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色/戒》的人性解读

常说，人是社会动物，此话不假。人一旦走进社会，总会承担或扮演某种社会角色。然而，人们为什么对所扮演的社会角色表现出种种不同的心态，或是满意得意，或是屈辱不堪，抑或是觉着厌烦无奈，皆源自人之本性与其所扮演之社会角色是否兴趣一致而已。人之性，恰如水，入方则方，入圆则圆，正常之下，其如水之平和温柔随和，能够支持并充实人们把社会角色演绎得有声有色；然而在非常情况下，人之性亦如水，受不得煎熬或冷遇，逢高温则会蒸发出脱逃逸，遇严寒冷酷则会结冰成霜，极其脆弱易碎。近期上映的《色/戒》一片，即是切入了人之性与人之社会角色之间的这种人性冲突，艺术性地表现了人性欲从社会角色中出脱的强烈意向，于是便引来了艺术评论界及其社会舆论关于人性能否摆脱社会性等等一番热闹的争论。

小说原著张爱玲，或是电影导演李安，都有一种极强的人性出脱意识。他们设计的故事主人公易先生和王佳芝，一个是汪伪政权中的特务头子，一个是受命于重庆政府特务机关的杀手，在日本占领上海的社会背景下展开了一场生死情色的较量与纠缠。他们每个人都具有两种角色：一方面，他们代表了抗日英雄与汉奸两种重要社会角色，这是不可调和的社会对抗和生死之争；另一方面，他们是靓男美女，在男人与女人两种角色间展开了一场情色的诱惑与纠缠。戏剧的结尾，感性的女人看见昂贵奢华的钻戒和男人深情的目光终于恍惚了、迷失了，本能地走出了自己扮演的社会角色，出于女人对于男人的爱恋，在最后一刻把自己的刺杀对象放生了。不用说，代表理性与社会性的易先生，自然不会放过王佳芝，最终不无惋惜地诛杀了他所喜欢的这个女人及其同党。在影片中，李安着力表现了男女主人公之间男欢女爱的情色之欲及其超脱的人性，他们东躲西藏寻找幽会之所，是为了摆脱社会之耳目，摆脱他们各自扮演的社会角色，即是在寻求一种超越社会性的超脱的人性。终于，在一处好像是日本人开办的色情场所，易先生完全放松了，王佳芝为他唱了一曲“郎呀妹呀”的情歌：“郎是针，妹是线，穿在一起不离分。”“郎呀郎，咱们两个是一条心”。唱者动情了，听者眼圈湿润了，他们似呼都忘记了自己特务身份的社会角色，完全找到了“郎”与“妹”的抽象的男女之性的感觉。李安用这种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极其鲜明地表现了人有超脱社会性的本能与冲动，在这里他把人性高度抽象为男女情爱之性，与人的社会角色无关。然而，李安也不得不承认，这种超脱只是暂短的出脱，人是走不出社会的，人是摆脱不了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因此，易先生只能别无选择地履行自己作为汪伪政权特务头子的职能大开杀戒，王佳芝只能以失败的刺客的角色去死，故事只能以悲剧收场。

人常说，人生如演戏，生末净旦丑，人随角色走。其实也不尽然，人一旦进入某种社会角色并不是都能随意而变的，特别是像特务这样的角色陷进去了是很难出脱得了的。人生难如意，就是常常为不能从某种不可忍受的社会角色中解脱出来而苦恼，能率性而为者不多，违心做事者却是大有人在。因此，大多的人都会有反抗社会不堪现实、出脱社会不堪角色之美好理想和愿望。古往今来，人们都很喜欢欣赏悲剧，如《梁祝》一类悲剧，都是歌颂了主人公为反抗社会对人性之压抑、出脱其社会角色强加给人的礼教束缚的唯美精神。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大可以把人类舞台上的戏剧、甚至把人类的社会大舞台每天都在上演的，都归纳为人性冲突、人性反抗社会不堪现实、人性出脱不堪社会角色的种种悲剧、喜剧和闹剧。《色/戒》也自然跳不出这一艺术俗套。应该说，李安对于这出戏的结局的安排是严肃认真的，反映了他的人性观。假如，李安认为人性能够从社会世俗中超脱出来，她就应按排两个主人公逃离上海，到一个世外桃源去过小日子。或是把结尾这样设计：王佳芝说，你快走！易先生则说，我不怕，我愿意和你死在一起。于是男女主人公紧紧地相拥在一起，双双死于两方特务火并混战的乱枪之中。剧终，在被炸成废墟的珠宝店的灰烬中，飞出一对彩蝶，代表着男人与女人及其爱情、代表着超脱社会性的抽象的人性的彩色蝴蝶，迎着太阳，飞向自由的天空。这样的处理，岂不更多浪漫，更为符合中国传统爱情经典之套路么？

李安，毕竟属于被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占领八年之久的中国人。他理解并向往人对于超脱社会的爱情追求，但他不会也不敢把剧中的主人公写成一对闲云野鹤，让他们逃离日寇占领下的上海，去享受超越社会性的鱼水之情。影片还是宣传了主旋律：作为饮食男女，情急时有迷失、有出脱，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但最终主人公不可摘掉行头、出脱社会角色，他们必须义不容辞地、悲壮地去履行好他们各自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所以，尽管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戏中的男女主人公，只能不无遗憾地舍生以取义，承担起社会责任，以民族大义为原则来作出最终的抉择：用抗日英雄之死谱写了一曲悲壮的人间悲剧。　

本文已被编辑[指尖如水]于2008-2-27 13:22:49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