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很诧异，为什么梅志写的《我陪胡风坐牢》没见火起来，傅光明写的《老舍之死采访实录》没见火起来，王亚蓉写的《沈从文晚年口述》没见火起来，甚至《傅雷之死》没见火起来，《顾准日记》没火起来……而是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却能火到被禁？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小疑惑。我也刚看完《往事并不如烟》，还在找未删节版。只是，对比起胡风等上边提到的那些响当当名字的经历，章伯钧、张伯驹、史良、罗隆基等等，好像又不算什么了。真的。小章诒和毕竟能跟着大人到政协俱乐部吃西餐牛扒，不管有没有待遇，总归有钱有闲。看看章伯钧，就是降级降职降薪，也还有四合院、小轿车、司机、警卫、厨师、勤杂、秘书……而那个年代，沈从文在故宫博物院楼道上灌着穿堂风低头琢磨古服饰；胡风呢，正在高墙里小心服罪呢，等待他的是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凄惨禁闭（用聂绀弩诗，则是“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

中国有个良好的传统。过去了的事，不管前因后果，不管孰是孰非，不管生死存亡，不管殃及几代，全在秋后用一个词一语盖之——“历史”。这就是历史。你找历史算帐试试呵，气急了你可以重拳出击。胡风，坐了25年牢出来，成了呆人一个，话说重点就是废人一个，植物人一个，他已无欲无求无思无想无能为力，但梅志可以发泄，可以哭可以闹可以索求点什么，只是，面对“历史”，她往哪出力呵，能对谁说，来吧，把20多年年华还我！来吧，把20多年的侮辱清洗掉！来吧，再回到从前，膝下是孩子们纯洁无邪地玩耍……能吗？可能吗？挺过来的梅志，照样无处着力。

对历史，我承认自己知得少，看不清。仅仅几本传记、几个人的回忆录或是几篇往事，不足以印证前辈血泪走过的足迹。但是，对一些文字上的理解，还是或多或少有个人的是非判断。比如，《我陪胡风坐牢》里，最后胡风夫妇于1979年获出狱时，“政委提到毛主[xi]历史上曾错误处理过干部，又提到了屈原、文王和孔子等。但又说，过去的问题不能都是别人的过错，将来这些功过是非都会有结论的。”25年，就这么几句话结尾了。我很想看后来“过去的问题不能都是别人的过错”里的问题有多少是胡风自身的问题，多少是别人的问题。别人的问题又是谁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怎么造成的。问题产生的直接后果和间接后果还有不可预知的后果又由谁来承担，究竟多少是“是”，里边又多少是“非”……可惜，梅志没有下文。她平静地在结束高墙生活的时候就结束了文字的行走，没有了任何交待或后记补充。我特地看了一下写作的时间——1988年。这距离他们出狱近十年。十年时间没有答案。也许无从寻求答案。“历史”越走越远，远去的只能越变越模糊，物是人非，事过境迁，自然规律向来如此。“现在人”或局外人不愿无穷尽地纠缠在“历史”里，而当事人或其后代只怕也不愿生活在“历史”的阴影了。这一点又要显出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不同了，我们的“历史”总是不可言说的多，或是来一句“历史自有公论”、“时间会证明一切”，自欺欺人一番，然后搪塞了事相安无事闭口不提。外国人却不，他们不纠缠，但要提醒，要记忆。他们也承认“历史”，他们也让“历史”承担它不该承担的交待不了的冤案错案血案命案，但他们绝对敢于面对，决不冰冻、决不掩盖。

我只能从书中的照片找寻胡风和梅志出狱后生活的影子。梅志是大美人，牢狱生涯尽管摧毁了如花的容颜，但昔日的风韵和神采仍在，1983年的照片上明眸善目，笑容可掬。身旁的胡风则目视前方，若有所思。我除了佩服人的坚韧和生命力的旺盛外，无话可说。

我不知道“胡风反革命集团”究竟有罪无罪。这种政治性的东西咱不懂不敢乱说。但我想，一个人不管他有多坚定的信念立场，关上个25年试试，便全变了。这变了不单是身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是思想观念的彻底改变，是人生观世界观的完全格式化。说白了，就是有脑子没想法了。像胡风，最后他幻觉幻想幻听，神经紊乱，天天对空中说话，冥思苦想检查自己罪状，不敢吃肉怕加刑罚，不敢睡觉随时准备被押送转移……他已经不是那个写三十万言书的胡风了。其实这时候关他，除了费人力物力财力还担点安全风险外，真的毫无用处了。

想想沈从文相比之下还是幸运的。毕竟他是自由人呵，能见天，能呼吸人间空气。尽管也是蜇着墙角走路。现在有时我想，沈从文弃文从古，是被逼无奈之举呢，还是自己聪明的选择？后者的胜算可能大点。沈在有关文章里说到，解放后，他曾想过写小说，但怎么也写不好，写了自己都不满意，可能没有可涉取的素材，或是有素材但他整合不了，提炼不了。也就是说，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他痛苦地想到转向。这转向应该有大环境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没想到天赐良机，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一转竟转出一个大文物学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成了珍贵历史宝藏。胡风没有这等好事，25年几乎不给他看书，后来看到毛选他激动不已，再后来拿到《十万个为什么》他简直如获至宝。

人性就是坚韧。如沈从文，如胡风。其实梅志曾经在高墙里受不了胡风的神经紊乱，也想过什么时候两人自尽了事，但最后还是挺了过来。换成老舍或是傅雷，也就“可杀不可辱”了。那时胡风老友聂绀弩还有寄信的自由，便从北京寄一些诗给胡风，有天写道：“祥子作者则则成佛矣！”胡风大吃一惊，祥子作者不就是老舍嘛……老舍死的突然，因为不管哪个角度他都是那时候的重点保护对象，后来傅光明采访了很多当事人，以为能把这个历史之谜解个七七八八，但时间老人总是不正经待事，采访到的每个人说法都前后不一致，记忆偏差，有的甚至差得离奇。就是老舍夫人讲述收尸的过程，也与儿子不同。如果说追究个人的责任，想必已无多大的必要，再怎么严重，也不致于落到这么个重量级人物的死由某一个人全部承担的份上。倒是当事人有良心发现的，则须自我忏悔就是了，像那个曾打了老舍一鞭子的女红卫兵，后来跑去向老舍家属表示了道歉。有一些人，却如避瘟疫般，怎么回想也总记忆出现障碍，无法提供详实的资料了。

聂绀弩后于1976年出狱，比胡风早三年。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里写到聂绀弩，说他出狱后回家，看人都沉默寡言，甚至透着一些痛苦。看她和她年轻漂亮的丈夫，则透着一丝冷冷的笑。这也许是两辈人的代沟了。聂绀弩能有如此表现，说明他脑子还没“坏”，还有思索的能力。看看胡风出狱，那已经是另一番模样了。也许再活泼的人儿再漂亮的人儿，在他眼前也如云里雾里的纸影，形动而已。聂绀弩和胡风相见呢，又会怎么样？我看过黄永玉写的文章，说黄苗子从东北监狱回来，照样大吃大睡，像没发生任何事一样。而两老友相见，则又是大呼小叫，时光倒流，没有留下岁月的阴影，或是说“历史”的阴影。我相信永玉老头和苗子老头的坚强乐观，但我怎么也不相信“历史”没有创伤。创伤有小有大有深有浅，要看环境使然，也要看个人修行。

凑巧的是，章诒和提到了梅志，说她们曾经关在同一个地方，是不是苗溪茶场，这有待查证。梅志后来却是避免了提任何老友的名字。他们关注的是监狱里自己种的瓜果蔬菜苞谷，还有鸟叫的声音。在那里，他们可以看到一角天空，但看不到外边自由行走的人。这一点我很敬佩梅志，如果早在北京，早在胡风蹲了十年大牢之后，她离开了他，或是不跟随他到四川，那么，后边的迁徙之苦、劳改之难、牢狱之灾是不是可以避免？毕竟，前边她已被监禁了七年，该付出的也付出了。剩下的，身边只有深受歧视的孩子们。她还属于群众，属于自由人，只是戴“帽”而已，没被判刑。但梅志却是听胡风的，每一句话都听。胡风说，你不要去图书室上班。她就听话地谢绝了工作机会谢绝了当国家干部的机会而留在家中做一日三餐。

孩子们不敢嫌弃父亲，却不满母亲的选择。后来，一个个远离了父母，不管理解的或是不理解的，他们终是做了无奈选择。现在我也能理解顾准的子女了，在那个“历史”背景下，谁也不是高人圣人，谁也无法与天斗与地斗再与人斗还其乐无穷，都要保命呵，惟有如此。说见人性也好，说现真情也好，都无法鸡蛋碰石头还不想粉身碎骨的事儿，不可能。“历史”有时就让人很憎恶。一个偌大的气场，让所有人丧心病狂。梅志能陪胡风坐牢到最后，我不知道是不是爱情，但绝对是亲情和个人的道德修养起作用。在胡风神经紊乱严重发作时，梅志甚至受到了胡风菜刀的威胁，还好，她足够坚强挺过来了，个中滋味，只有她自己知道。聂绀弩后来对夫人周颖有微词，不管人们的猜测对与否，但能相伴到最后，什么话都不要说了。还有人无聊到一再考究沈从文和张兆和婚姻幸福问题，想一想“历史”，也就什么话都不要说了。

多凶险呵，那一段“历史”。我也用一回吧，谁让我看了这些书这些事这些人，越来越困惑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