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杰,一个极为普通的名字,全中国可能有成千上万个陶杰,站在中国的大街上,高喊一声“陶杰”,估计会一呼百应,一呼千应,乃至一呼万应。
不认识陶杰,不知他是何许人也,因为这个名字实在太普通,普通得一度在大脑中存不下什么记忆,在没去灾区之前,他只是上海某医院里一个平凡的骨科大夫,每天给病人看病、接骨、疗伤,5·12大地震之后,他去了一线灾区,重复着和以前同样的工作,只是工作强度、难度大大地增加了。
不可否认,去灾区的那些医务工作者都是英雄,他们辞别亲人,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去了至今仍余震不断,环境艰苦的灾区,他们默默地工作着,不知他们的名姓,只能给他们一个统一的称呼“无名英雄”。
陶杰只是这些“无名英雄”中的一员,但如今,称呼他“无名英雄”之前,还得加一个大写的形容词―――悲天悯人。
这几天的工作中,陶杰和他的同事们创造了一个奇迹,那就是在他治疗的众多病例中,无一截肢。
“截肢“在医学辞典中也许是一个极为寻常的专业术语,但对病人来说,这是何等残酷的一个词汇。截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将失去你的手或脚,意味着你的身躯将变得不完整,意味着你将从一个正常的健全人变成一个残疾人。
我自己也是一个残疾人,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残疾人的生存环境变得越来越好,国家和政府甚至还颁布了相关法律条文来帮助残疾人,使残疾人改变其弱势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对残疾人的认同感也较往日大大增强,许许多多的热心人、好心人时刻关心着这个弱势群体,媒体时常宣传一些有关残疾人自强不息的故事,打动读者的同时也对残疾人事业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有人说,残疾人本身就是一本写满自强不息的书,书里有海伦,有保尔,有贝多芬,有张海迪……每个残疾人都有一个自强的故事。
可是,作为一个残疾人,我要说,自强只是留存在生活表面上最美好的痕迹,它很容易被人发觉,很容易被人赞美,人往往会被表面的东西所迷惑,而错过去挖掘生活本质的契机。
的确,每个残疾人都有一个自强的故事,但,那些故事的背后可能都会有一串辛酸的泪水,人们在赞美微笑的同时,往往就忽略了曾经的泪水,残疾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事,没有人会说,我愿意残疾,既然眼泪治愈不了我们的残疾,那只能用洗涤后微笑去面对生活,面对世人。
认识一个硕士毕业的残疾女孩,她说,残疾人,无论怎样自强不息,无论是否受过高等教育,都有一定的心理障碍,所以,残疾人往往较正常人更为纤细,更为敏感。昨天,碰到了一个手腕以下截肢的男孩,很帅气,很阳光,乍看之下,和正常人没多大区别,可是,他却用一块大大的毛巾包裹住了那只截肢的手,我的目光不忍在他那只手上停留太久,我知道,那对他来说,是一种莫大的伤害。对于漂亮的姑娘来说,百分之一百的回头率是一种赞美,对残疾人来说,百分之二百的回头率就是一种伤害。
这种感觉,这种痛苦不是正常人能够体会得到的,甚至有时连疼爱我们的父母也无法理解,可是,陶杰医生却领会到了这一点。
他知道,肢体的缺失会给他的病人造成多大的伤害,跳舞女孩不能再跳舞了,篮球男孩不能再打篮球了,他们很坚强,仍然以微笑面对屏幕,对面大家。可是,谁又能说,他们在截肢以后没有掉过眼泪,一个姓李的小姑娘,在被救援人员挖出废墟后,看到那条伤痕累累的腿,恳求她的叔叔:“求求你,不要砍我的腿,没有腿,我宁愿一死。”这才是人类最真实的心理。
他们刚经历地震的伤害,才承受失去亲人的痛楚,却还要面对截去肢体的现实,这真是太残酷了!那些脆弱的心灵怎能负荷如此巨大的痛苦,何况,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孩子。截肢,会使他们日后的生活、学习、工作、婚姻产生诸多不便。
陶杰医生深深明白这个道理,他说,我个人非常不喜欢截肢的方式,多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是因为这句话,他保全了无数人的肢体,而那些人今后的生活也将变得更有质量,人生变得更多姿多彩。
中国古代有两句老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和“医者父母心”,每个把儿女带来人世的父母都不希望自己儿女是肢体不全的,是残疾的,陶杰医生也不希望他的病人肢体不全,作为医生,他应该更清楚采取保肢治疗比截肢治疗的工作程序更繁复,难度更大,可他是秉承一颗真正的父母之心在为患者治疗,良心加医术,这就是陶杰医生的全部。
作为残疾人,每当看到有人被截肢,就有感同身受的锥心之痛,我认识很多残疾人朋友,但我却很矛盾地希望,这些朋友越少越好,残疾人这个群体也是越小越好,让我们都变成健全人吧,我们或许做不到这点,但陶杰医生正在做着,正在坚持不懈地做着。
看到此,我想给陶杰医生一个朗铮式的敬礼,对他大喊:“陶杰医生,我们向你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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