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跑跑”，范美忠是也，四川人，一九九七年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到四川自贡蜀光中学从教，不久因课堂言论有悖教材和大纲辞职，后辗转深圳、广州、重庆、北京、杭州、成都等地从事媒体编辑、教师行业，在任教于四川都江堰光亚学校时，遭遇地震，丢下学生不管，独自跑出教室，并在事后公开发贴“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等言论。他的逃跑行为和贴文引发网民热议，并送其绰号“范跑跑”。

地震震出个“范跑跑”，如同地震震出的许多感人事迹一样，一旦被媒体炒作，立刻天翻地覆慨而慷。人一“出名”，各种评论兜头而至，叫好声、责骂声、口水声顿时不绝入耳，好端端的人有可能因此马上成为一堆狗屎，臭名昭彰的人也可能由此成为人人崇尚的模范。范美忠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倒也罢了，那“敬礼娃娃”郎铮就是因为媒体的过度关注出现心理障碍。所以，对于这类声讨和热捧，自是见怪不怪，同时凸现出许多社会问题。

我们生存的社会，面临许多危机。这些危机的背后，无一例外的隐藏着太多的潜规则。最终导致危机越多，社会问题就越多；社会问题越多，追随起哄者就越多；追随起哄者越多，盲目、欺骗、误导也就越多。而盲目、欺骗、误导一多，真实、本性、自我自然就随之缺失。于是，就有“华南虎”事件，郭敬明入作协事件，韩寒声讨巴金、茅盾、老舍文笔很差的事件，历史和社会学家不务本业而研究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因为婚外恋事件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现象层出不穷，却没有人将其作为社会问题进行关注呢？大家不妨从“范跑跑”的成长过程上来加以分析。

首先，“范跑跑”事件影射了传统教育的失败。从媒体上得知，范美忠在上学期间一直厌学，而当他就读于高三，感觉到只有读书才能摆脱与他“格格不入”的社会环境时，这才发奋努力。可就是这一瞬间的努力，他就毫不费力的走进了多少人朝思暮想的北大。范美忠接到北大录取通知书后，没有像常人那样礼敬谢师，而是一位老师一封信，对老师的教学横加指责。对待首位在这所学校考取北大的学生的指责，好像所有的老师都选择了沉默，只有范美忠的语文老师在给下一届学生授课时提到：范美忠今后的生活不会如意，因为他不懂起码的人情世故。说到这里，大家不妨设想一下，对于厌学的学生，老师无疑是痛恨的。特别是对于范美忠这样一位只要是自己不喜欢的老师走进教室便迎面逃课的学生，老师的痛恨程度应该是切齿的。那么，没有深受老师教导而完全依靠自己的领悟轻取北大，俨然就是挑衅，甚至是轻视老师的举动。这些老师之所以选择沉默，是不是他们对传统的教学体制和自己的教学能力产生过怀疑？倒是那位语文教师的做法值得尊敬，可惜他没有告知范美忠这种世故的历练，这难道不是教育上存在已久的缺陷么？

其次，“范泡泡”事件凸现了大学的懈怠。这种懈怠，不单一反映在某一方面，而是日常教学、跟踪管理、社会教育、人生观和价值观确立等教育要素上的总和。北大是神圣的，这点无可置疑。但是北大的教育理念却是落后的。一个人才的成长不是进入某一所学校的问题，而是进入学校以后如何引导和培养的问题。范美忠是人才，这在他自身厌学而用一年时间的努力考入北大的事实上就得到了验证。可是，范美忠在考入北大之后，还是不满教学现状，甚至于在大二时一度准备退学又说明了什么问题？显然，北大的教授是麻木的。最少，北大是懈怠的。试想，范美忠就读大二时是一九九五年，那时正是中国人才紧缺的关键时期，作为一个历史系的学生，学校和教授难道没有必要引导学生通过对历史的研究，然后实现自身价值助推改革开放？而学校还是选择了懈怠和放任，结果让范美忠于北大毕业后回四川到自贡蜀光中学当教师，当时的北大毕业生到中学任教应该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范美忠后来心理人格产生的种种障碍与逆反与这种看似失败的结局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由于大学的懈怠和放任一直沿袭到现在。所以，高门槛高质量的大学不一定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不是社会上的误传，事实上的情况也是这样。

再次，“范泡泡”事件证实了社会管理体制上的种种漏洞。范美忠在中学教书的时间，完全摆脱教科书和教案，以自命不凡的高傲之态和“另类”举动授课，“范老师在课堂上眼睛不是盯在天花板上，就是斜瞟着窗外，根本不看学生（他教过的学生如是说）”，导致他教的学生他不认识，好像这些学生不值得这位才子一教。但还是有许多学生迷恋他那天马行空的授课。后来由于家长反映校方才组织听课，可课后范美忠扬长离校，先后不断变换环境，最终落脚于都江堰市一所民办的光亚学校，一呆就是十年，而且他始终没有改变他自创的那套教学方法。直到发生地震他率先逃跑，当所有媒体铺天盖地的声讨道德观念的时候，校方才发现他压根没有《教师资格证》。在这里，大家至少看到这样几个现实：一是学校对教师的管理存在漏洞。教师不用教科书上的知识给学生授课，在这小考、中考、大考、无所不考的的社会现实和历史背景下，无论学生学了多少高深的知识，最终在考试面前都会败北，那就更别说就业，这难道不是误人子弟？其二，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选择存有漏洞。范美忠的职业虽然几经变换，但始终都圈定在教书和媒体的工作上，假如用人单位在用人时能够多尽一点考察职责，多给一点教育和帮助，多留一点余地发挥的空间。那么，范美忠今天就不会成为众矢之的的“范跑跑”。其三，职能部门对行业的监管存在漏洞。范美忠从事的是教书的职业不容辩解，而那他至今没有《教师资格证》从教的事实的确让人匪思所以，特别是他那所谓的“言论自由”能够在一所学校朗朗十年之久，就不知道职能部门平时对民办学校的监管，以及教学质量的好坏是用那种标尺来检验和衡量的。

最后，“范跑跑”事件展示了法律界的无奈。范美忠在灾难来临之际，不顾学生生死，独自抢先逃命，而他以“教师没有保护学生安全的责任和义务”替自己辩解，既让法律界感到无奈，又是对当前法治社会的一种嘲弄。大家可以试想，既然“教师没有保护学生安全的责任和义务”，那么学生在学校的安全该由谁负责？教师是学校这个法律主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保护学生安全问题具有义不容辞的义务和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个法律问题上，有没有《教师资格证》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当学生的安全遇到威胁时你是不是站在讲台上。《民法》对物品的寄存都有义务保管和损失赔偿关系，可范美忠教室的学生活生生的坐在哪儿上课，难道连让民间代为保管的物品都算不上么？明明看似这样一个简单的法律关系，却被媒体认为是法律上的空白，而由此迫使教育部在《师德规范》中加上一条“保护学生安全”的内容，简直就是教育界不会运用法律保护学生的一大耻辱。

另外，“范跑跑”事件凸现了人性的泯灭。范美忠错了，并且错的无以复加。可他错在哪儿，大家一眼就能看过明白，那就是他过于直白，也就是媒体上所说的性格。“别人不敢说的真话他敢说（范美忠大哥对他的评价）”。地震来了，跑就跑了，自己不说，无人追究。可他偏偏就是一个敢说真话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这段看似没有人性的语言，事实上恰恰就是人性的真实表露。在救灾现场，大家不是看到和听到一位做官政法委书记的领导在废墟下那“先救我，我是周书记”的逞威吗？不难想象，这位周书记如果站在讲台上遇到地震，说不定逃跑的速度还会超过刘翔。可人家是领导，说了也就说了，谁让你范美忠是一位教师呢？谁让你去说直话和真话呢？枪打出头鸟，在地震中肯定有许多人比你跑得快，甚至于跑出去以后还侵吞国人捐献的救灾款，霸占救灾的生产资料，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会信誓旦旦的讲：是人民养育了我，我要尽一切努力回报人民。于是，这些人脸也露了，名誉也有了，实惠也来了。可范美忠你就错了，你是逃跑人群中的千分之一，或者是万分之一，但是由于大家愤恨在生死关头的自我逃命，试图通过你的牺牲唤醒民众的良知。这也是人性开始复苏的前兆和社会的欣喜。

当然，这里也不能排除范美忠的哗众取宠之嫌。因为，谁都知道媒体炒作带来的轰动效应，以及轰动过后产生的经济利益。媒体披露，范美忠和妻子准备出书，现正在搜集各种言论，到时候的书店肯定会门庭若市，不尽财源也会滚滚而来。可这似乎不符合范美忠做人的本意，他要真的那样做了，说明他的一切举动都是作秀。

那么，“范跑跑”遭人唾弃自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2008年7月2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