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广州是到珠三角城市的中转站。

以前去潮阳、深圳，我都路过广州。每一次下了车，就惶惶的去找车，被广州街上的人流淹没，又被陌生的车载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落下脚来，才有安全感。

在我的印象里，广州大得无边无际。

广州是一个迷宫，所有的路都弯弯曲曲，没有一条是笔直到底的。

广州的建筑样子也五花八门，但都像豆腐盒子，码在路边，眩人。

我这一次来，就没想过要离开。

我已经没了深圳、潮阳，再没了广州，估计得回湘南老家，去承包责任地，在泥土上书写人生了。那样是孤独的，比在广州城还孤独。乡里年轻人都出去了，一个男人在乡下，是心怀理想还是心怀叵测，颇让人猜测。而在广州，每一个人，年轻的年老的，男的女的，卑微的富足的，都是广州繁荣的一部分。

经过《广东电子行业大全》一书的磨练，珠三角已经不再陌生。我就像一颗泡了水的绿豆，思维与视野都比原来丰满宽大了不少。我跃跃欲试，于是挑了广州。

广州有原来的同事。

他们告诉我，广州的屋好多，随便都可以住下来。广州的人很多，随便可以抓住机会。广州的企业好多，一不小心，就发了财了。

我们都有光荣的梦想，即使失败，流浪，我相信，广州的桥洞一样很多。

1．

我来广州，杨乃武是最热心开心的一个。

杨乃武二十出头，四川人，矮矮胖胖，剃了平头，肤色极好，像个女人。他那时在广东电子杂志社做发行。他的能力其实做不了发行，但生活必须让他做下去。我来了，给了他希望。我做《环东电子商情》的时候，全国有十万个单位。他不知道的是，那些地址我并没有从环东公司带走。他以为我做了那么多年，离客户资料又那么近，肯定有保留。

他把我介绍给了老邱，杂志社的社长兼总编辑。

一脸大胡子的老邱让我做了杂志社的广告部经理。

按广告业行话，我只是做了一个拉p的。

杂志社有一个误区，没有认真去做杂志内容，而是想透过杂志平台去搞活动拉广告，然后赚了钱养活一帮人。这是一个艰辛的冒险过程，结果已经宿命的出现了。社长还想搏一搏，把结果改一改。

当时我还住在永泰新村。五十块钱一个月，租了一个农家院子的一楼，可以看到窗下的菜地、墙角的草和路过的人头。心情不怀的时候，我就站在那里，看外面。

广东电子杂志社在天河立交下面的海角楼，旁边是天涯楼，两座楼像从地上深处的两根指头。社里宿舍在石牌。社里的李主任要我搬过来，方便工作。

杨乃武住社里宿舍，说在石牌牌坊等我。

到了石牌，杨乃武在电话里指了一条路，让我自己进去。

石牌的路像一整副鸡肠子，走进去像进了隧道，有的地方看不到天，有的地方是一线天。弯来弯去的湿湿的巷子里，尽是“接吻”楼。尽管这样，人可没少半个。如果石牌是一个蚁巢，人比蚂蚁还多。

转来转去，然后顺着一堵墙跟走，在一个巷子口终于见到了杨乃武。

走近了，他帮我提了桶，满脸是笑，把我带上黑暗的楼。

这里的楼盖得密密麻麻，白天黑夜都开着灯。

相互也没多少隐私可言，上下左右前后都是人家的窗，窗眼都开着，像一张张紧张呼吸的嘴。一不小心，就可以看见那窗里，男人或女人，裸了一截身子扇了风扇，看电视，做在沙发上像一颗虫牙。

社里其他几个同事帮我安排好床铺，坐在厅里，然后你看我我看你，等待下文。

按理说我新来乍到，他们请我吃饭才是。

他们都没动，杨乃武说都没钱。

我无话可说，我口袋里钱也不多，广州这么深，吃一顿花多少钱我一点谱也没有，最后商议，去菜市场买菜回来，自己做。宁乡的曹典文会做清蒸鱼，杨乃武会做凉拌菜，啤酒楼下的小店会送上来。为难的是，厅里没有桌子，一个人拿一本杂志垫屁股下，席地而坐，拎了瓶子吹起来。

我们穷，可是我们快乐。

大家有说有笑，都满怀希望，我们一定有明天，并且更美好。

3

还没有跟天涯海角熟悉起来，杂志社就出事了，被勒令停刊整顿。我离开了海角楼，但没有离开石牌。

原来环东公司的邓梅洪到了广州，租了房子，我跟他搭伴住。

邓梅洪也是四川人，精瘦精瘦，戴一副眼镜，色迷迷的，一脸“泡子”（粉刺）。在潮阳，他手里有一帮客户，时不时的给他一点单。他觉得不过瘾，想着大发展，就来到了广州。租下房子，不到三天，就把楼下的发廊女搞定了，带回来一起住，天翻地覆的在床上练。

那女的叫阿丽，也是四川的，身材苗条，嘴涂得红红的，走在路上，一看就知道那身份。她的眼睛是木木的，非高傲，而是麻木。

他们在卧室里操练完了，一出来，阿丽就问邓梅洪要钱。

他们两个就开始讨价还价，把戏演得淋漓尽致。

我受不了，就搬开了，跟河南的小张和湖北的小鲁住一起。

他们俩住一个大的房间，我住一个小的房间。

他们在忙什么，我不知道。每天我起床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出去了。他们是正经人做正当职业，早出晚归挤公共汽车。我是早上去买一份广州日报，看看招聘求职，然后去邓梅洪的屋，一起弄饭吃。

他经常在我面前吹嘘，他召妓，完全是为了货币流通。

事实胜于雄辩，楼下到处可以看见发廊，你喜欢你去，你不喜欢你不去，但都没有理由驱逐和毁灭她们。她们存在已经说明她们的价值。我知道，但心里委屈。现在知道，他有他的需要。需要还要理由吗？

杂志社散了之后，我也去见过老邱，希望他东山再起。

我们在环市东路的一家羊肉馆里聊了一个黄昏，外面车辆呼呼，老邱同志心里可能就凉丝丝的了。没有了这个平台，想再造一个平台，可不容易。聊了一些漫无边际的话题，吃了几盘羊肉，他出门，我回石牌。他去哪里，我不知道。

广州很大，落魄的不落魄的，都有自己的窝。

邓梅洪问我杂志社情况怎么样？

我说戏已经谢幕了，没有下一场。

邓梅洪说没事，凭你老欧的文笔，在广州找个事，不就“湿湿水”？

当年在跑《广东电子行业大全》业务的时候，我跟邓梅洪都受过苦。我们已经不惧怕明天发生什么不幸了。广州这么大，这么多人，这么多楼，只要动起来，就是一个活人。明天我就要动起来，成为这个城市鲜活的一部分。

邓梅洪从墙角的啤酒箱里拿出啤酒，我们“对吹”起来。

即使见不到阳光，阴暗里，年青也是真的好，好象阳光。

4

终于与邓梅洪分开了，与石牌告别了。

我到机场路的郭氏企业上班。

此之前，我跟小弟曾经从天河石牌步行到白云棠下。刚大学毕业的小弟一路走下来，觉得艰辛，打马回家了。我已经被广州这根缆栓住，不想走了。

郭，行业的人都称是大郭，潮汕人，事业刚起步，日子正红火，99年，就把奔驰s320开了回来，在行业里，也是为数不多的成功人士。大郭大气豪放，有魄力远见。两颗眼睛，像星星，看得很远。我们合作了一本杂志。我就把小鲁带了过来做编辑，招了一批人，风风火火的开始了在广州的第二份工作。

大郭的公司在机场路生活区。

站在楼梯上，可以看见飞机从眼皮下一掠而过。

在大郭的领导下，我迅速的推出了第一期杂志。西安的刘哥千里迢迢过来做发行。我们经常凑在一起，说宏图。

杂志上市之后，反映还可以。做了几期，欲望膨胀了，要做两本。

欲望不约束，只能坏事。

两本杂志出了几期，又遭遇了跟老邱同志一样的结局，被勒令停改。

一个好摊子，眨眼成了烂摊子。

我一筹莫展。

大郭当时对我挺看重也是挺放心的，他经常开了他的奔驰带我出去，或参加宴会，或在路边吃烧饼，或去见领导。因为我跟潮阳的那点关系，或者因为我这个人没有野心，他从来没有防备我。可是，这次却给他捅了一个篓子。难道这么快，我的广州之旅就划上句号？

大郭不会把那点损失放在心上，可我却浪费了一次机会。

广州机会不少，但可以把握的，不多。

从那以后，我明白，无论是老板，还是员工，都有解决不了的事情。

广州太大，不是大了就没有了原则。

走在机场路上，看过往的小车，看天空里来往的飞机，看不愿处的白云山，看蓝天丽景，会发现，人在广州，卑微的富足的还是游客，都那么渺小。她的繁荣，并不因为我的失败而改变。

即使广州很乱，她仍然值得迷恋。

5

我从机场路搬到了石井，每月仅仅五十元的棚屋里居住。

这里有我的老乡小辉兄弟俩，还有很多老家的乡亲们。

别以为这里熟人多就安全，某些夜里，查暂住证的人，比狗还凶。受不了，我们决定搬。而且在这城郊结合部，除了工厂，没有其他的单位。于是，我们又折回石牌，在一个六楼顶租下了一个小房子，几个人不再席地而坐，而是席地而睡了。

邓梅洪、小张、小鲁早已不知所终。

在广东电子杂志社的同事，鸟兽样散得无处可寻。

找不到事做，我就给兰州的《都市生活》杂志写稿。稿费最多的一次，竟得了四千多元！几次想不要工作了，做个自由撰稿人。可前辈告诫：得多准备几条绳子。我最后还是放弃了，我找不到更多可以拉扯我的绳子。大周末杂志招人，我动心了。他们老板是印刷厂老板，当年印刷过我主编的《时代歌坛》，知道我主编的杂志的发行量。我打了个电话去，老板就同意我去了。他帮人印杂志，并不懂杂志的运作。我的出现，刚好在他那里填了一个空。

大周末杂志社是人民中国杂志社旗下的杂志，人民中国杂志的副社长亓文公同志兼任大周末杂志的社长。这些我是去了之后才知道的。

大周末杂志由《茉莉时尚》、《育儿生活》、《装饰世界》、《现代歌坛》四个主题组成。我负责《现代歌坛》杂志的编辑组稿，后来做过几期《装饰世界》。老板在港台溜了一圈，请回几个台湾同胞，加入我们的编辑队伍之后，我做过两个月的总编辑助理。那时候的执行总编辑是李振华，在台湾是工商时报的召集人。但他们来了之后，相互之间开始了倾轧。带头的是李建同，在台湾是大家健康杂志的出品人，他先把一同来的设计创意总监赶回了台湾，然后把摄影总监赶回了台湾，接着就把李振华也从执行编辑的岗位上拉下来，赶回台湾。从他们几个可以看到，他们把岛内的人事斗争带回内地，精彩的演出。可在现实中，却那么不堪与残酷。

李建同好大喜功，往北京、上海办事处走回来，拿出一沓报表，抖着对我们说：这是北京的办事处的广告签单，这是上海办事处的广告签单。加起来，一百多万，我们的杂志前程光明。实际是没有一分钱到帐。

杂志被他这么一注水之后，就开始一本一本的停。

《现代歌坛》也被停了。

我也被李先生驱赶了出来。

李先生被老板驱赶了出来。

我像做了一个梦，醒来又回到寻找工作的路上。

6

在大周末杂志打工时候，我搬到了天河棠下，一个靠近马路的顶楼，离天河工业园数步之遥，我经常是走了路去上班。

如果老板或投资人不那么急功近利，我们可以走得更远。但是，他们往往是想今天出钱明天就收钱的人，市场对他们这种投机一点也不客气，咬了他的肉包子就走了。

天河棠下比石井好一点，毕竟离天河这个商业中心不远，住的人衣冠整洁，可以看得出他们的职业素养。但是走进去，其内部跟其它城中村没有什么两样。路是越走越脏，路边不断的出现建筑工地，一下雨，水泥街就成了泥水街，没有蜻蜓点水的功夫，是走不下去的。

在那里住了一年多，只进去过两三回。

很多时候倒是走到马路边，过了那天桥，然后到“好又多”楼下的茶餐厅或者洋餐厅，拣靠窗的位置坐了，要一份饮料，一边缓慢的吸，一边看窗外的风景。

星期六，广场上就有活动，流浪的歌手和走穴的主持人组合在一起，就是给外来人的一场戏。很多一样脸孔的人聚在那里，像一根根钉钉在那里，看完台上的美女模特又看所谓的歌星。阳光明媚，他们投入得如痴如醉，喝彩鼓掌一样不拉，然后等着派发奖品。

在这里，工作，就是美丽的平台。没有工作的，是很难有心情站在这里一个下午，看那些无谓的演出的。

看着他们，我心里就有一种幸福感。

我不再流浪，可以在一个场合去欣赏风景。

或许这只是暂时的麻痹，广州压跟就是广州的广州，跟我们无关。

人在世间本来就是一个人，广州也没有意义，我们给了广州意义，广州才在我们的生活里如此可爱。

面对思想，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团泥，没有思想多好。

对漂泊的人来说，思想是痛苦之源。

我喝着茶的时候，接到了大郭的电话。

他要我去他的企业负责企划宣传。

我想也没有想，就去了。我跟他有缘，所以他记得我。给谁干活，我都是一样的干活。这一点的坚持，也是唯一让我快乐的地方。

7

回到大郭的企业，我们仍然办了一份杂志：《电影评介》。

我在他的企业呆了三年，三年没有用任何借口请过一天假。

离开之前有一个例外，我奶奶去世了，我离开过他的企业几天。

工作是美丽的。

对男人来说，工作着就是一种魅力。

后来遇到一小人，以为他会把《电影评介》做起来，我就把职位让了出来，走了。大郭那时候也相信他，以为他不是狐狸。可没到年底，又做不下去了，狐狸跑了。

那时候我已经离开，开始自己摸索着，自己给自己一条路走。

广州没有拒绝我，她不会拒绝任何人。

同时，她也不会承认任何人。

她是一座城市，跟所有的城市一样残酷。

掩盖她的残酷的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看到的是她的包容和自由，她给了所有来人一个平台，只要你来了，你就可以表演，是去是留，由你自己决定。

广州，卑微的与富足的一起令她繁荣。感谢广州，感谢所有的卑微的富足的人，我们那一次擦肩而过，成就了广州最美的风景。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