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介草民，出身低微，社会关系简单，且大都不可靠。我出生于偏僻的山村，祖辈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有记忆起，我就有做不完的活儿。上学时，成绩特好，学业成绩优秀，奖状大大小小的不知有多少。由于生长在农村，我的志愿不远大也不崇高，最初只是想如果有一天到城里打上几天零时工挣点现钱，今生足矣。

我的性格特点是自觉性的老实。真因为老实，所以功课学得好，啥样的活儿也用心用力做，往往都有收获。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政策，通过努力我读了师范，当上了一名教师。分配到农村最艰苦的小学任教。上班时，领导吩咐我报医药费，我假期吃过药，但我说没病。刚参加工作那阵，怀着一颗忠诚教育事业之心，一心赴在工作上。改作业一个标点也不放过。带领学生到深山老林之中拣柴搞勤工俭学，利用节假日星期天为学生义务补课。教学成绩很好，领导对我也不赖。好好搞工作，也许前程光明，我曾私下想。

我敢于坚持原则，对领导没多少吹捧拍马。领导搞教研活动，特请我参加。他们为课堂容量的多少争得不可开交，领导问我对与否。年轻的我实话实说，领导当场有些难堪。逢年过节，我从未登门拜访过领导。领导病了，我也没有如其他的同事一样买东西去探望。个别同事成天混日子误人子弟，在办公室我曾表示过意见。不料有人告了密，引起了同事对我的忌恨。在各种公益活动中我都不怕劳苦，奔走在前，不愿声张，但领导从来都对我不冷不热。当然是我做得不主动。

我的劳动未得到应有的承认与认同，由于实话实说，还招来不少攻击。我陷入了沉思。于是奋力还手，打起了心理战。领导的孩子到了我的班上就读，我想在现在的体制下，我不努力或有意拉稀摆带，工资照领不误，你也其奈何哉。况且，你的子女要升学，必须要有成绩，要有分数。我不再显山露锋。对领导的孩子不闻不问半热不冷的，当作例行公事。当时我的文凭是最过硬的，在那样的山村又寥寥无二，你要压我，我就与你较劲。果然，领导有些坐不住了，找我说好话，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会上说要重视人材，培养不走的人材，云云。私下给我做工作，说了些好话，在他的权限内给我安了一些诸如教研组长、初中部主任教师等不伦不类的职衔；学期末了，将我报为“优秀教师”，要我填表，我死活都不要。害得领导说了无数的劝解话。这是不应该的。

工作走在前面，领导在事实面前也只好无可无不可地表扬一下。有时还说我有些骄傲什么的。当我对美丑含混优劣相错的现实一次又一次看明白了以后，我徬徨苦闷，无奈无助。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正式的场合有时能说敢说一句公道话的人也基本上没有。圆滑世故的市侩型人很多，后来我还是理解他们的，因为在这种现实的势利性环境中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你也是束手无策。我对人生作了认真的思考，果断地作出了决策。工作过得去就行了，搞得再好又怎样，到头来你的实际问题终是无人问津的。投身工作的热情渐行渐消，成温情，至冷情，至无情。工作成绩好，但你文凭不够，工龄不长，资格不老，评职称是没望的。职称与工资挂钩，自然是长不了薪水。而实际上的资格老大多是成绩平庸，年限久而已，却可评为较高的职称，领取大笔的薪俸。这就是现实。我咋能这样消极呢。

一气之下，我率先参加了全国教师资格证书考试，在全县第一个过了关，职称终是评上去了。好在我年轻，记忆力领悟力强，接连参加了成人高考，相继拿到了专科本科文凭，并由于学业成绩优秀，受到学院表彰。在工作上，我有了一些“资本”，领导怕我不甚买力，不时给我一些廉价的表扬或是捏造出一个中层干部的帽子给我戴上，其实，我十分清楚，学生成绩上不去顶多批语几句，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关键是要影响领导的政绩，更要影响其子女的升学。领导派我去参加优质课竞赛，抽签借班上课，我得了第一名。有了文凭，能力不赖，名气很大，身价增值，不怕没人要。领导怕我远走高飞，有时也设些障。我的心理当然有些不舒服。

我是学中文的，每门功课都学得好。汉语、训诂、文学、文艺理论等都是烂孰于心，我也曾以此沾沾自得。我研读了大量的作品，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收益启发特大。文学即人学。在细心分析评鉴那些众多的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遭遇、结局等复杂的生存状态时，我感动并沉思。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金狄涅大学毕业即失业，善良的行为四处碰壁，他终于明白自己不能游离于社会之外，在社会中又不能靠美好的良心很好地生活，我和他一样痛苦着。“像瘟疫一样钻进去，像炮弹一样轰进去。”在以金钱为价值取向的社会中只好如此。正如恩格斯所说的chu夜权由封建主向资本家大款转移了，可惜具体的论述我现在已有些烟云模糊。

我一无所有，无权无势，不善溜须拍马投机钻营，如一粒微尘在偌大的空间飘来荡去。我必须直面现实，开始行动去开拓自己生存价值的空间，建立进可攻退可守的革命根据地。我的同学见我相当艰苦，要我挪个位置。我写了调动申请找领导签字，校领导见我要另攀高枝，心理不安然，强装出没有表情的干瘪笑容签了一长串态度暧昧的官腔式意见。第一次由于一些意想不到的阻碍，失败了。第二次，同学为某个有权力的人当了秘书。我又写了份申请，编了些理由，校领导虽然态度不是很好，但签的意见明朗了些。我将申请交给同学，他也很穷，在他寝室里吃了一顿炒腊肉便饭，他叫我不要管。他打了个电话，管事的人就记在了一个小本子上。当然事情有了好结果。

到了一个好的学校，直接的领导有我曾经的老师，待我不错。曾多次委以重任。我有一种成就感，心态还不错。有时也适当打点一下，虽然我知道这有些不好。每当领导来，我都连忙招呼倒水，买盒红梅烟找找。领导多到我的屋里看看聊聊。当然最主要的是工作上可以拿出一点硬头货来，让他说得起话有面子。名气越混越大，曾想着准备考研。不料，领导己消推荐的到机关去当文秘。这在当时，无疑是天上掉下了陷饼。好多的同事知晓后托人情与我竞争，可我不动声色，没有应战，因为我想我已有了身价，名声，也有了推荐的好印象，加之考察的又是老一辈思想特好的老干部，无为而无不为，当然如愿转入机关。当时，不该丢下学生不管，可我身不由己。

到了机关，我夹着尾马做人，默默无闻做事，忍让为先，凡事不争。领导批评不开口，表扬一笑了之。我这人其貌不扬，刚到机关管组织的干部见了我曾私下怀疑我的能力，这是多年以后选拔我的老同志告诉的。我有些硬功夫，机关公文一学便会，渐渐地还写出了水准，起草的报告超过以前的，在会上老领导当场赞扬报告写得好有新意，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以前写报告的心里不高兴，形之于脸。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我只好沉着应对，仍然写好每一篇公文。我理论联系实际将那些简报、通知、报告等写得准确无误，干脆利落，大获好评。我将一些文章整理出来，投向报刊，接二连三地被采纳刊用，每年都有几十篇，得过不少奖和表扬，成了小有名气的“笔杆子”。我写新闻、散文、通讯、理论研讨，啥都有，杂得很，但都过得去，晓得的都说好。有时写篇应急文章交上去，领导在会上念了也还产生过烘动效应。这让我更加有了份量。随之而来的自然是职务的晋升，但我并没有多少谦虚的想法，以为是该得的。因为机关有一批关系户啥也不干不会干，白白领钱，谁人也没办法。

在机关，文章写得好，离不了，但要重用也不太可能。我信奉《左传》的“三不朽”论断，立德、立功、立言，写文章属立言，是第三了，有些虚，意识形态的，不能吃不能喝，对别个的好处与作用不是很大很管用。尤其是在现在的状态下，基层一些干部文化水平不高，裙带和权钱交易存在，现实得如同白天黑夜，有时提拔任用干部搅和着复杂的人际利益因素。有权者的私利便是用人的标准，明知猫腻，无可奈何。我缺少余钱去勾兑，去作贡献，自然是到不了重要的岗位，多年来原地踏步。我知道我这种不进取的状态不好，但我无能为力。但想一想，那些分配到机关的少本科专科的人，混了一辈子，级别也没我高，我也满足了。我与一些同事聊天吹牛时说，在机关好多的大学生混不赢中学生，中学生混不赢小学生，你说怪不怪。虽然他们愤愤不平，也只发发怨气。我帮不了他们的忙，其实很难过。

我不爱打麻将搞赌博，是最大的缺点。人到了中年，想想职务级别还过得去，升迁没有动力，做好做坏也不影响什么，感到日子很没劲儿。我知道这种精神状态是不好的，但要调好很难。心情好的时候，认真一些；不好的时候，敷衍一阵，在家谁也不太关心，有的还说好，不错。真的，我有时暗自发笑，发呆。疲软、丑恶、作奸犯科、弄虚作假、乱七八糟的，在身边有时没时地一再重演，我作为一名干部，熟视无睹，置若罔闻，是不应该的，为此我深深自责。

以上是我不成章法的检讨。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