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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文革禁区等于为文革招魂熊飞骏

发表于-2008年06月07日 晚上10:23评论-0条

设置文革禁区等于为文革招魂

——熊飞骏

中华文明自秦始皇建立极权专制体制的那一天起,经历了周而复始的循环浩劫,文明一而再再而三在废墟上重组,又因专制体制下腐败无法遏制,最终官逼民反酿成下一次“全民革命”而变成新的废墟。

循环浩劫的代价是:中华文明在长达两千二百年的专制长河中并没取得多少实质性的进步!

中华文明在历次动乱浩劫中经历了空前的灾难;最大的文明灾难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

反抗暴政建立新“专政”王朝的改朝换代战争通常只造成生命灾难,灾难过后文明又很快走向复苏繁荣。可文化大革命则造成空前的“文明灾难”,中华民族的良知、人性、公平、正义受到残酷践踏,甚至于毁灭了整个民族的灵魂。文明灾难不是短期内能够修复的,因为文明的主体——“国民”的心灵被毒害很难因时过境迁而“立地成佛”,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毁灭掉的良知、人性并不能随着文革的过去即时回归到国民的心灵。绝大多数国民在文革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仍会因为“文革思维”的惯性作用不自觉习惯于反文明的行为模式。文革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可大部分国民的良知依旧整体沉睡,为了追逐眼前的急功近利无视最基本的道德准则,从根子上讲都是文革的遗毒在起作用。

所以文化大革命对中华文明的伤害是无与伦比的,是中华文明史最为痛心疾首的一页,这段历史绝对不能再来第二次,否则中华文明就从根子上毁灭了,并且永远失去了复兴的机会。

历史经验和人性规律证明,一个民族要想不重复某一悲剧,就必须要让这个民族在相当长时间内牢记这一悲剧的教训,时刻警醒这个民族别再犯同样的错误。否则因为人性容易健忘的原因,极有可能在若干年后以改头换面的方式重演这一悲剧。

以色列国为了让犹太人永远牢记纳粹大屠杀这段血腥悲剧,在各地建有大屠杀纪念馆,让犹太人永远保持浓厚的危机意识,全民一心谋求国家强大民族振兴,不要在歌舞升平中玩物丧志,再度沦为另一个野蛮民族的整体屠杀对象。

东欧各国在走向民主后,也建立了形式多样的“政治迫害”纪念馆,让国民记住专制体制的残暴和反人性,永远不要因为民主之路出现波折而重新选择专制!

一八九五年日本军队在旅顺制造了种族灭绝式大屠杀,杀光了这个城市所有的中国人,连老人妇女儿童也无一幸免(只留下36人掩埋尸体)。可习惯于在“西湖歌舞几时休”的花花世界恣情纵欲的中国人很快健忘了这段历史,结果日本军人又在三十八年后的中国首都南京把同样的大屠杀再来一次。

我们要想不重演文革的悲剧,就必须牢牢记住这段悲剧历史。为了不让国民忘记文革的教训,我们有必要象犹太人建立大屠杀纪念馆一样在全国各地建立“文革纪念馆”。

新中国灵魂更为高贵的文人巴金就在生前一再呼吁要建立“文革纪念馆”!

文化大革命除了伟大领袖一人外,中国人整体上没有赢家,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因此建立“文革纪念馆”应该不会伤害到某个阶层的利益和自尊。

可我们迄今仍未建立“文革纪念馆”,662个城市一个也没有!

不但没有设立任何一个“文革纪念馆”,我们还人为设立了“文革禁区”,不准中国人系统深入地讨论研究文革话题,“文革”也成为网络最经常的屏蔽文字……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致力让所有的中国人都忘记“文革”这段历史?

文明世界努力让自己的国民牢记历史悲剧;我们却努力让国民忘记中华文明的最大悲剧?

忘记悲剧的代价就是在以后的历史中重复同一悲剧!我们难道不怕历史的报复?

历史报复的步伐是如此之快,当我们还没有从上一次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时;“文革幽灵”在柬埔寨、北朝鲜作了一番短暂旅行,在旧脸谱上加了几样新装饰后又悄悄折回中华大地了。

“文革幽灵”在柬埔寨旅行时制造了这个星球上虽谈不上绝后但绝对空前的人权灾难。短短三年时间,柬埔寨五分之一的国民(170万)被屠杀虐待致死;全国知识分子屠杀得只剩下不到10个包括医生、技术工人在内的专业人才;有“东方巴黎”美誉的金边三天之内成了空城……

官僚阶层和知识精英在文革中受到的伤害最大,我们的权力阶层肯定无意为文革招魂,因为没有哪个权力阶层愿意“革自己的命”。文化大革命最为家喻户晓的功能就是摧毁了整个官僚阶层,文革前期“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实质就是“打倒一切当权派”,就是“砸烂公、检、法”,结果各级权力机关处于瘫痪状态,无法行使正常的管理职能,出现了权力真空,被文革中新生的权力机关“革委会”取而代之。

因为官僚阶层在文革中受到的伤害最大,断言我们的权力阶层有意为文革招魂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所以文革幽灵的回归力量应该来自广大的社会中下层。

当今中国社会中下层确然存在浓厚的“文革情结”!

“文革情结”在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原因又来自上层文革政策失误,来自上层制造的“文革禁区”。因为文革的真相一直没有得到披露,今天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了解真正的文化大革命。他们心目中的文革不外乎急风暴雨式的群体运动,群众第一次把欺压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各级“领导”踩在脚下;不外乎把包括国家主[xi]在内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押上审判台批斗,戴高帽、游街,群众可以任意打骂过去的领导而不受追究……虽然民众也惋惜严凤英、老舍等天才艺术家被迫害致死;可一想到有那么多的官员为他们垫背,心中一个“值”字了得!

急风暴雨式群众运动和对官僚阶层的整体清算批斗只是文革的一个非主要方面;因此而催生的骇人听闻的人权灾难,令人发指的残忍暴虐,灭绝人性的屠杀折磨,无穷无尽的荒唐冷酷,最终造成整个民族丧失人性并集体走向疯狂则是文革最主要的方面。前一个方面国民都了然如胸并津津乐道;后一个方面绝大多数国民则不了解真相。绝大多数国民不知道本应温柔善良的花季少女宋彬彬一旦成了红卫兵旗手后竟然和同伴举行杀人比赛,亲手打死了十三条无辜生命;不知道张志新在押往刑场枪决前被残暴割断喉管;不知道小女子黎莲、钟海源在临刑前被“活体取肾”;不知道北大才女林昭在监狱受尽非人凌辱折磨;不知道大兴县、道县大屠杀;不知道广西宾阳、武宣发生的禽兽不如惨案(参见拙作《我们不能忘记文革》)……

我们对文革的批露则只限于前一个方面;对后一个方面则讳莫如深并因此设置“文革禁区”。

因此我们对于文革的责难只限于“破坏文物古迹”,“打倒老干部”和“砸烂公、检、法”……

今天的中国因为体制的原因,贪污腐败已成不可遏制的燎原之势,司法腐败无处不在,多数国民对贪官和流氓干警恨入骨髓。如果国民知道文革的错误只限于“打到干部”和“砸烂公、检、法”,他们会认为那是文革的“错误”吗?难道不认为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阳光时代”吗?难道不对文革心向往之吗?

如果民众对文革的理解仅限于对特权阶层的清算迫害,政府又没有及时实现民主、法治的政治转型,贪污腐败愈演愈烈并成为不治之症时,他们难道不会从心底呼唤文革的回归吗?

年轻时期我的文革印象也仅限于斗官杀官和砸乱公、检、法,再看看身边的官员以权谋私和警匪合流的社会背景,心中自然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是不言自明的?直到近十年接触到文革令人发指的暴虐信息,并实地采访了部分在文革期间发生人权灾难的地区,才在心灵深层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道理很简单,理性的革命只能谋求国家富强,民族进步,社会公平和良知人性回归等文明目标。如果我们的革命果实与上述文明目标背道而驰,我们从整体上清算官僚政治的代价是牺牲自身的良知和人性,从整体上走向暴虐和疯狂,这样的革命只能得不偿失!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没有任何益处!西方民主政治的优势就是在实现国家管理层的和平权力交接时没有背离民族进步和社会文明的宗旨,因而成为全人类迟早都会遵从的普世价值。

如果历史再给中国的普通民众一次文革机会,他们对官僚阶层还会心慈手软吗?听听民间广为流传的“民心谚语”吧:

“如果把局级以上的干部全部杀头,肯定有个别冤枉的;如果隔一个杀一个,肯定有很多漏网的!”

“如果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对当官的就不是批斗游街了,干脆一律砍尽杀绝,免得秋后又跳出来害人!”

所以如果中国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官僚阶层将会成为首当其冲的“革命目标”。

我们的民众呼唤文革的原因是他们不了解“文革真相”,隐瞒文革真相又是官僚阶层设置了“文革禁区”。结果设置“文革禁区”的苦果是文革思维的回潮,下一次文化大革命已“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因此,官僚阶层设置“文革禁区”的代价是“自食其果”!

为什么我们的官僚阶层会设置“自食其果”的“文革禁区”呢?原因是我们的官僚阶层在文革思维上存在误区。

在官僚阶层看来,设置“文革禁区”确然有不得已的苦衷:

文化大革命酿成的人权灾难确然骇人听闻,很多灭绝人性的迫害根本不是人干得出来的。可文化大革命时期依旧是我们党的天下,文革灾难虽然与现存官僚阶层没有必然联系;但我们的党却脱不了干系。文革真相一旦大白于天下,我们的党就会面临前所未有的人道责难,甚至于专政合法性也成了问题。

一旦面临上述问题,我们的党就只有痛定思痛自我更新,象台湾的国民党一样浴火重生凤凰涅槃,才能重新获得全体国民的认同和尊敬。

自我更新是要经历阵痛的,就象新生儿诞生要经历阵痛一样。官僚政治的惰性又使绝大多数官员不愿主动经历这一阵痛,他们更愿意采取以“稳定为大局”过一天算一天战略。为了尽可能“稳定”更长时间,掩盖历史真相就成为不得已而为之的临时措施,尤其是尽可能掩盖使党面临专政合法性问题的文革真相。

“两害相权取其轻”,自我更新的阵痛无疑要比整个官僚阶层面临可怕清算的危害要小得多。设置“文革禁区”的苦果是招来下一次文革,官僚阶层将会首当其冲甚至玉石俱焚。因此设置“文革禁区”是设置者付出更大的代价,是“两害相权取其重”。

除了“为了眼前稳定而无视未来大乱”的思维误区外;官僚阶层还存在另一饶幸心理误区:他们不认为下一次文革会因为掩盖真相而重现;就算文革重现官僚阶层也不会首当其冲成为率先革命的对象。很多“善于健忘”的官员和没有经历文革的年轻官员还以为文革只是文化人受难,“文化大革命”顾名思义就是“革文化人的命”?

…………

今天的中国已经为文革的重来准备了各方面的条件:

官僚政治的没落腐化使整个官僚阶层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绝大多数国民渴望对无孔不入的腐败现象进行整体清算。

政府在旧体制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阻碍力量时迟迟不肯启动政治变革,能够有效防范腐败的民主、法治和新闻自由依旧是政治禁区,腐败问题无法通过体制内的正常程序解决,人们因此认为只有文革时期急风暴雨式的群体运动才是消灭腐败的最有效办法。

近几年城市产业工人大量下岗失业,社会贫富极度分化,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渴望改变现状的心怀不满群体,为下一次文革准备了生力军。

落后过时的教育体制,造就了一大批没有独立思维能力,喜欢跟在群体和主流媒体后面盲动起哄,渴望发泄不满情绪的城市愤青群体。他们拥有比当年的红卫兵更极端和更具破坏性的思维、行为模式,极有可能替代红卫兵成为下一次文革的先锋队。

下一次文革可以说是“万事以备,但欠东风”,缺少的只是适当的时机和一位有强烈感召力能够自由操纵群众意志的独裁领袖。而专制体制是产生独裁领袖的最好温床,如果我们不对旧体制进行迅速根本的变革,有强烈独裁倾向的“群众领袖”要不了多久就会应运而生。

四十年前的那场文革首先在文化界发难,无赖文痞姚文元的《批海瑞罢官》打响了文化大革命的信号弹;今天的文革幽灵一样首先选择在文化领域兴风作浪,尤其是在网络四处出击大打出手。虽然没有姚文元那样钦定的“文革旗手”出头挂帅,但姚文元的无赖文风却在网络甚至正规媒体甚嚣尘上。拥有极端思维又不爱思考的愤青文痞追随缺少民族责任心媒体的舆论导向,对他们不理解的人和文字上纲上线,玩弄文革时期断章取义、偷换概念等无赖文风,对锁定的目标大扣帽子大打棍子,把真正爱国勇于捍卫良知公正的志士仁人打成“汉奸卖国贼”,自己则从事伤害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真正卖国勾当。

四十年前发动文革的口号是“反帝反修”;今天的“文革信号”则是“爱国排外”,二者的思想内涵高度一致。取代红卫兵的愤青群体先在某个“爱国排外”的目标上取得认识上的高度一致,然后行动上高度一致对锁定目标群起而攻之,在人数和声音上取得格外壮观的力量展示,从而在社会上赢得深刻印象,而不管攻击某个目标在法理上是否站得住脚?在人情上是否合情合理?

当愤青群体在国民不了解因而也容易接受的排外目标上成功地展示力量,并取得步调一致的行动锻炼后,就会回过头来在国内寻找打击目标,通常锁定某个和主流媒体声音不一致的人和文字,对文字进行断章取义和偷换概念的技术处理后,潮水般地砸下早就准备好的大帽子大棍子,然后给打击目标贴上“汉奸卖国贼”的标签,而不管这个目标是真正的爱国志士甚至于是民族英雄。

当愤青群体率先对“西方价值”和“独立声音”大打出手时,官僚阶层大都看不到即将来临的危险,误认为愤青群体是他们维护既得利益的同盟军,因而以欣赏赞许的心态静观愤青群体触犯法理的过激言行甚至于推波助澜。在政治体制变革前的中国,腐败官僚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自由平等的“西方价值”和勇于探索真相的“独立声音”,并在主流媒体上不时给予抨击,为不爱思考的愤青群体提供价值引导。现在愤青群体把“西方价值”和“独立声音”作为主要打击对象,他们没有理由不从心底高兴。

官僚阶层不可能看到,无论是爱国排外大游行,还是群起围攻独立声音,都是下一次文革的演习目标。一旦愤青群体迎来下一次文革,他们主要的打击目标就会很快转向,转而落到整个官僚阶层头上。四十年前的那场文革主要也是红卫兵从“破四旧”、在外国使馆前游行和迫害文化人开始,官僚阶层在那时也没有意识到即将来临的危险,因而默许了红卫兵制造的各种暴行。等到红卫兵“砸烂了旧世界”,发现再没有什么“四旧”可破时,就把整个官僚队伍当成“旧世界”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押上审判台。等到各级官僚发现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拿着红缨枪向自己奔来时,他们想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部分官员对愤青群体超出法理言行的怂恿甚至于推波助澜等于是玩火自焚。

综上所述,今天的中国虽然没有迎来下一次文革,但文革幽灵在中华大地无处不在,愤青群体甚至已成功地完成了下一次文革的“排练”。

中国即将面临下一次文革的风险!

我们设置“文革禁区”等于是为文革招魂!

要想阻遏下一次文革的步伐,避免文革的空前浩劫,我们必须尽快撤除“文革禁区”,让民众知道被掩饰的文革真相:文革不是什么单纯反贪反腐的群体运动,而是反人性反文明的空前浩劫,是层出不穷灭绝人性的暴行,是全民被阴谋家毒害走向集体疯狂……文革不但起不到反贪反腐的作用,相反会从根子上毁灭中华文明,并最终毁灭我们自身。

我们有必要倾听巴金的声音,在全国各地建立“文革纪念馆”!

除了撤除文革禁区外,我们还应以大政治家的胸怀和气魄,大刀阔斧地变革阻碍经济、社会发展,伤害良知和人性的过时体制,在中华政治体系植入民主、法治、自由的普世价值,把官员的任免监督权交回到人民手中,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腐败耐以孳生的社会土壤。当政治变革带来真正的社会公平后,文革的内在社会驱动力就会消于无形,下一次文革就会越来越遥远,并最终在理性健康的中华文明长河中永远成为历史名词。

天佑中华!!!

二oo八年六月七日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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