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正走向高度信息化时代，加强了与世界各国异文化之间相互的交流。由于世界性的人口流动趋于频繁，运输、通信技术的发展，使不同文化之间发生冲撞就在所难免，怎样理解和看待外来文化成为日益重要的问题。

当人们遇到同培育自己成长的文化具有不同价值体系的文化时，就会经历某种痛苦。譬如某人一直感到很亲切、很熟悉的动作，在外来文化环境中遭到拒绝，被视为毫无价值，就会感到无可名状的困惑与烦恼。人们对异文化这种反映，称之为文化冲击现象。

（一）企业文化

文化冲击首先是由不同文化之间缺乏交流引起的。

深圳市有家私营工厂，聘请一位西方洋工程师。有些中国企业家对企业领导的权威主义作法并不亚于日本企业家，对洋工程师指手划脚，任意加班。但西方人却不习惯按命令办事，他们同工厂的关系完全是契约关系，工作之外的事情坚决不干，对于加班，也满不在乎地拒绝，使得中国老板非常不满，最后辞退了事。

广州市有家美资企业，一位中国女员工在上班时间偷闲织了几针毛衣，不幸被美国主管看见，给予口头警告并罚她半个月的奖金，这位白领申辩说并没有影响工作，还悻悻然。只因她多了几句嘴，结果第二天就被资方解雇。

上海市一家合资公司技术研发部门任资深工程师的钧，月薪过万。因为公司从合资外方引进了一个大项目，放在技术部门做初期研发工作。由于合作双方都很重视这个项目，时间又紧迫，加班是经常的事。

在一个周末（五）即将下班时，外方技术人员通过e-mail发来了他们对一个技术难点不同的测试结果并质疑合资方的数据。因为是周末，钧回家心切，想着下周一回答对方也不迟，就坦然回家。

周一一上班，老外部长就怒气冲冲地质问钧为什么周末打不通手机？为什么看见客户的邮件也不予理睬？为什么不来加班？一连几个为什么把钧逼急了，冷不丁冒出一句“那是休息时间”，把那老外给呛得一时无语。第二天上班，部长就给钧发了封电邮，并抄送一份给人事总监，信中列举了昨天的事并其它一些内容，试图证明钧工作质量和工作态度欠缺，警告钧如不改进将予以解雇，钧这才意识到问题有些严重。然而钧自恃在公司是“元老级”职员，按中国的论资排辈，资深人员有很多优势卫护着，何况钧认为并没有什么错，因而就持无所谓态度不主动找他解释，还针锋相对地给他回了封电邮，批驳了他不公正的指责。数月后，研发工作完成，钧接到人事总监的电话，请他来办公室一趟。总监以外交口吻说：“很遗憾地告诉你，这个圈子太小，为了你的前途，请你自动辞职。”并允许给钧两个月的薪水作为补偿。钧就这样离开了这家工作了三十六个月的公司。

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有些人感到极不适应，有些人也能适应。根据不同态度，可以把接触异文化的人分成四类：（1）本国文化中心型；（2）逃避型；（3）迎合型；（4）适应型。（1）型的人在遇到与自己不同的习惯和价值观时，不能客观地看待差异，而是立即拒绝，并采取批评态度；（2）型的人是内向型、封闭型的人，他们对接触异文化感到很大的精神负担；（3）型的人对本国文化有强烈的自卑感，他们大多对本国文化不太了解的年轻人，也不了解异文化；（4）型的人一般善于社交，能主动理解异文化，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

（二）同种文化

同一个种族因其生活的地域不同，所受教育不同，因而习俗、文化、观念、生活习惯、为人处世、工作态度等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当然就有碰撞。特别是侨居海外的华人，受到异国文化的熏陶，形成一种中西混合的文化观念，其言行举止，均令我们感到惊异。

以中庸、平衡为特征的中国文化与流动激进的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碰撞就不可避免。

杨先生夫妇在台湾生活了几十年，又在欧美生活了十几年，暮年回国定居上海，因此他们的生活习俗受海外的影响颇深，既有中国传统的一面，也有西方欧化的一面。

年逾古稀的杨先生夫妇，在大陆几乎找不到象他们这种年龄还奔波在职场上，不知这是他们的悲哀，还是大陆人的悲哀。

大都市时兴公司家庭化，杨先生就成立了这样一家家庭公司，负责一家美国公司产品的经销商，下面发展营销代表一万多人，因为是直销产品的方式，工作主要在家里联系，只雇用了一个管账目兼收发文件的女员工，业务方面由杨太太负责。

虽然只有一个下属，杨太太对她的严格可以用苛刻一词来形容。譬如接打电话这样的小事，她要求一定要讲标准的国语，吐字要清楚，声音要洪亮，语气要亲切，表情要含笑，拿起话筒首先一定要说：“您好！我是张秘书，请问您贵姓？请问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吗？”这样一遍一遍地示范，直到张秘书做到符合她的要求为止。

象这样苛刻的工作态度，办任何事还有什么不能成功的？可是在中国特别是内地是绝无仅有。中国普遍的情况是：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

杨先生和他的妻子一样，不仅在工作上，生活上的细节也一丝不苟，达到了顽固的程度。譬如吃饭要遵守很多规矩：身要坐正，不能低头，不能有声音，不能张大着口嚼东西。

吃饭讲规矩，出门更要讲规矩，坐电梯、坐公交都要女士优先。出门会客必需服装整洁，到什么场合穿什么样的衣服。每次开大会他都要求衣冠楚楚，打领带，不准穿短裤，不准抽烟等。有一次开营销代表大会，杨先生发现有个人在抽烟，他就拿一个烟灰缸悄悄站在这个人身后，当那人弹烟灰时，他就用烟灰缸接住。旁边的人都在偷偷地笑，抽烟人终于发现杨先生的举动，连忙掐灭烟头，显得十分尴尬。又有一次，杨先生坐地铁时，看见一个年轻人坐着，而他面前却站着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二话不说，上前一把抓起那个年轻人，叫老人坐下。年轻人正要发火，见他也是个老人，而且是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也就不吭声了。

上述两个例子，，在中国各地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而象杨先生这种绅士般的举止，在中国的上流社会也极其罕见。

讲求卫生，讲求文明礼貌、遵守公共道德的行为举止本来是值得称颂的。过去，中国人一向有仇洋心理，便无端生出厌恶之心，暗暗骂一声“假洋鬼子！”

杨先生夫妇俩住在170平方米的房子里，在90年代末价值17万美元。家里六个房间都装有空调，加上大屏幕电视机、全自动洗衣机、烘干机、美制净化饮水机、数字微波炉、多种健身器材等，仅是这些，在中国也算是个有钱人了。但杨先生夫妇说：“我们不是富人。”从海外归来的朋友也说，他们是算不上富人的。从海外人士的眼光看来，只要不是开大公司，没有很多资产的人就算不上是个富人。无论怎样说，在普通中国人眼中，他们就是富人，这种心理落差太大了！

（三）餐饮文化

人类对食物的选择要根据当地条件和自然环境，以及适应个人的身体特征，更不能忽视其文化特点。不同的文化，对食物有不同的标准和消费方式，中医所谓“以形补形”，视家畜的肝、肾、心肺为佳肴，而美国人却拿来喂猫、狗，认为对人体健康无益。孰是孰非，结论并不难下，如今科学如此发达，拿去化验一下，胜者必定是中国。在餐饮文化碰撞中，中国的饮食不会被西餐所同化，而中餐的色、香、味、形四要素必然会在全世界开花结果。

说到吃，中国八大菜系中的粤菜当仁不让位居榜首，岂不闻国人之口碑：“吃在广州”乎！广东人的吃似乎有些“杂乱无章”，远古就有记载：“粤人不问鸟兽蛇，无不食之。”粤菜用料达数千种，禽畜鱼虾、山间野味，各地不用之蛇鼠猫狗，粤菜视为上品，都列入菜谱名单。1956年举办的广州名菜，展出菜品有5457种，其中的“龙虎斗”（蛇猫）是中国独一无二之菜品。

“生吃猴脑”也是粤菜“独家经营，这个“生吃”并非吃生的，而是活蹦乱跳的猴子关在木笼子里，露出脑部，吃客用银锤一锤敲碎猴脑用银匙挖出放进沸汤里就成了豆腐花般美食。这道菜吃法过于残忍，建国后猴子又被列为国家保护动物，遂废了这道菜。

粤菜的口味是：清而不淡，鲜而不俗，嫩而不生，油而不腻。西餐想要吃嫩肉就只能吃半生的肉，如法式西餐讲究半熟或干脆生吃，和中国的烹饪技巧不能同日而语。

中餐以味为主，西餐以营养为主，味无法与中餐相提并论。因此，中餐馆（粤菜居多）在西方国家极受欢迎，光美国就有上万家。西方无人不喜吃中餐，中国很多人不喜西餐，特别是那些半生熟的牛排和羊腿。

中国文化特征之一是整体，西方国家文化特征之一是个人，反映在饮食上，中国人吃饭是团团围坐，一碗菜大家下著；西方人则是长桌，每人一道菜，互不侵犯。从卫生角度看，西方人胜过中国人；从伦理角度看，中国比西方人富有人情味。

西方人喝酒花式繁多，西餐中的调酒更是叫绝，调酒师摇幌着调酒器，手舞足蹈就象是在耍杂技，倒在高脚玻璃杯里显出几种颜色，一层一层不会混和，这是中国不可企及的。

不但粤菜在国内外享有盛名，饮茶也别具一格。广东茶楼特多，无论市、乡，茶馆遍地。广东人一早就要上茶馆饮茶兼吃早点，茶楼其实就是饭馆，饮茶是变相吃饭，均设有早、午、晚茶，内地茶馆和饭馆是截然有别。

中国人饮茶喜欢上茶馆，倒不是讲究品位，商人借茶馆谈生意，老百姓听消息以及会友。西方人的主饮料是咖啡，早上、上午、下午、晚上，一天几次，雷打不动，但都在家里，象吃饭一样有时间性，不象中国人喝茶无时间性，从早到晚，想喝就喝。这恐怕是茶叶一泡就能喝，手续简便，不象咖啡要煮还要辅料牛奶、糖等，费时费力。当然，有所谓“功夫茶”的，手续繁琐，茶具、水温等都有讲究，那是品茶，不叫喝茶，这是东方人特有的茶文化，只有高雅的文人墨客以及附庸风雅的暴发户才有时间和钱去享受。

中国人的吃是世界第一，世界各国无论你怎样文明，如何富有，在民以食为天这一点上难望中国之项背。

改革开放后，西方餐饮业大量进军中国，冲击了中国的餐饮业，部分改变了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影响最大的是快餐，这种饮食方式符合当代人的快节奏生活，因而肯德基、麦当劳在神洲遍地开花。中国的快餐也就应运而生，一改中国人细嚼慢咽的饮食习惯。

（四）大众文化

世界上文化消费队伍之庞大莫过于美国，这与美国中学毕业生进入高等学校占70%有关。正是这支庞大的大众文化阶层对形形式式的文化生活需求，促成了一个庞大的大众媒介体系和文化产业的产生。

美国社会学家认为工业化以前的社会文化生活是“贵族文化”，即为少数人享受的文化。那个时代的文人多为宫廷御用或贵族资助，很多文化成果的产生首先是服务于宫廷、贵族的需求。今日的“大众文化”，不再服务于某个贵族阶层，而是服务于市场。今天的文人要迎合大众心理、大众的胃口——庸俗也罢，低级也罢——决定了很多作品的特征。今天作家的圈子也是庞大的，他们不再是文化贵族，很多人有点“文化制造商”的味道。与“贵族文化”时代相对，今天的美国有更多的粗制滥造的文化产品出笼了。

这种“大众文化”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人民大众的文艺”含意不同，后者指创作为工农兵大众所理解，并服务于革命运动的文艺；前者指现代技术与市场造成的文化产物。其存在的基础是：大众媒介物的激增，文化的普及和大量著者、读者的涌现，市场和金钱的作用。

“大众文化”的特征是：流行、消遣性强、粗糙。流行歌曲没有古典音乐那样精致、庄重；当代小说不具有莎剧和《悲惨世界》一类古典名作的气势与深度。当然，拿人类艺术的顶峰与当今大量作品相比是欠妥的。很多分析家承认，当今一流作品虽多，但都淹没在大量庸俗作品之中。任何时代都不乏拙劣作品，但以往作品总量小，精品显得格外闪光，难于被淹没。

电视和《读者文摘》是市民的消遣物，但学者不看这些，因为一打开电视，一翻开杂志，多半就要受到二、三流作品的熏陶。年轻的美国人不知道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巨匠，不知道本国的文学大师杰克·伦敦。

“大众文化”有庞大的媒介物作基础，个人发表东西要容易得多，粗制滥造之作源源涌现。美国文化失去了欧洲传统的典雅，而其率真随便的风格却也饶有魅力。

我国大众媒介在日益发展，文化消费队伍也在日益扩大，改革带来的“市场作用”将满足人们更广泛的文化需求，于是各类书籍、杂志的数量、种类激增，绝大多数都是消闲作品，而粗制滥造、庸俗低劣的作品充斥书市，将为数不多的高雅文学淹没。

中国文人自古以来一贯在自己圈子中刻意求精的创作和远离世俗的高傲，屈子九歌的堂皇典雅，李杜诗歌的飘逸严谨，显然不见容于“大众文化”，而“大众文化”更迎合大众的口味。我们不禁要问：“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哪个更好？在未来社会中，是文化精英领导社会文化呢，还是大众的需求与口胃左右它？”

美国的“大众文化”极大地冲击了中国文化市场，打开电视，翻开杂志，登陆互联网，和美国一样，二、三流的消闲文化作品遮天蔽日地迎面扑来。

不少所谓“作家”靠迎合低级趣味而发财，而口胃不高的读者却津津乐道于消闲文化。有市场就有需求，有需求就有产品问世，追求大众化质量必然会下降。而大众的口味又不容忽视，应该极大限度满足大众的精神食粮；二、三流作家也有权利发表自己的作品。

“大众文化”是一柄双刃剑，是市场商业化在操纵。

可怕的不是市场商业化运作，市场商业化自有其社会功能。可怕的是在市场商业化运作的过程中，社会良心的丧失，社会审美标准的丧失，人格的丧失。(2008年2月15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