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有句民谣：小孩盼过年。的确，在那个物资匮乏，吃饭穿衣定量供应，肉禽蛋以及肥皂、火柴都凭票购买，靠“鸡屁股换盐吃”，连自留地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要求割掉的革命年代，穷困的农村人家能在春节杀一头猪，从生产队分到三、五条鱼，用来招待春节拜年的亲戚，若能为全家每人再置办一套新年“礼服”，那就是人们常说的过个好年了。也只有在过年时我们才能吃上几餐肉和鱼，穿上一身新衣服。你说，还有谁家的孩子不盼过年呢？

可如今，我这个早已经衣食无忧，只要愿意天天都能吃上鱼肉，且已经迈进“奔五”行列的大男人，虽然不再有盼过年的激情，但却仍然喜欢过年。喜欢的原因当然不是为了穿一套新衣服、吃几餐好东西，而是喜欢听噼里啪啦的炮竹声，看五彩缤纷的烟火。

那时候的桐柏山麓，虽然贫穷落后，但人人都对明天充满希望。每逢春节来临，家里再穷都得准备一些炮竹，以迎接生产大队（现已改称为村）的彩船队，在彩船队欢快的锣鼓声中点燃炮竹和烟火，共庆新春佳节的到来，期盼新年能实现“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目标。在彩船表演的过程中还有个不成文的习俗，你家炮竹烟火备得越多，彩船表演的花样就越多，时间也就越长，那么户主就越有面子。我家兄弟姐妹众多，虽然门前也一直挂有“军属光荣”的金色招牌，但由于家中生活拮据，置办炮竹的数量当然就多不了，在彩船队表演时只能断断续续、稀稀拉拉的燃放炮竹。也许是碍着“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政策面子，彩船在我家门前的表演时间每年都还说得过去，不长也不短。

我和我的伙伴们，没有几个不想燃放炮竹的，但划船活动中燃放炮竹的任务却轮不到我们，要想玩那玩意，就得靠自己想办法了。首选方式当然是自己筹款购买，家里用过的牙膏皮、破得不能再修理的农具和金属用具与小商小贩换钱，捉鱼摸虾到集镇上变钱，甚至于春天抓蜈蚣、秋天采野木梓到供销社卖钱，到年底去镇上买回一、两串20或40响的炮竹在除夕夜结伴燃放，就成为我们欢度春节的最佳游戏。由于每个人持有的炮竹数量十分有限，不可能成串点燃，而是小心谨慎地将编织线拆开，一个一个地燃放，为的是长时间享受那欢乐的气氛。其次就是跟着彩船队转悠，在地上拣没有爆炸的“漏网之鱼”，不管有引线没引线，一个也不放过；也有相互抢炮竹的时候，尤其是大个的，抢的人更多，可一抢就有危险了，因为引线的燃烧到爆炸有一个过程，一不小心，就有被炸伤的危险，好在我很少加入抢的队伍，也就排除了险情。我清楚地记得，有位伙伴在抢到一个大炮竹后，为了避免被别的伙伴抢走，很快就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当她正在得意地向其他人发出胜利微笑时，炮竹在她装在口袋的手中爆炸了，炸伤了她的手。好在伤势不是太严重，却也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对拣回来的炮竹，有引线的我们就单个燃放，没有引线的就自制成“烟花”，把鞭炮拦腰折断，将有火药的一方在地面上摆成小圆圈，点燃其中一个就能引起类似“多米诺骨牌效应”式的烟花燃放效果。如果是夜晚，就更有观赏价值，常常能引起伙伴们的阵阵欢呼。

其实，童年的我虽然也很淘气，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知道父母的辛苦和生活的不易，也懂知足常乐的道理，有那么几十个鞭炮过过瘾也就心满意足了。可某有钱人家门前放不完的鞭炮和烟火不仅让我羡慕不已，也深深刺痛了我幼小的心灵。

那家人是本街道的所谓“街长”，育有四子，其中前三个儿子还都是军人，加上他们家有着那个时代能决定一个人前程的商品粮户口，夫妇二人在集市上经营着集体的餐馆，因此财大气粗，镇周围各大队都很给他面子，个个彩船都要上门慰问，几乎从大年初一到元宵佳节，他家门庭若市，鞭炮烟火不断，让我们在大饱眼福、心生嫉妒的同时，确立了幼稚而伴随我多年的目标。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赚到比他家更多的钱，通过燃放炮竹与他们家一争高下。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通过高考跳出了“农”门，找到了自己的岗位，通过不懈努力终于达到了小康的目标。当我逐年增加采购炮竹的支出时，实然发现城里禁鞭了。而生育我的故乡也因“人民公社”的寿终正寝也很少见到划彩船的队伍，我追求的那种“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的过年方式几乎没有了生存的土壤，让我在春节晚会新年钟声敲响时总觉得缺失了点什么，徒增了几丝惆怅。

为了重温儿时的旧梦，在母亲在世时我年年春节都带领一家三口回到母亲身边，为的是在让老人家享受天伦之乐时，为自己弥补童年的欠账，买回万字头的炮竹在新年钟声敲响时尽情燃放，用心体验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光。如今母亲也离开了我们，那就在清明时节回家去，买上两万响，外加两箱“冲天炮”，在父母的陵墓前祭奠双亲。

童年的感同身受永远是美好的，也是一生都难以忘怀的。

莫笑少年贫，梦想有天助。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