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是为了讲述一个故事；讲述这个故事，是为了铭记那份情感……。

32年前的1976年，那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法忘却的记忆。那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位开国元勋、深受人民爱戴的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相继离开了我们，使亿万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那一年，吉林突然发生了罕见的“陨石雨”。巨大的陨石在距离地面19公里的高空爆炸，3000多块碎石散落在永吉县境内，使“不祥”的阴影笼罩在960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空；那一年，继云南西部连续发生的7·3、7·4级地震之后，河北唐山又突发了7·8的特大地震，使24万人丧生、16万人重伤，不仅给本已积贫积弱的中国经济造成了100多亿元的直接损失，而且给亿万人民带来了无法弥补的心灵创伤……。

然而，就在我们经历了一系列令人悲痛、让人神伤、叫人无奈的天灾人祸之后，终于迎来了1976年10月的大惊喜、大胜利、大解放！“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从此结束了“十年动乱”、“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历史发生了惊心动魄的、翻天覆地的大转折、大发展！

历史是无法改变的，历史更是无法忘记的。以上那些发生在1976年的历史事件，都已刀刻斧凿般的铭记在中国历史的不朽史册上，让国人铭记，使后人警醒！

与此同时，在国家政治“极左”和“极权”的大背景下，在我个人的人生日记里，同样对1976年留下了一宗宗、一件件让人难以忘怀的记忆。然而，岁月的风雨冲淡了我的记忆，人生的积淀荡涤着我的思念。唯独那件同样发生在1976年的往事，往事中认识的那个朋友，却深藏于我的心底，牵动着我的情感，永远无法从我的记忆中抹去……。

那是1976年的1月4日，也就是元旦三天假日后的头一天上班，厂革委会钱主任就安排我和同事小卢到上海去“出差”。“出差”的任务虽然紧急却并不繁重，就是去上海买回一台当时非常紧缺的“投影式电视机”。因为钱主任已经找妥了上海方面的联系人，我们俩的任务就是在上海学会“电视机”的基本操作，之后将“电视机”安全地托运回来。

那一年，我和小卢都才27岁，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更没有去过“大上海”。所以，听到钱主任的安排后，简直把我们俩乐得一蹦三个高儿！哈！真是“天上掉馅饼”大好事啊！于是，我们赶紧借旅差费，收拾行装用品，径直去火车站买票。因为是当晚就要走，根本买不到“卧铺”，所以，我们便只好坐着“硬座”出发了。

在声音嘈杂、人满为患的硬座车厢里，我和小卢俩人凭着充沛的体力和十足的勇气，幸运地抢到了靠车窗的两个座位。我侥幸地对小卢“显摆”说：“看！这就可以了。靠到天津，十四个钟头，没问题啦！”

待我们安顿坐稳之后，才分出神儿来仔细打量身边的几个同一组座位的旅客。其中，那个与我斜对面的旅客，年龄和我们相仿，都是二十七八岁的样子，戴着近视镜，留着小分头，穿着当年最流行的蓝涤卡中山装，一看就知道是“上海知青”。经过几句简单的沟通，我知道他果然是被“发配”到黑龙江的“上海知青”。交谈中，我们互相交流了出生的年份，知道他是高中生，而我和小卢俩都是初中生，比我们俩年长两岁。因此，他在言谈话语中都显得那么老练、成熟和沉稳。我们还知道，他经过了近八个春秋的跌打磨练，终于逃离了“知青点”，现在已经被安置在牡丹江地区教育局，从事教育管理工作。这次乘火车回上海，是享受每年一度的“探亲假”，正好可以回上海与家人团聚，一起过春节了。

为了打发漫长枯燥的旅途，为了排解寂寞难奈的困倦，我们伴随着火车轮子有节奏的响声，尽量寻找共同熟悉又感兴趣的话题。因为都是“老三届”，我们共同的话题自然离不开“十年文革”，自然离不开“广阔天地”了。我们谈“文革”初期的全国“大串联”，谈我们“串联”时所经历过的奇闻趣事，谈大江南北的民族特色和风土人情；我们谈“知青点”和“集体户”的苦乐年华，谈农村的艰苦和“苦中作乐”的开心事儿；我们谈“文革”中的“三支两军”，听他侃谈上海“文革”的“风云变幻”。据他介绍，他的父亲是上海军界的一名“师职”干部，曾经在上海市交通局“支左”，并担任上海市交通局的“革委会副主任”。他家现在的住房，曾经与当年的张春桥家遥遥相往……。

交谈中，他的轻松、他的自信，使我们根本看不出“上海小男人”的柔弱、小气和猥琐；他的直率、他的坦诚，包括他的神情和神态，都毫无做作地流露出东北人所拥有的豪放风格与粗犷气质。而相比之下，我们两个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却显得有些拘谨，有些浅薄，有些孤陋寡闻，而自叹不如人家了。

……时近午夜，整个车厢都疲惫不堪，旅途劳顿的人们纷纷相互依隈着，东倒西歪地先后睡着了。特别是临座传来的那时轻时重、时高时低的阵阵鼾声，除了给人以安宁和静寂的感觉以外，更使人们的困倦意识潮水般地侵染着大脑的睡眠细胞，迫使人的兴奋神经渐渐松懈下来，无法抗拒地低垂下眼帘，默默地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然而，此刻的他，或是对即将与家人团聚的企盼，或是因北大荒严酷环境的磨练，仍然是那般的兴奋、那般的健谈。这时候，只见他双肘撑在胸前的桌几上，面向车窗外漆黑的夜色，沉静的眼眸里流露出悠远的神思。而后，一个轻松委婉的旋律，从他的心中流出：

“美丽的夜色多沉静，草原上传来了我的琴声。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

这婉转悠扬的歌声顿时引起了我的共鸣。于是，我惊喜地打断了他的歌声：“王洛宾的《草原小夜曲》。这首歌真是太美了！”

关于这首歌，我的印象太深刻了，简直太熟悉了！那是我下乡插队第二年，我们“集体户”的同学都陆续招工返城了，只有我因为家庭出身的问题而过不了“政审关”，被迫继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时，“集体户”的三间草房已经人去屋空，我一个人只好打起铺盖卷，与赶马车、喂牲口的老头子们同住在“马号”里。白天下地累得要死，天黑收工回来，还要挑水、劈柴、烧火做饭。苞米饼子变馊了、长毛了，照样就着咸菜条儿，勉强添饱肚子，来解除饥饿，来聊慰生机。呵，1969年，那是我人生苦旅中最艰难、最孤独的一段日子。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经常面朝家乡的方向，流着眼泪默咏着辛弃疾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然而，青春的生命是不甘寂寞的，孤寂的心绪是最容易叛逆的。就在那个“极左”的政治环境中，我依然渴望着心灵的释放和个性的张扬。我们生产队有一个“右派”老兄，是历次“政治运动”都逃不掉、躲不过的老“运动员”了。别人都对他“冷若冰霜”，唯独我情不自禁地和他“心存默契，心照不宣”。白天在地里劳累，我们很少来往；每到晚上，我就会想方设法地跑到他的小草屋里，和他交流、向他请教。在他家那昏暗的灯光下，我第一次看到了线装本的《古文观止》，第一次拜读了王勃的《藤王阁序》、刘禹锡的《陋室铭》等名篇，并能背诵如流，至今不忘。除此而外，我还在“右派”老兄那里看到了他珍藏的手抄“歌本”，并且一句一句地学会了王洛宾的《草原小夜曲》，学会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等俄罗斯歌曲。

所以，在我向他讲述了关于我“广阔天地练红心”的艰苦经历以后，讲述了关于《草原小夜曲》的难忘故事以后，便和他不约而同地轻声哼唱起那美妙动人的旋律：“美丽的夜色多沉静，草原上传来了我的琴声……。”

就这样，因为相同相近的人生经历，使我们从陌生的路人，变成了一见如故的朋友；因为相同相近的脾气秉性，使我们打开了沟通渠道，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同样因为相同相近的旅途命运，使我们从匆匆而别的过客，变成了永系心怀的牵挂。就这样，我们在轻松、随意、坦诚的交流中，度过了枯燥、漫长的旅途。所以，当我和小卢要在天津站下车的时候，我们相互留下了彼此的姓名和联系电话。从此，我记住了一个陌生却永远无法忘记的名字：蔡顾仁兄。

1976年的1月8日清晨，我和小卢乘坐青岛至上海的客轮，准时登上了上海的十六里铺码头。在走出客运码头的大道上，我们不时地看见有几个中年妇女在马路两旁的梧桐树下掩面泣哭。正当我们反复猜度而不得其解的时候，突然从广播喇叭里传出了令人悲痛的“哀乐”，接着就是关于周恩来总理逝世的《讣告》。听着这动人魂魄的哀婉乐曲，我似乎一下子堕入了无底的深渊，没有一丝光明，没有一点声音。我感到巨大的恐惧、巨大的压力，我魂不守舍地向前挪动着脚步，眼泪从心底里无声地流了出来。从此，我和我的国人一样，开始共同经受着1976年那一系列惊心动魄的重大历史事件，共同体验着从未有过的悲伤、痛苦和失落，同时又共同分享着那企盼已久、来之不易的胜利、喜悦和欢庆！

在哀思、缅怀周恩来总理的悲痛日子里，我和小卢仍然不忘此行“大上海”的使命，顺利地与上海的联系人见了面，并确定了购买“投影式电视机”的具体办法和取货时限。

为了打发等待电视机的寂寞时间，我按照蔡顾仁兄在火车上留给我们的电话号码，很快听到了蔡兄的“上海普通话”：“哇！好快呀！你们已经到了。你们现在住在哪里？”

听完我的介绍之后，他马上告诉我：“好的。你们乘xxx路公交车，在西藏北路下车。我在哪里等你们。不见不散！”

坐了近一个小时的公交车，我和小卢在西藏北路的站点与蔡兄如期见面了。时隔几日的再次见面，我们俨然已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见面之后，蔡兄完全以主人的身份来接待我们，免却了多余的寒喧客套，径直引领我们走进了他家的二层小楼。

蔡兄的家人都不在，他让我俩简单地参观了一番居室的装饰陈设。房间的面积虽然不算太宽敞，但是，室内的设计合理，装修考究，摆设古朴典雅。在当年上海住房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已经是相当阔绰奢华的住所了。不够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于是，我几次引导蔡兄谈及他的家庭及父亲的情况。可是，他都有意无意地用别的话题敷衍而过了。

在小客厅里，蔡兄还特意指着窗外远处的楼房，说：“你看，远处那个灰砖的小楼，那就是当年张春桥的家。现在人家已经上北京住去了。”

蔡兄说这番话的语气很复杂，有褒扬，有不屑，也有些许无奈……。

而我们俩对此却非常漠然，不知了了。

这时，蔡兄打开了客厅里的9寸黑白电视机，让我们收看各地悼念周总理的电视新闻。那年月，电视机还是非常稀罕的东西，象蔡兄家里的这台微型的小电视，更是从来没见过。正当我和小卢欣赏电视节目的工夫，蔡兄已经在餐桌上摆好了四碟小菜，还打开了一瓶坛装的“黄酒”：“快过来，坐下。品尝品尝我们上海的特色小吃，喝杯老黄酒。”

第一次到蔡兄家里作客，就受到如此盛情的招待，我们俩真感到诚惶诚恐。但是，蔡兄的真心实意，又让我们难以推却。“恭敬不如从命。”我和小卢也就遵命落座了。

因为刚刚吃过早餐，还没到中午时间，我们都没有一大早晨就喝酒的习惯。所以，餐桌上那精致的小菜碟，那诱人的卤味鸭掌，都成为我们叙谈友情、抒发感慨的餐饮陪衬和话题由头。于是，我们围绕着上海餐饮文化与东北特色的风格差异扯开了话题，一直聊到中午时分，才在蔡兄的陪伴下，一起去逛中外闻名上海南京路的大百货、大商场。

在逛商场的过程中，蔡兄还认真地履行着他在火车上的慷慨承诺，为我们提供了购买限制商品的所需票券。在那个物资供应极度紧缺的年代，我们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能够享受到如此特殊的待遇，应该是非常优越、十分自豪的事情了。正是由于蔡兄的鼎力资助，我们俩才能在上海买到了当年最流行的蓝涤卡中山装、提花尼龙袜和精制精粉挂面等等物品。之所以如此，其最根本、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我们有蔡顾仁老兄的热情接待和真情相助。而蔡兄对我们的慷慨大方，仅仅源于老天爷赐给我们的同路情缘，仅仅源于“老三届”命运的相同情感，仅仅源于“东北老乡”性格的热情豪爽！

在南京路上，蔡兄陪我们一直逛到傍晚时分，才依依不舍地握手辞别。从第二天开始，我和小卢都陷入到“投影式电视机”的购买、操作和发运事务之中，早出晚归的比较忙碌。此间，我们也曾与蔡兄几次电话联系，多因他的时间不允许而难得会晤。大约经过了四五天的奔忙，我们的事情已经全部办理妥当了，也没有和蔡兄再次见面，由此而给我们留下了久久的分别，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再后来，随着时光的流逝，时代的变迁，特别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繁荣，我自己的人生道路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然而，发生在1976年1月的上海往事，就象那颗划过夜空的流星，虽然一闪而过，却在我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无法忘怀的清晰轨迹，留下了对蔡顾仁兄无法淡漠的深刻印象和无尽思念！

转眼32年过去了，我和蔡兄都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远离了世事的奔忙，远离了人际的浮燥，平心静气之时，更深夜沉之际，那些缥缈的往事开始浮现，那些淡漠的脸庞开始清晰……。每每至此，首先出现在我面前的，总是那位个头不高、说话爽快、办事慷慨的蔡顾仁兄。啊，蔡兄！你现在也该退休了吧？你现今居住在哪里？在上海，还是在黑龙江？你现在都忙些什么？是从政，还是经商？你的身体还好吗？你的家庭幸福吗？……。

32年的时空跨度，使我们由青年变成了老年；32年的风云变幻，使我们由稚嫩变得老成。但是，我对蔡兄的印象依然如故，我对蔡兄的思念永远热切。为了寻找蔡兄的讯息，我曾经专门给上海东方电视台写过咨询信件，同时转发给黑龙江的新闻媒体。事后，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后来，我开始接触电脑，开始参与了“原创文学网”的创作，开设了自己的电子邮箱，建立了自己的博客网页。所以，我希望借助于互联网的广阔空间，把我对蔡兄的记忆和思念倾注于笔端，表述成文字。让远在异域他乡的蔡兄通过电脑荧屏，重温32年前的那段往事、那个朋友，共享我们之间那短暂却永恒的兄弟情谊……。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