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神品　

诗歌的五个品级当中，我列为第二的是神品。在展开之前，先来名词解释一下何谓神品吧。顾名思义，神品就是神来之笔，就象柏拉图所鼓吹的那样：“仿佛神灵附体”，“是在迷狂状态下产生的和神性的呼应”，当然这是老外的说法，中国古人的说法，就是：“与日月山川同其明，与雨露花草同其灵”的天人合一的状态，是天地有大美而应和于心的那种鬼斧神工和神来之笔，一句话，神品神品，就是所谓的天籁之音。握之不盈一卷，放之可弥六合。

神品是不多得的，唯因为不多得，才弥足珍贵。中国古代的《诗经》，屈原的《离骚》，古诗十九首，那些一咏三叹和香草美人，游子思妇和离愁忧思，千古之下，无数代的人细细读来，仍然似品香茗，荡气回肠，浩然激动。

那么，为什么神品有这么大的艺术魅力和审美生命，却还落在逸品之后呢，难道“神”还比“逸”矮了一个个头吗？这样的说法究竟是否有什么依据呢？诸君就且慢慢听樱花闲闲道来吧。

如果依照我们中国人的审美观，那么，最高的人生和艺术境界是“道”的境界，道和技艺不同，在怎么高的技艺也不如道那样承载着更为真实和本真的生命活力和生机生息。中国人的生活状况和西方的不同，中国人没有系统而固定的宗教，不是在宗教的笼罩下形成生活习俗，而是依照大自然的节律调节生活，形成东方的“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这个天指的其实更多的是大自然。大自然看似柔弱无力，但是违背自然规律得到的惩罚却是比什么都要大的，而应和了大自然生息得到的快乐和洒脱却是最为真实的。为此，中国人在和大自然的关系中形成了“人世”，“人世”和“社会”不同，人世是有“有”有“无”，而社会则偏向于实际利益和物质化一域，偏向于“有”而忽视了“无”，所以西方的上帝呈现的更多的是物质的灵性之光，比如西方最珍贵的是宝石，满目璀璨，物质光芒，中国的则是玉石，性情中涵，温润晶莹，带有自然的雨露风霜。西方更带“实有”，而中国的则更多的是呈现“虚无”充塞于天地之间的“道”，这个“无”正是人类走出巫魇，走出野兽，感觉到日月光明和新天新地，神明灵气的空白和余裕，这个“无”也象是国画中的留白，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就象恋爱一样，对于不懂恋爱的人来说，男女之间的感情不着边际，虚而又虚，可是对于领悟生命和情义的人来说，这种虚却仿佛是氧气，仿佛是灵魂，有着更深刻和更为灵动的精神价值。

所以在中国历代文论中，很注重“文以载道”，尽管很多人对这个说法提出批评，但是我认为，文章可以离开道很远的距离，体现合理不合理的性情，但是文如果不载道的话，最终会会丧失文章气息的根源，而沦落为技艺。后来的很多文论，把道等同于儒家的人事关系，那是把道狭隘化了，道的内容承载一切，而人事只是道中的一个小部分，所谓“人道”而已。

中国人所讲的天道人世，所指的更多的是人和大自然的关系。其实，不论文章还是社会，一个社会和大自然关系如何，甚至可以直接体现出文章和时代的创造力生命力，从中国历史上来看，唐朝对人事和社会均较自然为近，所以天道人世都得到很大程度的互益，因此春风盛大，雍容华丽。

庄子云：“心机深则天机浅”，就是讲的天道和心机的关系。我们说，天机，或者说是天趣，占有的成分越多，越应和于自然，则就更能达到天人的和谐。而人的心机占有的成分越多，和自然状态越是处于冲突状态，就越是天人不和谐。事实上，心机大于天机的人，常常显得比较的做作。

那么，逸品恰好就是天趣的自然流露和体现。我讲李白和陶渊明，一个是静态的，一个是动态的，但是其天趣都是很自然的流露，都是天生的，后天的种种，只是助成其天性的变化而已，其喜怒哀乐，一如四季的自然变化，因此他们的文字是他们天性的流露，是应和于人生和自然节拍的。佛家讲究修行，要“放下”、“看破”，要克服自己很多的执着才有可能达到“大自在”，这种大自在就是心灵的自由和活泼，是很自然的那种，佛家甚至连“自然”这样不自然的硬性的强制的想法都要去掉，以人为的努力，达到真正的自然，认为只有真正的顺其自然才是人生的大自在。所以，象释迦牟尼所要求修行者达到的“清净”、“涅盘”，其实是达到一种生活和心灵上的“逸”，但要真正的达到，那是谈何容易啊。

那么，说到这里，诸君就不难理解我为什么把逸品列为第一的原因了，而把神品列为第二。列为第二，因为和第一比，冲突要大于和谐，换一种说法，就是天趣占的比例少一些。如果说三分心机七分天趣属于李白，那么，象杜甫、苏东坡等人就是五分心机五分天趣了。唐朝发展到最旺盛的时候，正是三分人事，七分自然，而过了李白，到了杜甫，则是由盛转衰，不管怎么动用心机都是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就成五分心机五分天趣了。天运如此，人力文章亦在潜意识中秉受了时代气韵，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唐朝正象一个半带糊涂天真而恰好又是精力最为旺盛的青少年，年龄的关系加上对外面世界的强烈好奇和热情，使这个时代处于最旺盛的时期。后世的贾岛、孟效等苦吟诗人，以及宋代黄庭坚等“生新出奇”的诗人，以及明代袁枚等硬讲性灵、神韵等的诗人，虽然以巧夺天工的人力去打造诗歌，毕竟时代规模和天运不逮，自然风神不达，而李白在这一时代风气中脱颖，其风神风度，只可欣赏，不可模仿，为后世所不可及者，原因盖在于此。后世的诗人在文字语气上可以模仿李白，但是总的无法达到李白的整体风神，就象你可以模仿一个美人完全的打扮和声音，而风韵却无法有那美人的婉转和有神那样的同一个道理。

我们把唐诗宋词并称，实际上，宋代及以后元明清的所有词人，其所创作的词加在一起，其风神韵味和气象，远不如李白仅仅写过的两首词，一首《菩萨蛮》、一首《忆秦娥》，两首都是写女子的思念，在那人烟稀少，科学不发达的古老的年代，女子的思念被表达得如此缱绻和充满怅惘，而这种思念和情感却是深沉而又洁白的，让你在月明的夜晚咀嚼起词中空灵的思念韵味时，缠绵温婉，游子思妇，天涯泪尽，千古之下读来，唯有荡气回肠。

后代的苏东坡，也如李白一样，是个神仙中人物。其所传神的文字，应和于自然。他的文字里有天道有人世，感情真挚，有赤子之心，仕途对于这类人来说，是必然要有羁绊的。我们把他的文字目为神品，也是他天性洒脱，文字如行云流水，仪态大方风神潇洒的缘故。比如他的《念奴娇》，“大江东去”为大众所熟知，还有一首则更有道家味道。我常觉得苏东坡文字最好的地方不在于积极的地方，反而在于消极的地方，“大讲东去”如无最后一句“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撙还江月”。而另一首：

“凭高远眺见长空，万里天无留迹。桂魄飞来光射处，冷浸一天秋色。玉宇琼楼，乘写来去，人在清凉国。江山如画，望中烟树历历。

风我醉也，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起舞徘徊松露下，不知今夕何夕。使欲乘风、潮然归去，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吹断一声横笛”。

这首词和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样，是天然机趣和个人身世的感同应和，流露着天才的光。

而唐朝杜甫的古道热肠，对人世的大爱和诚挚用心，亦绝不下于李白，历来站在“情”和“理”的角度，对此二人的共同评论仍然是平分秋色，双峰各显唐朝最为风光和真实的一面。而站在我的角度，由于在历代“诗言志”还是“诗缘情”的诗论中，我主要偏向于“诗缘情”，人事上是儒家大，而文学上我觉得是道家大，所以我觉得是李白要比杜甫好，杜甫拘执太多，心情激烈，热泪盈眶，和人世及时代很不能相安，心里不逸，而激烈的生活其实似乎并非真的有境界的生活，只能当作神品，当然这亦是纯属个见。

《诗经》当中，人世的风光开始生发出来，对生活的无端忧喜。就恰象是一个从来未出远门的小孩子要出远门，心里充满的无端忧喜那样，有种兴抖抖的兴起，这种兴起就是《诗经》里所开始有的“兴”，唐朝以后，这种“兴”消亡，对民间和俗世生活的真实感情演变为了精美的文人词，感情的自然生发变为了制作，这使诗歌内容实际上失去了感染和生命。兴在李白的诗歌里常有发起，但是从杜甫开始，“兴”就逐渐远离民间和世俗生活，逐渐演变为精致的文人诗。这就象一些初期受欢迎的歌手一样，其歌词和演唱都大受听众欢迎，可是后来滑到艺术化的套路里，其生命力就大打折扣。和《诗经》并驾齐驱的是屈原的《离骚》，屈原的个人主观情绪就要大于人世风光，但是内心冲突却不能和自然生活达到统一，屈原充满争宠情绪，对人事对社会都没有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也没有理顺个人和自然、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所以对“人世”方面觉得欠缺良多，亦只能是属于神品，这种神很真实，所以当之以神品，那是很自然的。

本来还有一些生发出来的话想要再说说，但限于篇幅，就此打住。诸君如有兴趣，再耐心滴等待收看我的诗歌的第三个品级

——妙品吧！

谢谢！

本文已被编辑[冰凤凰]于2008-2-7 23:53:37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