺子。时至今日，我仍然愿意吃自己亲手包的饺子、赶的面条、烙的糖酥饼。每每在自己和面、拌馅儿、赶皮儿的时候，总会想起老娘手把手教我时的场景和感觉，让我感到香味盈喉，亲切可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个子的长高，力气的增强，我们也在努力帮助父母分担家中的经济困难。那是1964年秋天的事情。在我们的后院，是市二轻系统的职工食堂。食堂的规模不大，也就负责二三十个外地职工的吃饭问题。管理员姓张，三十多岁，瘦高个儿，浓眉毛，大眼睛，小分头儿，两个颧骨又高又红。走起路来，两手总是插在裤兜里，身子往前略躬着，见谁都是先打招呼后说话，与左邻右舍的人缘关系都不错。我们这帮毛头小伙子跟他的年龄相差十多岁，都不约而同地叫他张师傅。因为整个食堂只有他一个管理员，活儿多忙不过来的时候，大都由我和我的同学庆升，三弟和他的同学小伟、忠宴几个人，一边说笑玩闹着，一边帮着把活儿给干完了。所以，我们和张师傅的关系，就是一个字：“铁”。

那年秋天搞秋菜的时候，食堂要重新挖一个再大一点的菜窖。我和庆升、小伟、三弟几个人，一起找到张师傅，商量着把挖菜窖的活儿由我们几个包下来，也让我们能挣几块钱贴补家用。挖菜窖的事是经张师傅的领导批准的，包给谁干都得由张师傅决定。因此，我们几个凭着与张师傅的“铁”关系，理所当然地承包了挖菜窖子的任务。第二天早晨，我们四个人迎着初升的朝霞，便舞锹抡镐地干了起来。挖土方、搭横木，再铺上草袋子，留出窖口，最后开始培土。待我们忙完收工时，已是灯火阑珊的晚上了。虽然一天的劳动很辛苦，但是，能给家里赚几块钱，也是我们很感欣慰的。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偏偏赶上那天晚上下了一夜秋雨，待我们第二天清晨起来，准备让张师傅验收结账的时候，只见昨天刚修好的菜窖，竟因雨大土沉而塌陷成一个大土坑。看着眼前的惨状，我们几个立刻象撒气的皮球一样，蹲在大土坑边上不说话、直叹气，冷风一吹，心里凉透了。

后来，张师傅还是给我们算了大部分工钱，而菜窖子却不用我们再挖了。听说又雇了几个成年的大人，把菜窖子重新修好了。

还有一次，听说离我家不远的县委党校准备搞基建、盖房子，需要挖基础土方的“力工”。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和大哥当然不会错过出力赚钱的好机会。于是，我和大哥便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那天到场干活的“力工”当中，有老年人，也有中年汉子，都是打“卯子工”的老手，只有我一个十几岁的“生牤子”。我的年龄虽然没有他们大，那时我天天举杠铃、练亚铃，打拳、摔跤，浑身一包劲儿，毫不示弱那些“老油条”。在划分地段的时候，我也跟别人一样分了五延米长的土方量。看着用白石灰划好的地段，我的精神头儿立刻上来了，连忙脱掉上衣，甩开膀子，猛干起来。汗流浃背顾不上擦把汗，口干舌燥顾不上喝口水。看着脚下的石土被一锹锹地扬上地面，看着房子的地槽在一锹锹地向前延伸，想着每延米土方0·8元的工钱就要到手了。我的心越来越急，我的手越来越重，一锹比一锹狠。在我身前身后的“老油条”见我干得太猛，都用“风凉话”敲打我：“哎，小伙子，别太猛了，悠着点儿。累坏了，长不成好老头儿了。”

尽管我已经累得头晕眼花，真想坐下来歇一会儿。可是，他们的“风凉话”却象给我打了“兴奋剂”，我反而更加猛劲儿地接着挖下去，直到最后才休息。在我的记忆里，我和大哥俩人那一天就挣了十六七块钱呢。

1964年以后，国家的经济状况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物资生活也有了明显的改善。每家每户的生活水平都没有太大的差距，都能维持基本温饱；各家各户的孩子们也都勤于学业，乐于助人，热情开朗，非常融合。每天放学以后，我们“大院”二十多个年龄相仿的孩子，不分男女，不分大小，常常聚在一起“丢口袋”、“跳大绳”、“打石碑”、“捉迷藏”，疯疯闹闹，其乐无穷。每天不闹到九、十点钟不罢休，不闹到爹妈叫骂不罢手。呵，那是我们欢乐无忧的青少年时代，也是我们充满活力和浪漫的宝贵时光！

从1965年开始，中国的历史车轮进入到“突出政治”的年代。在学校里，“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进入1966年以后，随着国家政治生活的日益偏激，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日益加强，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被生拉硬扯地与“彭德怀反党集团”连到了一起,更被“无限上纲”；吴晗、邓拓、廖沫沙被称为宣传“封资修反动路线”的“三家村”，他们在《北京晚报》开辟的“燕山夜话”栏目，也被称之为“匈亚利俱乐部”在中国的表现。从那往后，能看的书越来越少，只有《欧阳海之歌》比较流行；能看的电影也越来越少，只有《南征北战》经常放映。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化大革命”前夜，学校的老师人人自危，都怕背上“走白专道路”的罪名，更不敢搞“分数第一”、“分数挂帅”等名堂。所以，学校的课外活动减少了，课后的作业也没有太多的压力，我们在一起打朴克、下相棋、看课外书的时间更多了。

住在我家道对面的长清，是我们同校不同班的中学校友。以前学习紧张，也没有太多的来往。功课减轻以后，我们在一起玩的时间也就多了。长清的父亲是搞电器技术的，家境也比我们富裕。所以，他家不仅有放唱片的手摇式唱机，而且还有很多老唱片。于是，我们趁家里大人不注意，偷偷地把唱机和唱片搬到我家，放在我家的炕桌上，和庆升几个人聚在一起，一边轻轻地摇着唱机，一边慢慢地听着唱片。当时我们最爱听的是侯宝林、郭启儒的相声，还有广东音乐“步步高”、“雨打芭蕉”和“彩云追月”等等。

最让我百听不够的就是京剧唱片，梅兰芳、马连良、裘盛戎、袁世海，还有上海的“麒派”周信芳。因而也走腔差调地学唱两句“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庭上”、“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等等。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京剧便成为我非常痴迷的业余爱好。特别是爷爷经常和他的那些老伙伴在一起聊京剧的时候，诸如板式呵、唱腔呵、流派呵，以及那些京剧名家的轶事等等，都让我非常感兴趣。所以，每有这样的机会，我总是放下其他事情，静静地在一旁听，默默地在心里记，再融入自己的感受和体会，以深化我对京剧的理解与认识。

与此同时，我们也有机会阅读了很多文学经典，如《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老残游记》，还有《说岳全传》和线装本的《三侠五义》，以及《家》、《春》、《秋》和《青春之歌》等等。尽管我那时的阅读多为浮光掠影，只为满足自己的好奇兴趣，那也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和记忆。也是在那几年，爷爷在我看书的时候，曾提醒我“老不看《三国》，少不看《西游》”。今天看来，《红楼梦》是家喻户晓的文学经典。然而，在“反右派”前的1957年以后，《红楼梦》已经被列为“禁书”，根本无法买到；即使存有此书，也无人敢借与你看。所以，从那时起，我对《红楼梦》一直缺乏系统的认真阅读，更谈不上“红迷”了。

少年的时光转眼既逝。我们虽然经历了那时的特殊年代，但是，她给我们留下的记忆是无法磨灭的。我常常为那时的艰辛而感叹，又为那时的充实而欣慰。我怀念她，因为她让我经历了很多事情，明白了很多道理；我感谢她，因为她给了我厚重的情感、不变的信心和坚定的意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