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我，师范学校毕业后，和我的两位同学一起被教育局分配到农村，还没有报到，学校校长就盼星星盼月亮的盼着我们。学生家长更是看成宝贝，是他们用一辆小毛驴车把我们接到这半山区小学的，这所小学在当地算得上办学条件最好的，因为校舍全是新盖的红瓦房，比较干静齐整。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哪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这一代师范生，多半是胸中揣着这种远大理想奔来的。被文化洗涤了一下子的人们，禁锢思想也有了开化，送孩子上学的积极性已经抬头。学生家长在闲暇也能到学校来看看我们这些教书匠。

踏上讲台我就任五年级语文课。学生李苗，小小个头，可是学习特别用功，尤其是语文课。她有一种天资的文学灵感，课上听课做作业，下课看书，写作文，记日记，我这位语文教师只要布置的作业，她没有一样不出色完成的，真是太喜人。李苗的家长，一位普通的农民，大字不识“一斗半升”的普通人。可是，他总想在李苗的身上找回自己的损失，所以对她的教育是严中有爱，倍爱有嘉。每当他去学校问过李苗的学习情况后，总要以一种让人可信不可疑的口味邀请我到他家吃一顿饭，以表谢意。

出于做一位教师的职责，也应该走访学生家长，又加上李苗的爸爸多次相邀。我带好李苗同学的期中考试卷，和为她平时留心写好的学生“成长录”，决定做好我当老师生涯的第一次家访。

当我走进李苗家的时候才知道，农家的苦和乐。她家住单门独院，正房是堂屋（北屋）三间，除房顶的屋沿上有几块砖外，其它建筑材料全是用土坯垒起来的。一扇破木门上边还有钉上六个补丁，窗户在这一建筑物上只能算是鼻子洞，绝对不能算是房子的眼睛。没有陪房，院墙同样是用土坯垒起来的，在院墙的跟前挤挤撞撞堆着柴草和积下的农肥（土粪），这是时代的要求，柴草要生活，农肥能多挣几个工分换来粮食和工资。

李苗的爸爸非常热情，忙迎我到屋里，把门前的椅子上座硬拉我坐上。虽然院子里我被一片柴草和粪肥味薰得有点倒胃口，这室内也算干净，一块兰色的门帘把内室挡阻了视线，外室，除我们坐的地方，就是一张半旧的床，在西墙根南北方向放着，床上整整齐齐地叠着一条被子，铺平的床单已经洗去了带花条的所有色彩，显示出老诚有余的灰白色，只有沿边的一块补丁透出一点点艳新。一根拳头粗细的顶梁柱立在屋中央，但是，它却不是竖直强壮，而是扭曲着身躯，咬牙撑着上面摇摇欲坠的梁檀。掷身于这种危房中天天生活，心不由已，总有一种灭顶之灾的心理。

李苗的妈妈是一位地道的农家妇女，单薄的身材。衣裳当然是做家庭主妇的自己缝制的，虽然破旧，还算得体。从她身上就能看出来是位聪明能干的女人。她和男人一样，按时上工，干着生产队里分配的农活，到家承担着做饭做生活。她，拍打了几个身上的尘土，理了理零乱的头发，只简单地洗了一把脸，就蹲在院子东墙边烧锅台边做起饭来。

麻利的把饭端上桌来，郑重地放在我坐的这边桌上边。是一碗面条，无汤的汤面条，不能算捞面条饭。李苗的妈妈随后又给李苗爸爸端来一碗同样的饭，我们吃起饭来，当我一下筷子时，下面还埋着两个荷泡鸡蛋。当时我心里想，李苗的家真行。我心知肚明，这可是上等待客饭。在那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年长，穷困潦倒的乡下人吃顿像样的饭食，一般必须等到逢年过节，平时只能以粗茶淡饭聊且果腹。吃吧，吃吧，转眼在李苗的爸爸说话间，我偷偷溜眼一瞅，这两个荷泡鸡蛋只有我一个人有哟。哎，全家人只有我们俩个在吃饭，问起家人呢？他话语利落地回答说：“她们姊妹几个全都不在家。”她妈妈呢？“也有事出去了！”

思虑着，我这顿饭说不定要吃去他们一家子多少辛苦……　那里还吃得下去哟！抄面条吃了几口，喝了碗里的全部汤水，两个荷泡鸡蛋又深深地埋在了碗底。李苗的爸爸边吃边和我聊着他们的家长里短，我认真的听着，当他吃完后，我也放下的手中的碗。“你怎么不吃呀！”我撒谎说，昨天夜晚着凉，肚里有点不舒服，本来一点也不想吃，还是你家的饭好吃，我还吃了不少哟。

第二天晚自习后，李苗的爸爸专程到学校，看我病情如何。还带来了五个鸡蛋，我记得清清楚楚，李苗说过她家只养了两只鸡，这鸡蛋是她们的学费钱。拒之不成，收之无力。我无奈地收下了，这是一片心意，送来的是一片爱，隐藏的是一份深厚的情。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