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写过一篇题为《看书》的小文，发表在《散文百家》2003年第12期上的“千字文”栏目。今天偶尔翻出来，看到这个标题，不知怎么就想起听书的事来，尽管在我的心目中，这仿佛已是很遥远的事了。

故乡人都管听书叫“听大鼓书”。其实，我小时候听到的“大鼓书”，跟我们耳熟能详的“京韵大鼓”和评书是不同的，似乎是这两种艺术形式的综合体，即说、唱、演结合。那时农村人也不追求什么艺术品味，那玩艺太高雅。甭管说书人是哪来的，谁能把大伙逗乐，谁就是高人。

而能把大伙逗乐的主要是“荤段子”。这很让说书人头痛，因为他们学来的放在心中的“脚本”是较为正统的，为了提高收听率，不得不预先或临场编排一些带色的故事插进去，叫做“插楔子”（那些爱起哄的人就是专门为听“插楔子”而来的）。还要用高密方言来演说，就跟我们高密的“猫腔戏”一样，土的掉渣。出了高密几乎没什么市场，但在故乡却是很受欢迎的。

我记忆中的听书总是在夏季的夜晚。

那时我们村仅有百十户人家，共分成三个生产队。听书的地点就在第一生产队打谷场的大柳树下面。这个队的房子全是土打墙的草坯房，二队的房子窗以下是用青砖垒的，上面的土打墙还抹了一层白石灰，看上去要显得洋气一些。而三队是个“创新型”的生产队，好多劳动技能革新成果就来自这个队。那时在村里流传一个顺口溜：一队土，二队洋，三队打花锅朝上（指给棉花喷洒农药时将喷头朝上从棉花根部向上喷）。说书地点是支书定的，因为只有一队的打谷场上有棵大柳树，挂灯方便。说书人都是瞎子，在哪儿说书对他们是无所谓的。

每逢有说书的来，支书就在喇叭上吆喝一下，家家户户晚饭就吃的格外早。天刚擦黑，人们就提着马扎或蒲团或小板凳陆陆续续地赶到一队的大柳树下。上些年纪的人往往还带一把蒲扇，主要是用来驱蚊子。而我们八九岁十多岁的小孩子什么也不带，且总是去的最早，为的是占据有利位置。听大鼓书不能太靠前，仰着脖子看，久了累人，也不能太靠后，否则听不清书词，看不清说书人的手势和表情。

说书用的道具很简单，在柳树上挂上一盏“气死风”，树下摆一张桌子，桌上放一个小牛皮鼓，一个水杯，还有一对铜片做的、说书人夹在指间弄出“叮当”响的玩艺儿，我至今也不知道那玩艺儿叫什么。说书的上场后，也跟支书上会台一样，先向听众扫视一圈，好像看看人到的多少。为此，有人便讥笑他们：你说你一个瞎子，胡撒麻（胡看）什么啊？猪鼻子插大葱---装象。乡亲们便哄堂大笑。但说书的并不感到难为情，依旧看。看完后就拿起鼓槌，“砰砰砰”敲三下小鼓，这就要开始说书了。

说书最有名的是临镇的老郑。当时他已五十多岁，长得样子也不怎么好看，又瘦又矮，且眼窝深深地凹陷着，晚上看像两个黑窟窿，怪吓人的。但他的书说得真叫绝，口头语言与肢体语言相互配合，那真是学什么像什么，方圆几十里谁提起老郑谁竖大拇指。记得有一次，他说了个《狸猫换太子》的故事，让全场的人都哭的呜呜的。据家在一队边上的王会计说，那天夜里散场后，他正准备上炕睏觉，突然听到大柳树下有两个小孩在哭。他心想，这是谁家这么大意，孩子都忘记带回家了。于是就提着马灯去看，谁知那两个“孩子”一见人来，“嗖”地一下就蹿树上去了，把王会计吓了个半死。原来那不是孩子，而是两只“野狸子”（学名叫猞猁）。故乡人很迷信，把“野狸子”、“黄妖子”（即黄鼠狼）、狐狸都当成仙类。这让乡亲们对老郑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恁看看，这书说的，感动的神仙都来哭，除了老郑谁还有这本事？

我记忆最深的，是老郑说的《武松传》。尤其是“醉打蒋门神”那段，说的极精彩。他模仿的各种各样的声音，如人喊马叫声，砸缸摔碗声，风声，鸟叫声，打斗声仿佛真的一般，我听的大气都不敢出，就怕一喘气的功夫把好东西漏掉。

说到荤段子，老郑也难避免。但他不说，而是唱。一边唱一边根据情节用手比划。他唱的一些小段子我至今还记得好多。如“尼龙袜儿，小皮鞋儿，后面跟着个小青年儿。走一走，跟一跟，走到半路结了婚。走到高密住了院，一生生了个小鳖蛋儿”。还有那《十八摸》：“······再往下摸，再往下摸，一摸摸到大姐的肚脐眼儿，好像日本的小铜钱儿。再往下摸，再往下摸，一摸又摸到个老鼠窝，这窝老鼠可真叫苦啊，打边儿猫（毛）围着······”　乡亲们便开心地大笑不止。

后来改革开放了，土地承包了，生产队也撤销了。那棵大柳树也被杀倒，做了新村委的房门。家乡人的日子越过越好，娱乐方式也渐渐多了起来，先是收音机，接着是录音机、电视机走进各家各户，再也没人听书了。说书的瞎子们便全改成算卦的了。

但不知为何，我仍时常怀念听书的那些时光。真想找个机会请老郑单独为我说一场，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他还在不在人世。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