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等待坚冰的融化。”　

这话如果说给黄仁宇（1918－2000　ray·huang，已故著名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听，他一定包办了说话者今日的三餐供应，不管是在密西根大学的餐厅，剑桥河和赫逊河畔的酒馆，抑或是台湾夜市的简易食铺：干杯，中国人。　

然而黄仁宇之去世，距今已而八年，我也是在去年才开始专注地阅读黄仁宇的历史著作的，大憾既定，此生与黄先生了无缘会，着实可惜，姑妄作文一篇，遥寄天国，以传达学生景仰。　

“我还是少年时，梦想成为拿破仑。”　

《黄河青山》一书的译者作序时讲了一段颇有意味的话：当他（黄仁宇）发现自己在陆军一个月只能领十几元的薪俸（十几元本就寒酸，好歹是军官还得逼着称那叫薪俸），而士兵如果偷走机枪器械逃上一座最近的土匪山，每个月却能领七千元的分红，他注定不能成为军事英雄就不足为奇了。　

黄仁宇，一九一八年生于湖南长沙。抗战期间及战后，曾担任国军下级军官十年；自成都中央军校毕业後，任陆军第十四师排长及代理连长。一九四三年加入驻印军，得以和著名的史迪威将军接触，他的上级是国党高将郑国洞。参军之前他一直在天津南开大学主修工程系的知识，学的是安培和欧姆，但当抗日战争爆发后就毅然从军，放弃了知识分子的身份，然后据他自己坦白，这里面绝对多的是英雄世界的无限渴望，爱国情感不能没有，但顶多一半，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的他认为共[chan*]党所强调的集体精神不能创造自己个人事业成功的条件，因为选择了国民党，最终让他在美国漂泊，并归化为美国公民。　

从选择了国民党开始，他就目睹了一次中国革命界宣布大失败并最后由共[chan*]党重整整个中国社会的过程。战火纷飞的年代，一个富有激情的梦想家不是在历史的洪流中任其漂泊，他在目睹了这场空前的大重组后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陷入了困惑。当时没有今天的历史教材，完全不能引导所有人的历史观。国民党退居台湾时，他仍在美国陆军参谋大学进修学业，国民党已不能负担他的学业，更没法接他回国，生灭自便，一夕天涯孤旅。　

好在美国战后经济发展迅速，对这个非自本心的移民也政策宽松，有了这些条件，套用《黄河青山》序里那句老话：黄仁宇自己主动选择成为历史学家也就不足为奇了。　

学生喜欢黄仁宇，在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原因，黄仁宇敢于将清晰的个人色彩展示世人，而不像很多经院学长式的道貌岸然，为解除困惑而选择历史学科就是这样。这个历史学家在老年回忆蒋介石时还坦诚自己在做蒋介石下属时，晚上就寝还时常嘲笑蒋介石的浙江口音和刻板作风，白天起来依然向委员长敬礼鞠躬，前夜里的玩笑话顿时抛之不见。他也承认在战争期间货币是个大麻烦时曾投机性地大量购入货资，而且利用关系四处兑换能在异地使人发财的货币，或者背着美国女友另结新欢，这些在《黄河青山》笔下都成了“一切往事皆任算”的亲切复述，唯其如此，美国的批评家评论黄仁宇的历史文字“仿佛具备卡夫卡的梦幻特质”。　

要追本溯源。近代中国失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黄仁宇说问题在于一个“三明治”，过度冗杂的上层官僚体系和过度稳定的底层农民阶层，而中间阶层——市民工商阶层迟迟不见活力。他指出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不能和日本历史学家提出的“封建”概念相提并论。以往的“封建”针对的是西欧封建时代的等级制度和土地制度，但一方面中国早在秦朝就已经不存在公开于社会的奴隶，到汉朝刘家还向天下人许诺让所有人有个家，到唐朝科举制完善，在人身自由上已经不同于西欧封建时代的农奴，中国农民最多缺乏的是受地主压迫的经济自由。就土地制度而言则更不可同日而语，中国西汉中期开始的中央集权和郡县制和西欧的土地层层分配完全是两码事。对此黄仁宇的笔锋转向了大陆40年代盛行一时的史学潮，这些以范文澜、翦伯赞为代表的历史学家重修了整个中国史，目的是要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照搬到中国社会以指引方向，由此引发后来关于明代是否产生早期资本主义的争端。黄仁宇的态度是坚定的，没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不仅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束缚，受传统重农抑商观念束缚，同样受到落后的社会制度束缚。中国没有健全的民事法庭制度，完全无法处理商业交易过程中的利益纠纷，平时的审案官在处理民事时完全没有可引据的判断条例，因为法典里大多是审判和刑罚条例，判断要底下官自己判断，再往下，处理最基层最小民事纠纷的是农村的耋老，就更加了无依据了。耋老没有薪俸，处理纠纷，类似于今天的居委会，出门好话几句调停几句，农村就这样被组织着，稳定地进行农业生产。到了明代末期很多人失去土地，大量闲置劳动力虽然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条件，但一直没有出现闲置劳动力大范围被工商资本主义吸收的态势，因为农民们无事可做后的另一种更吸引人的选择——造反，“对冲”了萌芽的可能。后来张居正大改革，清算全国土地，让过去的统计数据中占用土地的农民回家耕作，在今天看来是倒退的行为，当时看则是为国为民，对此，把资本主义萌芽失败归结到满人头上很不公平。　

是的，明代，黄仁宇意识到近代中国的积弊，早在明代就已经奠定了，他转身，超越了自己所处的大乱世，目光直达时空的另一端。　

《万历十五年》出版了，《论明代之财政与税收》出版了。关于封建不封建资本不资本的问题已经解决，此时他承认，近代中国共[chan*]党比国民党技高一筹。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努力从过时的社会价值中挤出最后一点可用之物”，受制于“三明治的上层”：过度冗杂的官僚体系。因此自上而下的变革根本行不通，事实上蒋介石绝非卖国或者军阀，蒋介石将军阀收入旗下是为了兼收并蓄，稳固统治，因此上层体系的问题没能解决，变革也没能成功，受到共[chan*]党的指责。共[chan*]党的主张是由下而上的变革：中国积弊沉积千年，没有彻底从底层掀翻的大洗牌根本就不可能拯救，而且和西方不一样，主角应该先是农民，而后才是工人，这取决于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也由此，黄仁宇的历史观点在大陆争议颇多，因为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大多引用了范文澜和翦伯赞一派的观点，包括中学历史教科书。　

于是他说话了：“身为历史学家的我，坚信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伟人……传记学家可以这样形容他们，一个掩不住僵硬死板，另一个掩不住土气。但这和他们掌控的媒介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努力从过时的社会价值中挤出最后一点可用之物，另一个则采取‘即兴的辩证创作’，因此常常利用人类的邪恶天性，企图打造一个理想的社会。”　

是的，书读愈多愈觉少，路行越长越欲行，在系统评判毛泽东和蒋介石的过程中，作为国民党故人对毛泽东产生了特殊的景仰，而又对蒋介石保持着尊重。在这种暧昧的关系中，他尝试以有别于传统的对历史人物道德批判的方法评判人物，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大历史观”，这里所说的道德批评比我们平常所说的道德批判涵义更广，它更多的体现批判的性质而非我们观念中道德的性质，这也成为很多人攻击黄仁宇的借口，因为很多人都没能明确黄仁宇道德批判的概念。而这种道德批判的不明确性常常成为世人争吵不休的原因，他主张以实用主义的态度看待历史人物的功过，从历史最终的角度看待，这个观点对当代整个华人史学界影响深远。　

但是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当代人的责任，摒弃道德批判不代表完全的实用主义：“我们都厌恶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行为，但不可能用道德要求历史人物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代人的区别在于已经可以站在整个历史的高度来评判自己的行为，因为言行要“对历史负责”。　

如此将实用主义和道德批判进行分界，我想哲学界很多百年悬之未决的问题事实上已经被这个历史学家说破了，只不过哲学界或许没太多人来关注论述中国明朝的著作。从《万历十五年》到《黄河青山》，《赫逊河畔》到《论明代》，黄仁宇的历史文字已经达到哲理诗的高度。　

黄仁宇最终归化为美国公民，厌恶“帝国主义”的字眼，而最终将中国的当代发展称为全人类一次前所未有的壮举，当年一起探究史学的李约瑟已经不再，2000年黄仁宇也离开了人世，我看过生前的一张照片，那是他和妻子格尔，正仰卧枫林中旷地，享受美国东部的秋天。另一张则是年轻时的自信照，满怀“拿破仑”的无限幻想。看着这些照片我坚信黄仁宇教授的一生是充盈的，他自己受困于历史，最终超拔于历史，俯瞰历史，而又保持着一个顽皮孩子的疯癫特质，他活得有色彩。　

只能暂时堵住自己耳朵了，非议黄先生的话，我不想看，尽管我最初也是因为看到一篇指责金庸徒弟《风起云扬》的文章中拐弯抹角地批评黄仁宇才知道这个名字的，但我“等待坚冰的融化”。　

黄仁宇先生已去世八年，遗憾的是学生在他去世七年之际才有幸妄解一番先生伟大的文字，并如饥似渴地阅读完了部分著作，先生的生日是12月28日，学生也会记住，天国之上，祝他快乐。

（自行编辑版发表于公益网址http://www·ltzw·com/zuowen/person/24001-27000/25126/63689·htm）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