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不和目的性的生命超越形式

——《虞美人》文化启示

海上逸梦

虞　美　人

[南唐]　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

雕栏玉砌今犹在

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虞美人》是一首感时伤心的怀旧之作。李煜是个亡国之君，南唐降宋后，李煜国破家亡，身陷囹圄。在极端忧郁中，李煜创作了《虞美人》，以抒发亡国之怨。从现实意义讲，李煜是宋的囚犯，从主体意义上讲，李煜则是个诗人，在现实之路全无，现实人格全无，人化现实被粗鲁的剥夺之后，他借此获得了一种诗化的存在，那就是以诗的形式，延续他的主观现实，通过唤醒往昔的自我，创造、消融一个迷离的“骗局”。在现实的世界里，他是痛苦的，在精神的世界里，他是忧郁的，而对于创造“骗局”本身，他又是快乐的，这就是《虞美人》，一个幻化的生命意向，一个理想化的审美结构，也是一个被儒家入世文化弃之荒外的人化现实给予我们审美心理学意义上的启示。

中国的“天人和一”是对宇宙之迷的无言独化。人事、天事靠的是主体意义上的感悟，逻辑形式的空间以此纳入心理结构中，成为人可以把握的自我体验和自我构成，成为生命存在的一种形式。苏珊·朗格认为，人的生命形式是一种永不停息的、变化的和持续不断的进程，在艺术中，它以一种抽象的符号出现，在诗中，它以意向的运动形式出现，所谓命运感和悲剧感，也是意向付予运动节奏的一种不和谐形式。但在以和谐为美的古典美学框架里，中国人对悲剧和命运的认同，更多的是以一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中和”形式出现的，不同于西方悲剧的悲怆欲绝和突兀啸厉，中国人的本真之美是难得一见的。在李煜的诗中，写“愁”之幽，写“怨”之哀，非常难能可贵，创造这种至纯至美的“有意味的”形式，只有心怀童心之稚，身遭囹圄之时，只有严格意义上的诗化人生才能实现。

下面我们来分析李煜的符号系统。

首先，必须确立以下两点：一，诗的符号是幻象，而不是事实本身；二，诗的符号形成系统后，成为时空意象，意象的活动可以是非线性的，可以错位和颠倒。本诗的时空符号是：春花，秋月，朱颜，昨夜。经验表明，这些符号是短暂的，易失的，容易昙花一现。时空意象的非线性思维是：即时（春花秋月）——往时（往事）——即时（昨夜春风）——往时（故国）——即时（一江春水）。这里，短暂的意象交叉往复，虚虚实实，意象流动非定向化，非连续性，造成一种曲折、迭宛、幽远的心理空间，恒远而又易失，能感觉但又不可把握。这是一个古老的难题，是一种诗化的矛盾，既：永恒和短暂、现实和理想、过去和现在的不调和，它是一种普遍的，但又个性化的不合目的的生命形式，生命的忧郁由此而生。

提尔亚德认为，忧郁在艺术幻象里是一种基本的欢乐，这种非理性符号的组合，佛洛伊德称之为“矛盾心理原则”，他是理应如何和实际如何的感性的矛盾，它的基本冲突是生命形式不合目的性而造成情感表现形式的分裂。我们认为，这种基本形式的不和谐，是造成人的主体生命忧郁的永恒性形态，它即是艺术创作的源泉和动力，也是一种艺术创作的载体。因此，忧郁作为文学的基本感性形式，不但是诗美的永恒魅力，而且诗生命感觉的一种普遍表达和确证。

李煜是个活生生的人，他的亡国被囚的经历造就了他强烈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在艺术中幻化为非现实感，即依靠艺术幻象，一边确证，一边否定，在失落中忧郁由此创造出来，从而造成“这个”的艺术符号。我们认为，历史事实并不构成文学，历史这种永恒的变居不测一旦成为活生生的人的感觉，则可以以一种永恒的忧患情绪出现，它虽失落，但优美，虽落魄，但不羁，就象衣冠不整的行吟诗人，骨子里浸满了自由和高贵。对李煜来说，故国，身不能致，心向往之，在物是人非恍惚迷离中，诗人将惆怅托付给一江春水，不舍日月。这里，历史感个性化为艺术的忧郁感，完成了生命的基本形式，即生命运动的不和目的性。

诗打碎的是生活中的物理秩序，展现的是现实生活不能得到的主观的经验的世界，凭借主观现实，艺术逻辑进入一种深刻的历史关系，即现实创造人，人创造它自己。如果对此有感觉的话，李煜已行吟着，从他的牢笼里破墙而去。

2003。12石家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