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把中国引入了动乱危机的深渊，同时也打破了我们的青春梦想，阻断了我们的求学之路。使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中学生，过早地陷入“造反有理”的“政治狂潮”之中。

我不会忘记，从1966年的6月18日开始，我们这座被称为“山高皇帝远”的边陲小城，竟然也把“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迅猛地燃烧起来。由我们市二中和一高中的高、初中学生们，共同发起的“6·18造反”事件，成为我市率先点燃“文化大革命”烈火的标志性事件。

我清楚地记得，从6月18日下午开始到深夜，我们第二中学的正常秩序被完全打乱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贴满了学校的每一个角落；学校的书记、校长都被“戴高帽”、“挂牌子”、“揪斗”、“游街”、挨“批判”；学校的领导与管理，被几个“造反”的老师和同学“夺权”了。学校每天的“功课”就是召开各种各样的“批判会”、“批斗会”。剩余的时间就是“自由活动”，我们可以尽情地“疯跑”、“打闹”。我们可以把课桌拼起来，打乒乓球；还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随时拉出一支“队伍”，与外班的同学搞“篮球赛”。　

白天，我们就这样在校园里稀里糊涂地打发时光；晚上，就有一些“造反派”擅自将学校的东西拿回家，占为己有。据我们当时看到的、知道的，学校体育组仓库的上百双滑冰鞋被抢偷盗一空；学校图书馆的数万册图书也被随意践踏、洗劫一空；还有学校化学实验室的一些教学仪器，也被随意毁坏，丢失无数。记得是在图书馆已是一片狼籍之后，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还从书籍的“废墟”里，找到了一些我们喜爱的图书。从此，这些图书便成了我们打发无聊时光的最好伙伴。

大约是从1966年7月份以后，“工宣队”、“军宣队”先后进驻校园，学校的混乱局面得到控制。再后来，就是“红卫兵大串联”，全国的“红卫兵”小将到北京去见毛主[xi]，到祖国各地去学习“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于是，就象小说和电视里表现的那样，全国性的“红卫兵大串联”，象洪水狂涛一样，冲垮了全国铁路的正常秩序，构成了全国规模的学生“大旅游”。

现在想起来，“大串连”的经历和感受，仍然让我无法淡忘。记得是在1966年的8月份，毛主[xi]在北京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之后，我和五六个要好的男同学，从学校教导处开出一张“介绍信”，向母亲要来了全家仅有的13块钱和几斤粮票，再把书包里的课本拿出来，装上一些牙刷、毛巾之类的东西，就急匆匆地登上了开往省城长春的火车。在火车上，我亲身经历了双手抱住胸前的挎包，脚尖点地支撑着全身的体重，从跻上火车以后，始终保持一样的姿势，通宿一直站立到长春的难忘经历。

第二天早晨，我们到了长春以后，在火车站出口被滚滚而来的人潮给冲散了，从此和同学们失去了联系。离开了同学的我，象一只失群的孤雁。但是，我这只孤雁，不仅没感到孤独，反而更增添了展翅凌空、自由翱翔的勇气和力量。一个人，我在火车站前的胜利公园尽情地游玩，在长江路的商场和饭店前忘情地浏览，在长春百货大楼附近的新华书店里痴迷地阅览。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走出家门、第一次离开家乡，第一次来到省城长春，第一次领略到外面世界的美丽多彩，第一次感觉到家乡山城的局限和落后。

大概是年轻人旺盛的精力支持着我，是外部世界的魅力吸引着我，在我象游侠似的在长春奔波了一整天之后，竟然毫无倦意地跟随“大串联”的队伍，又登上了“长春—北京”的列车。火车开开停停的走了不知道多少时间，终于在第二天的半夜到达了北京的先农坛火车站。出站之后，我们被接待人员统一用大客车拉到先农坛体育场，然后再按省份排队重新上车，分别送到不同的学校住处。那时的北京小学都已经放假了，我们吉林省的被安排到一所叫“吉林小学（确切的名字记不清了）”的学校教室里居住。住在教室里，每人发一条毯子，睡在用课桌和椅子拼成的床铺。第二天早晨，统一安排早餐。因为“红卫兵”要参加“大批判”、参观“大字报”，中午不能回来吃午饭，所以，接待单位还准备了馒头、火烧之类的午餐。“到北京串联不花钱、不要粮票。”这是我们在家出发前就知道的。现在一看，果然不假。尽管每份的饭量标准不能满足我的饭量，吃完饭后，仍有没饱的感觉。好在不用自己掏腰包，我每天还是高高兴兴地吃完饭，说说笑笑地“参加文化大革命”去了。

在北京“串联”的日子里，我第一个想去的地方，就是参观朝思暮想的故宫紫禁城。那一天，我跟随着潮水般的人流，跨越金水桥，穿过天安门，再走进神武门。脚下是用无数块巨大的灰色方砖铺成的开阔广场，每一块方砖都被岁月的风雨侵蚀得斑剥残缺，记录着这座恢宏壮观的皇家宫殿的沧桑历史。紫禁城里最高最大的建筑就是太和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金銮殿。远远望去，金銮殿黄瓦重檐、金柱雕龙。在大殿的四周，对称地摆放着专为防火救火用的“太平缸”。我站在比我还高的涂金“太平缸”前，心想，“皇宫就是有钱呵！连防火缸都是金子做的”。

拾阶而上，走进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的金銮宝殿，使我猛然感受到了走进历史、走进神圣的无限惶恐。抬头仰望殿顶的蟠龙藻井，每条浮雕的金龙都口衔玉珠；大殿两侧那六根冲天的盘龙贴金巨柱，顶天立地，沉稳挺拔；大殿正中那高高的金漆基台上，稳稳摆放着至尊至圣的九龙金漆宝座。面对金光闪闪的皇帝宝座，皇权的威严在我的心底产生了无形的震慑，使我下意识地停住脚步，双膝不由得有些发软。我站在那里，不敢随意地挪动脚步，脑海里尽力描画着皇帝临朝时的庄严与神圣。老爷爷给我讲的那些清宫故事，在我的眼前也鲜活地展现出来。

走出红墙黄瓦、雄伟辉煌的太和殿，侧面的厅殿便是皇家御用文物的展览大厅。在展览厅里，一件件珍贵的宝玺、玉器、古画，静静地摆放在玻璃展窗里，闪烁着高贵的光环，显示着昂贵的价值。我为它们历经朝代更迭，仍然光彩夺目而惊叹，惊叹它们的精美绝伦，惊叹它们的深厚内涵，惊叹它们的浩瀚规模！

走出中和殿、保和殿，沿着中轴线前行，就是乾清宫，便走进了紫禁城的后宫。“果然是皇家的后宫吗？”走在那高墙筑起的甬道上，走过那高槛横拦的门扇，特别是走进皇家的御花园，我总是在心底里不停地扣问自己：“我一个平民百姓，竟然能在皇家的后宫浏览徘徊，真是胆大包天，真是千载难逢的幸运呵！哈哈！这大概就是‘造反有理’的幸运吧！”

所以，我迈着慌乱的脚步前行，心里总是感到莫名的压抑感和神秘感，好象随时都会有宫女或太监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让你来不及躲避，更不知道如何礼让。就是怀有这种忐忑又尴尬的心境，我走出这座庭院，又转身迈进那一座庭院，一直走到了神武门才转身返回。

当我走出“故宫博物院”的皇城大门时，已近日落西沉，工作人员已经停止接待游客了。这时我才感到腹中的饥渴，原来我在紫禁城里游览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连午餐都忘记了。由此可见，故宫紫禁城对于我们年轻人的巨大魅力。

在北京的日子里，我还登上了八达岭长城，了却了我“登长城，当好汉”的多年夙愿。站在八达岭长城的垛口前，我前仰望、后俯视、左右环顾。放眼望，万里长城顺着群山的岭脊蜿蜒盘绕，犹如苍劲的巨龙，在神州大地上飞舞翻腾，叱咤风云，彰显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英勇气概；近处看，华北大平原的劲风吹拂着我的胸膛，无边的沃野翻滚着红波绿浪。壮丽的山河蕴藏着凛然的气势，华夏的神韵哺育着巍峨的山魂。“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领袖毛泽东的词章在我的耳畔回响，青春的热血在我的胸中咆哮。我想呼喊，我要歌唱，我似乎真正领略了“长城内外，大河上下”的磅礴气势，似乎真正触摸到了领袖毛泽东的诗人情感和伟人胸怀。

在北京的日子里，我还匆匆地游览过颐和园。在将近一整天的游览过程中，我曾在蜿蜒迂回的百米长廊间，漫步流连了大半天的时间。我被那些美妙的画图和神奇的故事所深深吸引；更为那巧妙的设计和精美的工艺而啧啧称羡。在剩余不多的游览时间里，我坐在昆明湖边的长椅上，眺望万寿山、玉带桥和石舫，想象着当年修建颐和园时的宏大场面，幻想着当年慈禧太后在这里度过的悠闲时光。

在北京，我还在中国美术馆的展览大厅度过了最有收获的一天。那一天，我按原定计划去参观中国美术馆。于是，我急急地吃早餐，慌慌地赶“公交”，早早地进入了美术馆的展览大厅。走进展览大厅，便走进了艺术的世界。一幅幅作品精美精致精彩，无论是作品的表现主题、表现形式，还是作品的艺术风格，包括展览的装潢设计、展厅的整体布局，都让人惊叹不已，叹为观止。我在艺术的殿堂里顶礼膜拜，我在艺术的花园里采撷硕果，我在艺术的世界了熏染情操。非常虔诚地，我认真地品读每一件作品；无限崇敬地，我细心地研读每一位画家；似懂非懂地，我悉心体会每一个艺术观点和理论价值……

不知不觉中，展览馆到了闭馆的时间。走出美术馆，正赶上上下班的“公交高峰”，我急急忙忙地跻上了一辆“公交”。没想到，这趟车却与我要去的方向完全相反。就在我茫然无求的情况下，被迫在一个非常陌生的站点下车，再寻其它的“回家”线路。就这样，我翻来覆去地折腾了几次，也没有弄明白乘车或换车的车次线路。最后，我索性按着心中记忆的路线“回家”。我首先找到了东长安街，然后再一步步、一段段、一程程地，终于找到了“家门”。走进“家门”已经是下半夜的两点多钟了，这是我记忆中最漫长的一段路程。

在北京的“串联”已有半月时光，“伟大领袖毛主[xi]接见红卫兵小将”的具体时间，还无法确定，也没有指望，而母亲给我的“盘缠”已所剩无几了。于是，我背负着空空的行囊，荷载着沉沉的思绪，急忙登上返程的列车，重新回到我的家乡，回到母亲的身旁。

当我重新返回校园的时候，已是初秋时分。走进校门，扑面的秋风卷着尘土、裹夹着“大字报”的碎片，在坑洼不平的操场上幽灵般的飘来荡去。教室的玻璃全被打碎了，学习的课桌全都残破了。老师的办公室已被“红卫兵”的“造反组织”所占领，到处是彩旗、标语和锣鼓之类的东西，显得杂乱无章，破败不堪；教室里的学生很少，大都是“黑五类”的子女，没有外出“串联”的资格，只好把课桌拼起来当乒乓球台，你来我往地消磨时光。

从此以后，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城市，乃至我们的国家，全部跌入了“文化大革命”的狂涛巨澜当中。“造反派组织”势如“洪水猛兽”，冲进了机关、厂矿，也冲进了驻军的部队。“两派斗争”愈演愈烈，逐步升级。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舌辩论”，到“铁管、扎枪、柳冠斗”的“武装示威”，最后导致“真枪实弹”的“两军对峙”，并引发双方“夜袭战”、“伏击战”、“骚扰战”的多次爆发。战斗中，“两派”的许多“热血青年”也为此奉献出宝贵的青春和生命，至今让人痛感惋惜。

社会的动乱使我们的父母倍加忧虑。为我们的安全，为居家的团圆，更为我们今后的前途。他们时时刻刻盯住我们的行踪，不准上街乱跑，不许参加“组织”，更不许参加“武斗”。就这样，我们在父母的“监护”下，躲过了惊心动魄的“武斗”，经过了“大联合”，又开始“复课闹革命”，最后就是“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把我们这些“满怀青春热血”的青年学生，“教育”成了“安心农村、扎根边疆”的“当代农民”。

后来，我们有幸又“返城”进厂当了工人，才有机会改变了人生的前途和命运。然而，我们童年和少年时所经历的苦难与坎坷，是刻骨铭心的，是永世难忘的。每当我们回想起当年的往事。尽管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每每谈及，仍然让我们记忆犹新，感慨良多。此中滋味自然是悲喜参半、甘苦难辩。令人欣慰的是，社会又恢复了正道，时代又步入了坦途。尽管我们经历了曲折与磨难，我们却丰富了阅历和见识，这大概就是我们今生所获得的宝贵财富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