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三国演义》，常在每每掩卷后有所感悟。魏、蜀、吴，三国鼎立，逐鹿中原，演绎出多少旷世之歌？其实，吴国偏守江南，只图守疆土，享安乐，鼎立尚算，逐鹿免提。三国，实乃魏、蜀相争。两国领衔人物诸葛亮、司马懿，可谓各领风骚。

诸葛一生唯谨慎，这评论恰如其分。蜀国虽为天府之国，毕竟是荒蛮之地，疆域有限，人口稀少，物产匮乏，实力不足。与强大的魏国抗衡，能不谨慎吗？稍有疏忽，轻者，一蹶不振；重者，一命呜呼。感三顾茅庐之恩，负一振汉室之责，敢不谨慎吗？七出祁山，怀壮志而出，抱憾意而归。要知道，每出一次，皆需几年生养呀！事无巨细必亲躬，这固然是他鞠躬尽瘁的写照，更是他不得不为的苦衷呀！

司马则不同了。虽兵强马壮、粮草充足；但，一来“蜀道难”，二来“诸葛亮”。他绝对是个审时度势的高手，知己知彼的能人。在接受对手“妇人衣着”礼物时，不但笑而纳之，还关注对手健康，这绝对比那对天长呼“既生瑜，何生亮”的都督豁达多了。面对多谋的诸葛亮，既知防不胜防，干脆不防，来个太极推手，见招拆招。虽不能建功立业，也能尽职守责。顺趋势而不强为，谋长久而不急求，这真是他的高明之处啊！

以弱谋强，诸葛亮事前必左思右想；以静制动，司马懿事后才思前想后。两人皆是旷世奇才，棋逢对手，才做出了这抗衡的大文章。倘若，换个对手；倘若，换个位置……那历史将呈现另一番景象了。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关于这两人性格缺陷的描写。读了，颇觉有趣。

在蜀军出奇兵夺得魏三郡后，魏延提出兵出子午谷的建议。这有些冒险的军事主张，自然被谨慎的诸葛亮所否定。姑且不论魏延的建议能否见奇功，但对于处于劣势的蜀来说，也不妨一试。或许，这也是个机会，毕竟总是正面较量，劣势的蜀是难以抗拒魏的。诸葛亮的谨慎在此时也就呈现出局限性了。

在魏军大军压境下，蜀措手不及，诸葛亮无奈中，只好演了出“空城计”。这一招，乃诸葛亮不得已而为的一招，司马懿何曾遇过？本着对诸葛亮的了解，司马懿决不信他会走险招，反认为乃疑兵之计，不攻反退。结果，失去了歼灭敌军的最佳机会。

这，也就应了那句话儿：千思百虑，总有一漏；千防万防，防不胜防。

以古为鉴，是该取之态。那么，从此中，我们可得到哪些启迪呢？

其一：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

蜀较之魏，是处于劣势的。守，尚且不易，何至于攻？但纵观蜀、魏之争，攻守易位，以蜀攻魏居多。这固然有蜀以恢复汉室为己任，不惜以卵击石的壮举外，还有那变被动为主动的战略方针，牵着对方的鼻子走，让对方处于被动防御中而不得主动进攻。这一方式，确见效果，使蜀国的生存延续了许多年月。而诸葛亮死后，蜀王阿斗改为防御，不久，国破家亡。这一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魏为何不取先发制人方针而取后发制人方针呢？其原因有：一、赤壁之战，三国鼎立，魏已失去统一中国的最佳时机。魏连年战争，耗资已大，不堪再有大的战事。何况，已占十分之七、八的土地，需稳定国土，储备力量，以备再战。再者，蜀的地形、蜀的战意等等，已决定了战事非指日可下的了，犯不着急于一时。简言之，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占，怎能逆天行事？本着“泥鳅掀不起大浪”的观点，采取了防御的对策。

由此可见，无论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其本身无优劣之分，只是要因势利导，主观能动服从客观规律，那就是好的方针政策。

其二、谨慎从事和贸然行事

诸葛亮的谨慎，不是他的性格使然，而是客观条件的制约。

蜀的国土、人口、兵力均不及魏的三分之一，财力更是无法比拟。那么，在这极为有限的条件下，进，要完成统一大业；退，要保住社稷江山，谈何容易？稍有不慎，全盘皆输，将坠万劫不复之地，能不谨慎从事吗？

这与赤壁之战不同。那时，曹操灭两袁、吕布，胜马超，收刘表的荆州之地，天下仅余江东的孙权，一统天下指日可待。刘备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哪有地位可言？事关危急，只能作困兽一斗。除此一条，别无他路，贸然行事，实为无奈之举。虽说是诸葛亮舌战群儒，说得天花欲坠，但他比谁都清楚。“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万事，有一事不备，也死无葬身之地。还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连那本不该来的东风也来了。

彼一时，此一时。刘备已不是那丧家之犬，而是人中龙了。虽说还想着那更大的龙椅，可也不至于愿舍弃这屁股下的小龙椅呀？即便刘备舍得，诸葛亮也不答应呀！卧龙雏凤，得一而得天下。他也要用事实来证明这话不是空穴来风，他这人不是浪得虚名呀!在此情此景呀，由得他胡来吗？不谨慎，就不是诸葛亮了！

由此可见，谨慎从事也好，贸然行事也罢，那都是“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的事。事物是在变化的，做事就要适应这个变化。变则通，不变则不通。

其三,君子风范与小人伎俩

司马懿怎说也是个人物。虽说小说中将诸葛亮美化为智慧之神，但棋逢对手，交往日久，司马懿也不输他一丝半毫。

在战事处于劣势时，司马懿固守城池，就是不与诸葛亮正面交锋，急得诸葛亮万般无奈，只得请魏延出阵开骂，想激他火起，阵前一战。殊不知，他充耳不闻，就是不上当受骗。末了，诸葛亮无计可施，黔驴技穷，派人给他送去妇人衣衫。他笑纳之下，反而打探诸葛亮的日居情况，言语中流露出真切的关怀。

怎说，司马懿也是三军统帅，手下将领数百，也要顾忌个人名誉，可他偏偏泰然处之。这固然非心胸狭窄的周瑜可比，连诸葛亮也相形见绌。

司马懿的忍辱负重，是建立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的。于国家而言，个人又算得了什么？于生命而言，侮辱又算得了什么？正因为这种取舍观念已深入骨髓，事到临头，那反应是自然体现，而不是刻意压抑，真可谓炉火纯青、与身俱来。

诸葛亮乃羽伦之士，熟读经书，自当知书识礼，何至于行此下三滥的勾当？刘备三顾茅庐，他酣卧榻上，还可表清高之态；而两军对阵，本就有攻防之术。没本事攻城掠寨，也不至于悍妇耍泼呀？究其根由，乃报国心切，成事心重。七出祁山，无功可奏；病躯一个，恐不能再。此情此景，蹉跎泪下；个人为小，事业是大。拳拳之心，惟天可表！情急之下，哪还顾及许多？

由此可见，事有当为与不当为之分，行有可端与不可端之举。君子行事，小不忍而乱大谋，行大事而不拘小节。人言固可畏，坦荡何惧之。

四、百密一疏与孤注一掷

诸葛一生唯谨慎，成也谨慎，败也谨慎。

事前诸葛亮，是人们对这智慧型的人物，最贴切的赞誉。谋后而动，固然是他行事的准则，但这并不能让他流芳百世；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他那神机妙算。想别人之所不能想，算别人之所不能算，就在于他思维的慎密。

纵观诸葛亮的谋算，排除他不得已的原因，也就是只有一疏：失街亭。

别小看这一疏，其意义在于：街亭一役，损兵折将，甚为惨重。蜀国不得不由战略反攻转为战略防御，最终决定了蜀的命运

诸葛亮这一错，其原因何在？虽然，平素马谡“好论军事，才气过人”，在征讨南蛮，七擒孟获时出谋划策，颇有建树，可谓“将才”，但掌管帅印，规划全局之职却非马谡做的来的。何况刘备曾明言，“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诸葛亮虽注重人才，却不能知人善用，这样也酿成了这一的悲剧。

而在蜀、魏对抗中，尽管蜀出于主动，但军事上并没占上风，而此次出奇兵，夺得三郡，乃获得了最佳战机。魏延提出兵出子午谷，取长安，但诸葛亮怕有失，不肯弄险。结果丧失了这一机会。倒不是说，采纳魏延之计，蜀就能成大业，但这对于处于劣势的蜀来说，毕竟是难得的机会。弃之，实在可惜。

由上可见，谨慎从事是弱蜀的必然选择，面对强魏，稍有不慎，将有累卵之危。但是，消耗战不该是蜀的唯一选择，毕竟有力不从心之忧。当时机来临时，就该有孤注一掷的决心和胆魄。否则，失去机会，岂不扼腕叹息？

至于事后司马懿一说，因为《三国演义》扬蜀抑魏，用司马懿来衬托诸葛亮，将他置于受制于人的局面，也就极少正面加以描写或刻画。其实，这也无损这一人物的形象。司马懿绝不是受制于人，而是后制于人。否则，他如何是诸葛亮的对手。本文在此也就不赘述了。

本文已被编辑[奔月]于2008-4-21 12:14:38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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