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圣品

《红楼梦》开头有这样一段话：“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武则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挠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所余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洽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僻之邪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偶因风荡,或被云催,略有摇动感发之意,一丝半缕误而泄出者,偶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李太白，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

这话很有代表性的体现了我国古人“气”和“情”的思想。宇宙中的能量，古人也笼统的称为“气”，气寻体而归，遇到和自己相符合的物体就归宿其上。恶毒凶狠残暴刻薄猛戾之气，寻找相同的人或物体而归，形成“霸气”，清明福善和乐喜悦之气，也寻找相同的宿体，形成“王气”。至于情痴之类，多半则是正邪相互融化后的气。所以有“气由心生”、“运由气作”的说法，告诉我们不要嗔心恶毒，那样晦气霉气经常会找上门来，越心情不好，就越容易招感更多的不良之气，影响你的幸福生活。要多保持良好心态和喜乐和气，那样，福气才会找来，所谓的“和气生财”、“笑脸有福”，就是这个意思。

说起这话，又让我想起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我开始看到此文的时候，以为象韩国片的主人公们一样，主人公花容月貌，一笑倾城，再笑倾国，是一部爱得死去活来的爱情小说。及至看完，才发现所谓的张爱玲式的“苍凉”，一贯吻合了张式的人生观，棉扯绵扯的。张爱玲说：“几千年的文明难道就证明，文明无论怎么完善，都只是食色二字么？事实如此。”所以倾城之恋的男主人公范柳原是个花花公子，偶尔感动，爱上了白流苏，白流苏丈夫早逝，白对丈夫亦有怀念，但也没有夸张到三从四德，不想再找对象的地步，也有想在漫漫人生路找个合适对象，摆脱寄人篱下的念头。他们虽然结合了，但是今后的路子还会吵架，范柳原本性难改，也许还是会寻花问柳，四处留情。他们的爱情淡而真实，没有大悲，也无大乐，却似乎是动了真心。张爱玲如此告诉我们爱情很淡，人很世俗，既非大清大善，亦不是大奸大恶。没有崇高的那类不食人间烟火，一切都是世俗的，“文明无论怎么完善，都只是食色二字。”“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这就是“小资情调”。不是圣人，也不是纯粹小人。贾宝玉之类，皆是若此。所以张爱玲的文字没有所谓的大题材，没有豪言壮语，风轻云淡，不动声色，刻画饮食男女的喜怒哀乐，却似乎更接近人情世态的真实。

很多人被张爱玲迷倒，迷恋她的“苍凉”，苍凉说透了就是冷漠夹杂着沧桑，不高兴不快乐，这种感受对于张爱玲是切身体验，对于广大众生却未必都对号入座。所以张式的冷淡适合一部分自私内敛的人，未必就适合所有的人。而且，张爱玲否定圣品，无论诗歌还是人品，以为人都最终是俗物，最伟大的人，如果了解他的真实生活，也没有一个是伟大的，因为人的本性决定人的背景是动物。所谓“好人在哪里？哪个最终不是俗物”。我认为这是偏颇的，自私的，人无完人，那是肯定的，但是人的精神境界就真的是弗洛伊德式的“食色”二字吗？张爱玲自小孤立于母爱之外，少有朋辈，少人关心少人疼，一时偏激是有的，但是我们能否认广大父亲母亲的无私之情吗？我们能否认超出感官享受之外的夫妻相濡以沫吗?我们能否认为理想而献身的许多志士仁人吗？我们能否认为科学而虔诚献身的许多科学家吗？我们能否认追求真理和智慧的许多真诚知识分子吗？我们能否认耕耘在大地上的太多淳朴的农民吗？难道他们的感情都全是“苍凉”的，就没有认真真诚的地方？

所以，圣品是我们社会生活少不了的，一个圣字，是需要人格和修养来作保证的。

从诗歌或文学角度来说，真善美三者中，诗歌主要给人以审美的感觉。美是独立于真善之外的，它可以助益真善，却也可以破坏真善。圣品之所以不如逸神妙三品，在于前三品抓住了审美的直觉和感性特征，融合于自然当中，圣品自然包含“弘扬主旋律”、惩恶扬善的功能在里面，具有教化作用，则很容易流于说教和古板、枯涩。比如一个美丽而富有风韵的女子，她天生丽质和风情，并不需要知道关于美的理论，在那里亭亭一立，就自然风情万种，而一个懂得很多如何打扮才美，美的理论的女子，不管如何运用美的知识，也不一定就那么的自然，反而生出许多别扭。圣品也是若此。“人之患，在好为师”，圣品给人以一种“有嘴说别人，无嘴说自己”的讨厌感。仿佛别人都成了傻瓜，就他一个人聪明似的。

孔子问道于老子，老子对他的那套“仁义”说教不感兴趣，对孔子说：“上德不德”，“道可道，非常道”，“道德亡，仁义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礼而后法”。越是可以追求和做作，就离自然越远，大有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的感觉。

老子所说是对的，父母对子女的抚养，那是没有考虑到道德不道德的，是一种发自自然的感情，这种感情可以比道德要珍贵。所以庄子：“虎狼爱儿，仁也”。我在前文中说过：自然乃诗歌之母，和自然的亲近融合程度决定天分。

转回来说，孔子刻意教化人世，也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社会中，不是人人都是老子那样的“高素质”上根者。百姓需要规范和教化，不经过教化，良好的文明难以形成。所以孔子极力推行礼乐仁义。推行伦理道德教化。他也很谨慎，編《春秋》的时候，坚持“述而不作”的原则。就是只叙述客观事实，不加以评论的意思。后来的儒家弟子孟子和荀子，开始“述而大作”，一个说“人性本善”，一个说“人性本恶”，结果大发议论，引起许多面红耳赤的争论，谁也不服气谁，你说我：“垃圾”，我说你“马屎”。彼此都有偏激、极端和过分的论调和言辞，这就是“作”的弊端。文革中的大批判，就是“述而大作”，形成了批判的严重恶果，二百五多如牛毛，上批几万年，下批几百万里，究竟其实，并没有真知灼见，皆是信口开河。不学无术的人振振有词批判大科学家，“原子弹不如鸭蛋”，真是无知者无畏，纯然没有醒悟自己的浅薄和无知。“世无尤人之学，只有自省改过之学”。唉！

老子告诉人们要“无为而为”，就是“作”的前提首先是不要乱作，以为一切如所想，这样容易招引是非和七嘴八舌，容易把事情办砸，告诫我们做事要谨慎和考虑结果，不要轻举妄动，否则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孔子也曾叹惜说：“呜呼，后世知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为什么作《春秋》还要罪他呢？因为“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是要借历史宣扬王道周礼，而天资浅薄的人看了《春秋》，学到的不是仁义、慈悲、爱、温暖和礼乐这些更高深的智慧，反而会学得一身阴谋诡计，阴毒狠恶，狡慧猾智，而不得性命之正，鬼头奸猾有余，而正气明朗不足。学得不好，流弊无穷。

《礼记》说：“王道不离人情”，后人云：“王道只是平常二字”，这就是礼乐的基础。“离人情则怪力乱神，怪癖暴戾，荒乎不近人情”。这就是圣人孔子教导我们的最好生活方式，原来也只是平常一般的生活，脚踏实地，塌实地生活在世俗的人世里面，不是什么崇高远大刻意的生活，是清风朗月，“舞乎风，洗洗澡，与三四个朋友游玩而归”，这样的王道，只是日常的友情、亲请和人情而已，和很多宗教一样，都是结合日常的一饮一啄、穿衣吃饭应酬的，孔子认为高于霸道。一个霸道的人，就算把全世界的人玩弄于股掌之下，越是骄傲横暴，原是远离自然和天性，因为他用暴力证明自己的时候，就离恶毒更近，也许离魔鬼更近了，离清明可爱自然的人情更远，他只能用恶气来充实自己的生活。:所谓：比爆发力更强的是亲和力，比霸道更美好的是王道，比伟人社会更安定的是和谐社会。孔子的念头和张爱玲的只谈饮食男女的念头可谓一致。

刀尖子上的生活不是生活，所以佛祖拈花微笑，告诉我们一花一世界，能够欣赏一朵花美丽的生活才是生活。

为此，古人论诗的时候，说道：打江山亦只是闲情，王道礼乐，也只是礼貌加上日常的人情快乐。这就是所谓的简单生活，简单朴素的诗歌源头。而最好的诗，往往都是和谐简练的大白话，等到说出它来的一刻，你自当觉得它听起来想起来是那么舒坦简单，似乎它原本就在某个未知的地方暗暗假瞑，只是等着合适的时刻，被感知到它的人惊醒，给你一喜的笑、一悲的怜。千古情话同样应该如此了。

诗歌和自然和谐，人们生活在礼乐中时，彼此是那么的约束在礼敬当中，礼貌本身就是一种应和于自然的人事的节律和风景。即使是男女恋爱的这种事情，也自有礼的节制而不流于滥，所谓的“发乎情，至乎礼”。普天之下，四海之内，东西南北，人们都安居在礼乐之中，从而生成人世的大信和和乐。礼乐二字，礼是指人的礼仪、礼貌、礼敬，而乐则是指音乐、文艺、聊天、调笑、饮宴、婚嫁喜庆等具有娱乐功效的活动，光讲礼而不讲乐，则人容易陷于拘谨板直之中，光讲乐而不讲礼，则人容易陷于浪荡漂浮。是以，“礼者，约也，”也就是约束人们行为的意思，“乐者，节也”，也就是调节人们心情的意思。乐以兴礼，礼才不枯涩。

中国史上，每乐失则礼弊，而乐失了兴则疲。孔子以诗说乐，诗之赋比兴，即亦是音乐的。那当然中国的诗，中國的乐都有一个兴字，汉朝唐朝到宋朝，很多诗歌里都有兴头。后代的辽金元明清，就少有可以兴者，而大多属于“诗言志”的作品，抒发自己要“为天地立心”的宏伟壮志，或者“海上斩大鲸”，或者“上九天揽月”的数风流志气。豪则豪矣，然觉得总流于激昂而不好玩的境地，即是其中少了一种自然的兴。而诗弊即是意味著乐弊，意味着以“圣人的要求鞭策自己，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诗人”的时候。你的自然而天真的感情已经枯死了。你已经生活在理论或道理中，而不是生活在人世中了。

遗憾的是，礼乐和王道，诗歌的兴到了宋儒，变成了死板的理。宋儒言理，理是抽像的，不可以造形。又受佛教的影响学静，佛教否定动，所以佛教沒有一个兴字。佛教有愿，宋儒之愿是希圣希贤，但愿不是兴。儒家一面讲理，一面培养不动心，对女人不动心不说，对看见人落水淹司死，也不动心。看见战争中死人如麻也不动心，而且鼓励和提倡寡妇绝对守节。宋朝诗歌尚有苏东坡、辛稼軒，乐有姜白石，但自士林皆归宋儒后，诗歌與礼乐遂皆离开士之手而转到民间的小说与戏曲里面去了。比起六朝唐朝诗人可以说是寂历孤花。

当然，转回来说，儒家的教化也不就是一味的不好，假如没有这些教化，说不定世界更乱。比如《西厢记》，人们一起指责老夫人封建，成为自由恋爱的拌脚石，但是女孩子家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封建礼教老夫人撑着腰，那还成个体统，那么张生们和莺莺们不知道要乱成什么样子，莺莺这样的女孩子不受骗才罢，受骗了怎么办？所以对于儒家的教化，我们需要辨证的看待。

前面，我曾经说过，社会和人世的不同，在于社会强调的是“关系”，是“有”。而人世则是有“有”有“无”的，“关系”还必须有礼乐的“无”来做背景，才有人世的和睦大信。

熟悉中国诗歌的人都知道中国诗歌“赋、比、兴”的传统。其实，中国诗歌从《诗经》开始，就已经形成“兴”，就是对人情事物的一种感觉，而后兴起情绪和心情。这种兴开始没有受到圣人规范或礼仪的影响，就象今天我们说的，开始是一种原始的原汁原味的心情，〈诗经〉里更多的是抒发人们爱情或劳动感情思想的诗篇，这种兴成为一种风气，那就是风。后来〈诗经〉里多了歌功颂德的诗篇，以及文人吟咏个人性情的诗歌，就多了颂和雅。但是，诗歌的最基本的主流感情应该是感兴而起的，因为那是直接的感情，而经过圣人思想熏陶或刻意雕琢的诗篇，基本上就失去了原始的兴抖抖的那种兴头。我们<看诗经〉，看古诗十九首，看李白的诗篇，都有一股兴抖抖的兴头起着直接的引发诗情的作用。唐诗在初期和盛期都有这类发兴无端，充满生活热情的诗篇。自从盛唐以后，中国诗歌就象日头偏了西，开始变得雕琢大于自然起兴。后人感叹说：诗从格律死，歌自雅颂亡。

贾宝玉見了林黛玉，只觉得天地都在，自己也在，见了她就是三生石上的盟誓都在眼前了。見了她只覺人世什么都好，沒有吝啬，什么都可以不担心了。这是礼乐情调里产生的大信。贾宝玉和林黛玉彼此性命相知，在一起却又自然地有一种礼的约束。红楼梦里很重礼，但自贾老太太一代，至贾政一代，再至贾珍贾蓉三代，礼的精神是大为减少了，然而表面看起来还是上下大小都规规矩矩的，荣宁二府的生活形式是礼教的，但大观园中贾宝玉林黛玉与众姑嫂丫鬟过的日子卻是诗意的、音乐的。贾珍贾蓉薛蟠等都是衣冠人物，但是人面兽心居多，礼很虚伪。他们在饮酒拈令讲到女人时就显得出粗喜欢黄段子了一些，此就是乐难虚伪。一部红楼梦，全靠有宝玉与众姑娘丫鬟等的风光，才有以老太太为中心的场面的礼仪之美。所以礼可虚伪，而乐难虚伪。

古诗里的乡村山水都是简而旷的，人世的生活有一种天道悠悠，使人心里有一种思想与喜爱。对日月山川、草木泥土的都有亲情和远意。此即是礼乐的文明，即是诗歌的内在精神。

礼乐和王道互为表里，古人有“内圣外王”的理想标准，这种标准据说可以使作诗的人得“风雅”之正。譬如李白就“非圣贤之书不读，非风雅之章不附”，结果他的一片诗心光洁明艳，使他成了李白而不是李黑。

那么说到这里，是到切题的时候了，圣品圣品，一个圣字，就多了许多人为的劝善的意思，而少了一些自然风发的诗情画意。所以圣品我把它放在了第四品的位置。应该说刻意做圣贤是不讨人喜欢的，道理和现实常常是有距离的，而且圣贤一旦确定了标准，标准就容易成为教条，容易从活生生的自然的东西变为僵死的。比如孔子虽然是儒家大圣，却是令儿子看见他也要“趋而过庭”，就是弓着腰大气不敢出偷跑过去，而且孔子和老婆关系非常差，这就和他的“惟女子和小人为难养也”的认识有关。一个真正的有德的人，关心老婆和孩子是天然的道德，而不需要那有悖天性的捞什子圣人之名。

为此，我说圣品没有逸品飘逸，没有神品风神，没有妙品自在。

比如〈诗经〉里的第一篇〈关睢〉，原来是写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的思念不已，可是儒生把它说成是“咏后妃之德也”。一篇活色生香的爱情诗就成了一篇歌功颂德的宫廷诗。好象老百姓根本不配有爱情似的，连恋爱也是王者的专利似的，这就使神品堕落成了圣品。后人感叹说：“〈易〉基阴阳，〈诗〉首〈关睢〉，盖男女之事，乃生生无穷之基本也”。这么美的情诗，到圣贤的眼里居然只不过是对一个贤惠贵族女子的闲情生活的歌颂，岂不是有点犬儒的味道？

为此，可以说，诗歌需要更为纯粹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是感性的，直觉的，他首先是从美和丑的感验中判断道德的，因此它显得更直接。我之所以说诗歌的兴是诗歌基本的感情源头，就是此意。

比如里白的思念家乡的诗歌《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你可别小看写得这么简单不象诗歌。比如一位大诗人就这么写过：“明月如飞霜，千里照故乡。游子万里外，流泪对清光”，也一样是写思念故乡，可是就显得繁弦促管了。又比如“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而有的就写成：“白日做徽章，黄河为腰带。高瞻方远瞩，一瓢尽东海”，写的虽然大有“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豪情，且有点革命伟人双手插腰、指点江山的革命气概，但却大言炎炎，底气很虚弱，怎如唐诗悠然洒脱，自有情兴？

所以圣品常常多了点金刚努目，而少了点拈花微笑。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