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全国“两会”同意国务院机构“大部制”改革方案。“大部制”是不是就改进机关作风杜绝腐败的灵丹妙药？答案是否定的。我很同意国家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马宇的观点：政府部门有权无责，权力没有制约，而责任却无从追究。“大部制”根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进行了五轮政府机构改革，可是成效还是不够明显，我觉得本次推行的“大部制”改革还是解决不了效率低下、成本太高、争功诿过、贪污腐败等等根本问题，要达到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行政管理体制”的目标，关键是砸烂官员的“铁饭碗”，改任命制为雇员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各行各业都打破“铁饭碗”，实行聘用制，人人都有危机感，随时都有被解雇的可能，所以他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努力工作。目前唯独政府部门的官员还是“铁饭碗”，虽说要实行“干部能上能下，职务能高能低，机关能进能出”，那不过是说说而已，只要你不违法，或者贪污腐败还没有被揭露，就不要担心，工资不会少，工作不会丢，级别不会降。因为我国政府官员有权无责，权利没有制约，责任无从追究。所以，在中国当公务员是最保险的职业，轻易不会丢饭碗。要是一个什么“长”，就有人前呼后拥、逢迎拍马，见人耀武扬威、趾高企昻，整天花天酒地、吃香喝辣。还有不少实惠，工资奖金不比普通企业白领少，还有更多的灰色收入，住公房、坐公车、用公款。正如老百姓说的，“香烟基本靠送，吃喝基本老公，工资基本不用，老婆基本不碰。”要是在有审批权的机关，油水更厉害，那些大老板就用重金会向你行贿，要害部门是腐败重灾区，就是这个原因。难怪当今报考公务员成为最热门的话题。

前不久，我有幸陪同加拿大一个政府考察团在中国考察。这个考察团由一个市长带队，其余的都是企业家。一路上，加拿大的那个市长简直就是一个服务员。他帮企业家拎提包、搬行李、安排房间、购买机票等等，什么杂事都是他干。他把最好的房间让给别人住，等大家都睡了他才休息，吃饭时从来不上主桌，开会从来不上主[xi]台。我感到奇怪，问他为什么这样，他回答说，在国外都是这样。政府雇员是纳税人的服务员，这次来的都是大企业家，他们是我的衣食父母，不把他服务好，我会丢饭碗的。

这样的事情在国内不可思议。有谁看见中国官员给纳税人拎包？有谁看见中国官员吃饭不坐主桌？有谁看见中国官员开会不上主[xi]台？一个小小县处级干部都派头十足，出门坐车都是秘书开车门、秘书拎提包、秘书帮打伞。有的科级干部也是盛气凌人。甚至有乡镇和部门的股级干部也是不可一视。

解放后，中国就把政府定位为服务型政府，干部的职责就是为人民服务，干部应该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的公仆。但是多少年来，几乎没有干部把自己定位为“勤务员”和“公仆”，他们实际上是人民的老爷，他们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在为人民币服务，大言不惭地称自己是“父母官”。

有资料显示，中国官员是目前世界上“作风最差、效率最低、腐败最重、权力最大、责任最小”的官员。“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普遍存在，许多官员“没有好处不办事，有了好处乱办事”。

体制决定作风。美国政府工作人员是雇佣制，美国内阁成员才叫官员，充其量不过二十来人，副部长以下都是雇员，美国联邦政府文职雇员共有269万人。外国雇员没有任何权利，在机关里得好好为纳税人服务。纳税人才是他们的大老板，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不敢有半点懈怠，因为随时都可以丢掉饭碗。我国财政供养的人员是世界最多的国家，超过7000万人。而中国的公务员都是任命制。官帽是上级发的，任何一个带“长”的都是“父母官”，官员级别分明，都是上级任命下级，无论是下级还是纳税人，对“官员”都没有决定全行制约权。所以，他们把上级服务好就行，根本不用为下级和纳税人服务。在下级和老百姓面前他们是长辈，就是“父母官”。

中国政治体制就决定了政府官员是“铁饭碗”，虽说要实行“干部能上能下，职务能高能低，机关能进能出”，那不过是说说而已，只要你不违法，或者贪污腐败还没有被揭露，就不要担心，工资不会少，工作不会丢，级别不会降。因为我国政府官员有权无责，权利没有制约，责任无从追究。所以，在中国当公务员是最保险的职业，轻易不会丢饭碗。难怪当今报考公务员比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高考要难上百倍。

有一次我看了央视创办的一个越洋对话节目。中国一个城市的市长和德国一个城市的市长空中对话。陪同中国市长的是几个局的局长，陪同德国市长的除了二个政府雇员外，主要是企业家，还有一个炊事员、一个清洁工。会谈主题是动员德国企业家到中国投资问题，会谈很有成效。结束后，中国市长邀请德国市长到中国考察，顺便看看中国大好河山。德国市长表现出为难，他说我没有权利动用纳税人的钱到中国游玩，要是我自己花钱来考察，我花不起这笔巨大的费用。中国市长当即表态，你们到中国的所有费用由我们承担。德国市长很是惊讶：“你们的老百姓会同意你花这笔钱？”中国市长也很惊讶：“什么？花财政钱还要同老百姓商量？”那个德国的清洁工说话了：“我不同意市长要到中国投资的动议，那位中国市长随便就能动用纳税人的钱，我们去投资还有什么呢保障？”德国市长对中国市长说：“对不起，我收回刚才的承诺，纳税人代表不同意到你们那里投资。”原来那个炊事员和清洁工就是纳税人代表，他们在监督政府行为。其实，德国那个市长权利小得很。

中国官员权利大得很。有干部任免权、财政支配权、项目审批权、用地划拨权、行政处罚权等等。难怪中国一个什么“长”，就有人前呼后拥、逢迎拍马，那么耀武扬威、那么趾高企昻，整天花天酒地、吃香喝辣。当然还有不少实惠，工资奖金不比普通企业白领少，还有更多的灰色收入，住公房、坐公车、用公款。正如老百姓说的，“香烟基本靠送，吃喝基本老公，工资基本不用，老婆基本不碰。”要是权力大的机关，油水更厉害，那些大老板就用重金会向你行贿，要害部门是腐败重灾区，就是这个原因。

美国有的部门看起来富可敌国，但实际上这些钱一点也不能随便花，也根本没有权利决定怎么花，其用途早就由国会确定好了，他们只是负责把这些钱发下去而已，若发不好，轻则丢职位，重则进大牢。美国商务部每年有近百亿美元的经费预算，也是国会审核划拨给他们的，但是没有权利动用一分钱，只能用于公共服务，地区发展，商务促进，不是发给官员的薪酬。大家也许记得，有一年美国国会迟迟不批政府的财政预算，导致众多的联邦政府关门，雇员被解雇。政府机构关门也就关了，美国人民生活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美国经济也没有受到影响。

这种事在中国能想象吗？国家财政能不给部委经费吗？部委能因为没有经费而关门吗？我国政府能因为没有钱花而关门吗？我国政府什么时候富裕过？国家一个部门，一年国家财政拨款也就几千万元，就连维持办公楼的运行都不够，那个部门每年实际开销不是几个亿，钱哪里来的？天知道！公安部门不是没有经费吗，靠罚款就能解决问题。有一个市公安局要盖办公楼，于是扫黄打非一个月就把工程款凑齐了！

中央对政府机构进行了五次改革，都没有什么效果，现在实行“大部制”，专家也预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实“铁饭碗”是中国政府机关作风差、办事效率低、“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根源；“权利过大、责任太小”是中国官员贪污腐败严重的是关键。要真正改变机关作风，建设服务型政府，就得首先砸烂“铁饭碗”，像西方社会那样，全部实行雇员制，削减官员的权利，增加他们的责任，把“官帽”交给老百姓来“发”，看谁还敢推诿扯皮？看谁还敢贪污受贿？看谁还敢耀武扬威？看谁还敢欺压百姓？看他们在“衣食父母”面前还敢不敢再称“父母官”？

“铁饭碗”是政府机关作风差、办事效率低、贪污腐败重的根源，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关键。要真正改便机关作风，建设服务型政府，就得首先砸烂“铁饭碗”，像西方社会那样，全部实行雇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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