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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见后来惟一记得的事是那天晚上田晓年曾在他的耳朵上吻过一下，或者说了句什么。唐见当时在恍惚中以为那一缕飘渺恍惚的气息是梦，因为田晓年几乎不曾有过如此呵气如兰的时刻。而现在，他却必须让自己确定那一刻的存在。因为那是惟一的凭证，证明一切都曾经真实地发生过。

那天晚上，田晓年在浴缸里切断了自己与这个世界所有的联系。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她为这次自杀做了充分的准备。她在浴缸里放满了热水，以便让伤口无法凝血，也让潮湿的水气和厚腻的血气充塞了整个浴室。她早就料到了这一点，所以事先用厚厚的浴巾将浴室的门缝塞得严严实实。唐见不知道她这么做是为了不打扰他的睡眠，还是为了让他在撞开浴室门的一刹那几乎被扑鼻而来强烈的血腥气味窒息而死。

自杀前的一整个月，田晓年都待在唐见的家里，帮他收拾屋子、做饭、洗衣，陪他逛碟店、看电影、打网游、喝酒、散步、做爱，如同每次她消失一段时间后回来时所做的那样。晚上她坐在沙发上翻那本毛姆的《人性的枷锁》。很多时候她的眼光游离于书页之上某个不明的地方，不发一言。那种沉静一度为唐见所恐惧，现在想来，她一定是正镇定地打发着自己最后的时光。她一定是知道一切都快要结束了，她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剩下的事就是耐心地等待那一刻的到来，在此之前，她告诉自己决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松懈，否则将会功亏一篑。

那段时间，她甚至一次也没问过那句话：你最爱的，是不是我。

你最爱的，是不是我。

这是一个很可笑的问题，唐见不知道这一类的问题有什么价值。偏偏田晓年一次次固执地追问着。她的语气中不带有疑问，而是有一丝笃定的自嘲。唐见不知道这种自相矛盾意味着什么，他只有把这当作一个玩笑。他不知道田晓年一遍遍不厌其烦的追问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以为他们都已经对彼此间的距离了然于胸并达成了默契，但现在，他却没有了把握。

那个不需要答案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田晓年每次离开，都去了哪里？到底做了些什么？她从什么地方来？她和自己在一起是为了什么，既然肯定不是为了爱？她从什么时候起决定自杀？她在做周密的准备时心里是怎么想的？

一个你本以为无关紧要的人，你却突然发现自己其实一直对她一无所知，这算不算一个莫大的讽刺？更要命的是她现在已经完全消失掉了，成了一个没有机会猜出的谜语。这不是能用悲伤去概括的事。

田晓年就这样消失了，她留在唐见家里的东西只有一个随身的人造革挎包和一只不大的旅行袋。挎包里有一个空的钱夹、一个塑料发夹、一只用尽的口红。旅行袋里是那条破旧的牛仔裤、一件宽大的纯棉t恤、一双塑料拖鞋、几条腰带。没有身份证，没有手机、没有记事本。那本《人性的枷锁》是两个月前在某个城市的图书馆借的，泛黄的书页上浸透了浓重的汗味。

唐见知道自己失去了理解田晓年的所有机会。

其实田晓年一直没有任何可资理解的东西。她如同一只漂流瓶，被一阵浪头打上了唐见的岸。她线条流畅优美，内中有着不着一物的纯净，或者空洞。后来唐见意识到，那不是纯净，也不是空洞，而是令人窒息的沉默的对峙。他不知道这种力量从何而来，却发现那是惟一支持她生活下去的力量，就像她始终紧绷的肩头支撑着她微微弓着的背和夸张地仰起的头一样。

田晓年不是那种符合他口味的女孩子。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一个乱哄哄的歌舞厅，天花板上挂着不停旋转的七彩球灯，周围同时穿梭着徐娘半老的穿鱼尾裙的妇女和日系打扮头上顶着圆点图案蝴蝶结的少女，空气里散发着甜腻的味道，不明颜色的饮料喝起来有一种黏糊糊的感觉。这是一次同学会，在初中时的班长的别出心裁下，他们在堵了三个半小时的车之后来到了曾经的班主任居住的小镇，找到这家镇上最体面的娱乐场所，为老师庆祝六十三岁的生日。

说实话，唐见已经忘记了大多数同学的相貌和名字，甚至记不清那位班主任到底姓黄还是姓韩。他初三下学期转到这个班，还没等和这些同学一一熟悉就毕业了。但这并不妨碍他现在与他们称兄道弟，热情洋溢地寒暄毫无意义的废话，，貌似关心地一遍一遍问同样的问题：在哪里高就？结婚了没有？收入怎么样？哪里哪里，我混得不像样，还是你好……

这黑暗浑浊的歌舞厅让他获得了难得的喘息之机。这一整天，一点一点在心中积聚起来的疲惫和不耐烦几乎让他要爆发，他甚至是怀着一种近乎自虐的情绪在耐心应付那些面目模糊的老同学，一次次地逼近着自己的极限。

这不是他该做的事，不是他该来的地方，他早就知道。要不是为了躲避结局到来之前难捱的过程。

他喜欢设想只有开头和结尾的生活，前者让人兴奋和充满期待，后者让人解脱和平静，并再次充满希望。于是分手对他来说成了一件令人绝望的事，不是对感情绝望，而是眼睁睁看着两个人明明已经心灰意冷却还进行着不明所以的搏斗和厮杀却无能为力，将过程无谓地延伸为一场梦厣，明知道自己是无论如何摆脱不掉的，还是要在窒息的恐惧中不顾一切地试图挪动自己被封住的身体。

为了逃避熟悉的梦魇，唐见匆忙地决定参加这场注定乏味的同学会。他关掉手机，和那群从四面八方聚拢来的几乎陌生的面孔搭上了颠簸的长途客车。

眼下的黑暗是唐见最好的憩息之所，即使其中裹挟着一种令人不快的混杂的异味。唐见靠在劣质的皮沙发上，用黑暗在自己周围筑起一道壁垒，静静地待在里面，点一支烟，这是他放松自己的好办法。身旁的人忙活着摆生日蛋糕插蜡烛倒饮料的喧嚣一时间倒仿佛离他很远了。

这个时候他才注意到舞池边的舞台上，一个女孩正投入地唱着卡拉ok。她坐在一只高脚凳上，脸上被面前的电视画面映得闪着蓝光，手里的话筒不时发出一两声嚣音。这类设备是这种场合的必备之物，适合营造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集体狂欢气氛。

女孩唱的是齐秦的《花祭》：你是不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你是不是春天一过就要走开，真心的花才开，你却要随候鸟飞走，留下来，留下来……歌声透过劣质的话筒飘荡在整个大厅。这首歌没有丝毫的喜庆和狂欢意味，女孩穿着一条膝盖通洞的牛仔裤，两者出现在这样的场合都是非常突兀的，唐见却在这种突兀中隐约感到了某种令他兴奋的东西，当然，也令他不安。他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也知道自己无法阻止它的发生。

但唐见无法就此说服自己他其实是爱过田晓年的，那对他是一件太遥远的事，遥远得他只能将它留在梦里。那么，究竟是什么将他和田晓年联系在一起？他们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从前他蔑视此类刨根问底的问题，实在不耐烦了他会对自己说两个字：我x，然后用被子蒙住头。他必须时刻与自己保持距离，要么嘲弄和咒骂，要么用不相干的事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后睡去。

而现在，令人心悸的虚无感成了他和田晓年之间惟一的联系，成了一种气若游丝的纪念，他无法停止。

那天他们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话。“他们”指的不是他和田晓年，而是参加同学聚会的人，当然也包括唐见。

他在粘稠的黑暗中频频和那些面目模糊的人推杯换盏，说着掏心挖肝豪气干云的话，吞着味道怪异的液体。与此同时，另一个唐见正轻盈地悬浮在一团乌烟瘴气之中，一会儿扭头看看那个如同在梦游的他，一会儿侧耳倾听舞台上传过来的那把干涩的声音。她一直在唱齐秦的歌，从《原来的我》到《悬崖》，从《sophia》到《夜夜夜夜》。

他能感觉到她一直在看着自己，就像他能够感觉到自己也一直在看着她一样，虽然他们的目光自始至终都没有正面对接过，虽然他们整晚没有说过一句像样的话。

她出现的方式和他们认识的方式，成为他们之间的某种隐喻：她始终处于他所不明了的黑暗的另一端；他们从未真正对接过；他们用一种隐晦的方式互相回避，又互相关注，心照不宣，绝不挑明。

那晚结束时，他们终于有了一次短暂的对话。

他们在歌舞厅门口寒暄，说着一些关于彼此的来处、家乡之类的不着边际的话。聚会的队伍正在离他越来越远，没有人回过头看他一眼，他在刹那间成了和那群醉鬼毫不相干的人，被他们无情地抛弃在狭窄冷清的小镇街道上。也许本来就该是这样，他早知道。

自称田晓年的女孩看不出年龄，在污秽的霓虹灯光下，她身上增添了某种破损和颓败的气质，这让唐见感到微微的不适。有那么一瞬间，他几乎想要不客气地转身离去。他并非出于谨慎、懦弱或洁癖什么的而惧怕莫名的艳遇，事实上，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将田晓年这样的女孩子和艳遇这样的字眼联系起来。他的不安源于这个混合了一些奇怪而迥异的气质的女孩给他带来的难以言明的难堪，无法掩饰自己时的难堪，它有时甚至会将他撕成碎片。

后来田晓年忽然说到了摇滚什么的，一大串的名字从她的嘴里蹦出来，都是唐见从未听过的。平克•弗罗伊德、绿洲、窦唯、崔健、r·e·m·、佩珀军士寂寞的心俱乐部、皇后、山羊皮、何勇、恐怖海峡、战斧……中间夹杂着歌特金属、摇滚精神、幻灭、愤怒之类的词。

你听不听打口cd，田晓年在短暂的停顿之后说，我这里有一些，就放在歌厅的吧台下面，明天就到付旅馆房费的时间了。

唐见的心在瞬间被一种出奇的冷静所笼罩，他看见田晓年的嘴里不时闪过一丝亮光，他定下神来细看，原来那是田晓年戴的矫正牙齿的金属牙套在残损的灯光下发出的。

一个陌生小镇破败的霓虹灯下，一个来历不明、神色颓败却又散发着某种扭曲的热情的女人正在笨拙地向他谈论摇滚乐，结结巴巴、、虚张声势，刻意摆出一副别扭的愤青姿态。就像那些根本不看足球却为了讨好男人而在他们面前讨论越位的女人一样。而她原来是为了推销她的打口cd，抑或她自己。摇滚也好、cd也好、齐秦也好，都完全可以是借口。

唐见不明白自己是怎么进入到这一荒谬的布景里的，但他知道无法阻止的事必定会发生。为了让自己打起精神，他心不在焉地提到了在杂志上看过的魔岩三杰，他不听摇滚，知道他们只不过因为他们在香港的红馆开过演唱会，其中的一个当晚还问候了四大天王，当然包括了他喜欢听的张学友。

你的耳朵长得很像张楚，田晓年盯着他说。

唐见不知道张楚长什么样，但他认为也许耳朵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借口，和摇滚、打口cd、旅店的房费一样，无非是抵达结局之前可有可无的开头和经过。并且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下落不明，他从不在意这一类的事。

唐见回到了他的城市，回到了日复一日的工作，结局大同小异的恋爱，没有味道的酒，徒然燃为灰烬的香烟，正喧嚣着凝固的街道，缓慢升降的电梯。他只有在很偶然的时候才会去想想那个别别扭扭的田晓年，说不清楚的感觉，甚至连她脸部的轮廓都不清晰了。这种偶然持续了半年。

之后，田晓年如同一只被不明的暗流冲到他身边的漂流瓶般出现。

在小镇上，唐见把那张写着自己名字和联系方式的便笺递给田晓年时，心中是有一丝得意的，仿佛自己手中握着的是指引田晓年通向某条新通道的密码。

现在他才知道，那只透明的漂流瓶里装的才是真正的密码，因为空无一物，所以永远无法解开。

三年来他断断续续地收留不定期到来的田晓年，给她提供热水、干净的睡衣、舒适的床、半个月到一个月的安定生活。他下班后吃她做的蒜茸空心菜，和她一起散步，去图书馆借过期的电影杂志给她，同她做爱，然后呼吸平稳地睡去，对她那个重复了无数次的假问题不置可否，在她走后把她留在房间里的每根头发清扫干净。

但他仍然对她一无所知。

通常人们习惯基于职业、学业、过往、穿着打扮等因素来对别人作出判断和定位。而这也许就是唐见始终无法对田晓年作出判断的原因：

她没有单位，没有身份证、没有毕业证、没有手机、没有情书和毕业纪念册，没有各种奖状、资格证，也没有记事本；

她永远穿着那条膝盖破了洞的牛仔裤，到后来它已经软得像豆腐皮一样了；

她说自己在旅途中会变换身上扎的腰带，那会使她的面貌在瞬间焕然一新。

她自己会在所到的每个城市卖打口cd，攒够钱之后再去下一站。

唐见从未见她系过腰带，也从未在她的旅行袋里见过任何一张cd。

可是他并不在意这些，就像他并不在意那个关于耳朵的借口一样。田晓年如同空瓶子一样透明澄澈，如同空瓶子一样无可了解、无从了解。这反而让唐见觉得安心，那是一个人在知道可以与自己保持安全的距离时的安心。这种距离感曾经是他生活中最大的安慰，现在却使他永远失去了进入这只瓶子的机会，并演变为不断啮咬着他的虚无和恐慌。

后来唐见想起田晓年曾说过他的耳朵像张楚，这似乎成了他们之间现在唯一的联系。他像抓救命稻草一般在各家音像店搜寻张楚的cd，想要看看这个比喻中究竟藏着什么玄机。结果无一例外：在那些千篇一律笼罩在歌唱蝴蝶、爱人、狼和羊的爱情、受虐的爱的歌曲中的音像店，店员一次次地告诉他，没有张楚，太老了，早卖完了，语气中有如出一辙的费解和冷淡。

最后，他终于在一家音像店的门口看见一张被人们拨到纸箱外的处理cd。他在几步外的距离站着，看见那张cd的封面上印着一个瘦弱的男人，肩膀旁边是一行字：孤独的人是可耻的。cd盒已经被磨花，他最终也没看清楚张楚的耳朵到底长什么样。

后来他想起自己可以上网查张楚的图片资料，可是他已经失去了这么做的勇气。

他们最终失去了所有的联系，也许压根儿就不曾有过。

唐见并不知道会有这一天。他想起那句著名的电影台词：我猜着了开头，却没有猜到这结尾。

事实上，他知道，自己甚至连开头也不曾拥有过。更不用说中间的过程，那对他是完全的空白，完全的断裂。明白了这一点之后，他发现自己如同那些拉了一集连续剧的中年妇女们一样陷入了没有尽头的焦虑和失落，而他除了忍受之外别无选择。

空洞的客厅里，田晓年的旅行袋此刻正对唐见张着歪斜的嘴，如同一句有气无力的“哦”。

他不过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结局，一句无可奈何的“哦”。

唐见感到自己受到了伤害，那伤害绵密而柔韧，让他无从逃避，无法冲破。他只有拿过床头柜上的酒猛灌了一口，然后用被子蒙住了头，他需要安慰。但窒息的感觉和酒意一道奔涌过来，田晓年漫不经心的笑脸又在他的视网膜上浮现出来，她绷着肩头，不抱任何希望地问他，你最爱的，到底是不是我。

他在巨大的难堪中睡了过去。

2

钟砚最后一次看见田晓年，是在菜市场门口。

田晓年面前放着一只不大的纸箱，里面的东西钟砚不用看也知道是打口cd。她还是穿着那条膝盖破洞的牛仔裤，嘴里戴着从钟砚第一次见她起就没看她取下过的金属牙套。

田晓年身后是一个卖活鸡的摊点，离她的纸箱子不远处就是闹哄哄的鸡笼，不时有飘飞的鸡毛轻盈地落到她的肩膀上、头发上，和纸箱里。

钟砚不知道田晓年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地方来卖她的打口cd，也不知道她是从哪里拿到的这些cd。打口cd在这个年头似乎是已经绝迹的东西，现在什么样的音乐都能在网上搜到，相比之下，那些残缺的cd所能提供的就很有限了。

所以，即使是在过去生意很红火的大学附近，也已经几乎找不到这样的摊点了。cd店里千篇一律地放着网上流传的口水歌或者人声低音炮之类。偶尔会有几个学生模样的人在吵闹的音乐中炫耀般地向老板询问歌特金属的碟，但话题很快就与此无关了。窦唯们的cd以令人咋舌的高价在架子上睥睨众生，人们麻木地在它们面前穿来穿去，

奇迹般地，一切就那么过去了，消失得干干净净，如同从未发生过一般。

那些曾经唱摇滚的人，有的转做抒情小甜点了，有的疯了，或者成仙了。还有的则干脆下落不明，比如张楚。

不是唱《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的那个张楚，而是曾经在大学里组过乐队、在酒吧跑过场、打过架、泡过女生、补过考、作过弊、后来自称聋掉了的那个张楚。

张楚是钟砚的舍友。钟砚跟着张楚的“吸烟的机器人”乐队去过同城的几所高校巡演，跟张楚一起打过架，一起在午夜之后的小摊上吃过三块钱一盘的炒面，陪着酒精中毒的张楚输过液，但最后，他对自己和张楚之间关系的定位，仍然是舍友。

就像他和田晓年互相拥抱过，在一张床上睡过，难过的时候靠着她大腿上的抱枕偷偷地哭泣过，但最终，他还是选择站在几十米开外的距离像一个陌生人一样地看着她蹲在那里，不时用手赶开飘过来的鸡毛。

张楚会和田晓年在一起是个异数。

某段时间里张楚身边并不缺姑娘。他的乐队参加全城高校音乐节的时候，曾经有过台下几百名女生跟着他一同高喊“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空气里都是情侣的味道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的盛况。乐队主唱对那时的女生们来说还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头衔，不像现在，姑娘们冷漠的神经只有在触摸到具体的数字或可感的物质实体时才轻微地动一下。

一直到后来，“吸烟的机器人”解散之后，张楚还是有办法借助教吉他的名义轻易地把女生们带到他的某个隐秘的“排练场所”（他自己的用词）。

那都是些长腿细腰、妆容精致、高兴时也会唱几句的女生。

而田晓年只是相貌普通的物理系大二女生，高等数学能考九十多分，嗓子却是嘶哑的。她从进校起就追看了张楚的每一场演出，每次都在后台等他，等他经过自己身边，等他不看自己一眼，等他对自己笑一下或者皱皱眉，等他向自己点点头。最后，当那些长腿细腰的姑娘们都一个个离去之后，当张楚成为了待在记忆角落的人的时候，田晓年成了张楚的第某任女友。当然，这些都是钟砚后来听到的传说，他不曾向田晓年证实过，也无意证实这些。

其实张楚的吉他弹得不怎么样，但是在乐队的主音吉他手去了南方的一所城市实习、贝斯手和鼓手也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之后，张楚只好自弹自唱。他一个人坐在狭窄的舞台上，笨拙地自弹自唱，不够熟练的技巧影响到了他的演唱状态，有很多次他的换气显得很不自然，气声的地方甚至可能被他唱成鸡声。

更多的时候他得退到一旁，将舞台中央的位置让给那些出钱点唱的客人，他抱着吉他在一边为他们伴奏，失魂落魄，如同那个著名的季节。

从五月份开始，整个校园就散发着一股强烈的兵荒马乱的气味，很多人成天萎靡不振，逃课、通宵网游、通宵tvb，麻将扑克，校园附近的小馆子每晚都爆满，男生女生身上都弥漫着劣质白酒的味儿。晚上有人从楼上往下扔搪瓷脸盆和口缸，被子和铺盖晾在操场上，下大雨的时候也没有人去收。

目光呆滞的大四男生和脸色蜡黄的大四女生，好像约好了般从不知名的地方齐刷刷冒出来，充斥了整个校园。

钟砚和张楚都搬出了学校的宿舍。钟砚在一家玻璃工艺品公司实习，张楚在外面租了房子，每天晚上在一家小酒吧演出，唱一些当时流行的口水歌，或者欧美抒情老歌，《everybreathyoutake》什么的。

钟砚有时候会去听张楚唱歌。那家酒吧很难找，单从外表看，就笼罩着一股心灰意冷、颓丧不堪的的氛围，和当时的张楚倒是有几分相似。

张楚剪掉了齐肩的长发，理了个干脆利落的平头。属于他的开场半小时总是很快过去，之后，他便开始面无表情地为那些花了十五块钱点唱费的客人伴奏，弹很多并不适合吉他的曲子，比如《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敖包相会》、《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演出一般会持续到午夜一点，客人都散去后，张楚会带着钟砚去后台找一直等在那里的田晓年，三个人一起在夜市摊吃三块钱一盘的炒面，有时候田晓年会叫一盘炒田螺，吃完夜宵后他们互相道别，张楚和田晓年回他们的出租屋，钟砚回公司安排的六人间集体宿舍。田晓年和钟砚轮流付帐。

张楚很少说话。那段时间他们都很少说话，只有田晓年一个人滔滔不绝，不熟练地背诵着她从杂志书刊上看来的关于摇滚的知识，摇滚的历史和发展、摇滚精神、最伟大的摇滚乐队、摇滚的流派……神情与一个蹩脚的文学青年虚张声势地谈论存在主义时别无二致。乖戾的滑稽感。她的金属牙套在夜市摊昏黄的灯光下不时闪动，钟砚看着她想张楚和她接吻时会不会咯到牙齿。

张楚为什么选了田晓年，钟砚不得而知。可以因为张楚那时还有七门功课需要补考，也可以因为田晓年追看了张楚的每一场演出，不管是学校里的还是酒吧里的；可以因为张楚在酒吧没有遇上任何一家唱片公司的企宣，也可以因为田晓年付了炒面的钱；可以因为那些姑娘都以惊人的速度迅速遗忘掉了张楚，也可以因为田晓年的牙套；可以因为一切缓慢得似乎永远不会结束却又似乎马上就要戛然而止，也可以因为物理系的大二女生田晓年对此一无所知……像张楚这类人，似乎总免不了有需要靠女人吃饭的时候，即便对方只是大二女生，即便吃的只是三块钱的炒面。不如此似乎便无以成为张楚，钟砚想。

也许真正一无所知的是钟砚自己。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隔岸观火的旁观者，以为自己对一切有着清楚而冷静的洞察，而事实上，他明白，这很可能是他自己的一厢情愿。他看着田晓年蹲在菜市场门口，穿着一样的牛仔裤，戴着一样的牙套，一样别扭的表情，一样地有种乖戾的滑稽感萦绕着她。可是，他究竟知道些什么呢？

六月是漫长的季节，整个城市不分昼夜地浸泡在滂沱的雨水中，让人分不出今夕何夕，长得让人几乎要以为自己遇上了《百年孤独》里马贡多小镇那场绵延经年的暴雨。离别的惆怅就在这样的季节中被无限拉长、稀释，直至令人厌烦。这个时候，张楚的出现为这种既恋恋不舍又无限厌烦的状态画了一个醒目的休止符。

不知是谁最先想起了曾经得过全城高校音乐巡演第三名的“吸烟的机器人”乐队，学校的吉他社邀请张楚在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六晚上在学生活动中心做一场小型的专场演出。

演出当晚，灯光幽暗，听众围坐在小小的场地周围，张楚坐在中央自弹自唱，类似小剧场话剧的方式。

一开始，学生们见到久别重逢的张楚都有点激动，毕竟这是曾伴随在他们或许是最浓墨重彩的人生记忆中的面孔和声音。他长得不算英俊，甚至细看起来，还有那么一股子不管不顾的糙味，他挂在脖子上的假子弹壳在他们眼中已经多少成了可笑的装束。他的嗓子其实很一般，不知道以前大家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热情在台下跟着他大吼。他吉他弹得还是不熟练，他的眼神已然黯淡，一如他们的。

张楚那天晚上的状态很不好，在钟砚看来，似乎还比不上在酒吧的时候。这是他近一个月来惟一一次见到张楚。断断续续中，他听到关于张楚的不少传说：和酒吧的客人打架被辞退了，去唱片公司的面试无果而终，公务员考试没有上线，给系主任送的两条烟被退了回来，认识了一个长腿的女生，长相一般……观众席上有一把椅子空着，像缺了一颗牙齿，虽然那不是专门为田晓年留的位子，但钟砚知道，她没有来。

张楚没精打采地唱了几首歌，都是一些当时市井流行的情歌，他唱得矫情而沾沾自喜，和那些在酒吧的小舞台上自我陶醉的客人如出一辙。但大家还是卖力地一边互相聊着天一边机械地鼓着掌，边拍手边笑骂着“你丫唱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也许这样的时刻本身就不是为音乐而存在，只要有一个发泄情绪的出口，大家便会蜂拥而上。

终于，张楚似乎决定唱一首以前乐队表演时经常唱的歌，他安静下来，开始耐心地拨弄吉他弦，想要定调。也许是很久没弹那首曲子的缘故，调子几次都定不下来，不论张楚如何努力摸索，出来的都只是一小串生涩、扭曲的音符。

只有钟砚听得出来，那是另一个张楚的那首《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张楚想要用吉他弹出那段优美的小提琴前奏，这在以前只有乐队的主音吉他手才能做到。就在他笨拙地一次次尝试着弹出他心目中的那段旋律的时候，一个兴奋的声音从人群的说笑声中直直地钻出来：“这傻b弹的什么狗屎啊？”说话的男生根本没看张楚，或许也一直没好好听他唱歌，他在这样的情景下以这样近乎本能的方式发泄着自己不明的情绪，却没有注意到张楚的手指突然僵住了。

没有人注意到。那个时候，整个演出其实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大家伴随着张楚的歌声或噪声激烈而昂扬地谈论着各自的话题，几乎没有人去真正留意坐在台中央的张楚。

直到那个男生捂着额角在吉他音箱空洞的“嗡”声中跌在地上，人们才如梦初醒般地将张楚紧紧围在了中间，这成了那个晚上他们之间最亲密的接触。

灯光大亮，钟砚这天晚上头一次看清：手握断弦的吉他的张楚满眼鲜红的血丝，重新长起来的头发凌乱地堆在额前，像煞了一只死不甘心的厉鬼。钟砚还看见，田晓年安静地站在远离人群的一个角落里，默然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仿佛什么都与她无关。也许本来就无关。

不止一个人跃跃欲试地要向张楚伸出自己的拳头，这对他们是求之不得的良机。而张楚却似乎在刹那间失去了自己所有的知觉，他呆呆地站在那里，脸色一点点地委顿下去，直至灰败如死。

钟砚上前去，将拳头伸得最长的那个人猛地往后一推，人群中一阵死灰复燃的骚动，但，又忽然归于安静。

窗外下起了瓢泼大雨，也许已经下了很长时间。散场时特有的那种虚无和失落的气氛如瘟疫般迅速散播开来，终于没有人再试图去延续什么了。他们似乎突然明白过来，青春，就这样散场了。竟然就这样散场了。

张楚走过田晓年身边的时候，连头都没有偏一下，似乎正在经过的是一成不变的透明的时间和空气。

连落寞的气氛和感伤的空气竟也无法长久停留，钟砚站在空了的场地中央想。青春在某场具有隐喻意味的仪式中尴尬地散场了，而此时正抱着他的田晓年则好像是这一散场仪式中的一个手势。虽然钟砚不明白这个手势究竟意味着什么，但这的确是田晓年留给他最清晰、最可资记忆或凭吊的东西了。

我刚好经过，就进来看看。这是田晓年单独对他说的第一句话。

她终究没有落下张楚的最后一场演出。

田晓年的拥抱另有所指，这注定了它是没有温度的，模糊不清的，距离遥远的。张楚在那一刻已经成为了余绪，藕断丝连绕梁三日余味无穷的那种。而他钟砚呢，或许从一开始就已经是余绪了，甚至连余绪都算不上，也许连他们的场都没有进入过。

对张楚的处理被推后了，考虑到一个星期之后他还要参加大学阶段最后的补考，系里决定等考试结束再宣布对他的处分决定。延期毕业的规定在文件里写得很清楚，却从来没有真正实施过，人格破产的大四学生是学校管理的重大隐患，没有一个系愿意背这种负担。

一个星期后，张楚在毕业补考中作弊被抓。是那科他从大一考到大四都没能通过的高等数学，纸条是一个叫田晓年的物理系大二女生从窗外扔给他的。田晓年的期末考试已经全部结束，她和张楚约好考试时她躲在考场外的墙角，由张楚把不会做的题打手势告诉她，她在一张白纸上做好后再从窗外扔给张楚。他们事先约定了一些表示符号和数字的手势，但是因为张楚的高数实在太差，田晓年无法通过手势就让他明白解题步骤和答案，所以只能冒险写在白纸上让他抄。

这些都是田晓年的说法，而张楚自从被抓住后就未发一言，用死寂般的沉默将自己封得严严实实。

毕业补考作弊这样的事，只有唱摇滚唱疯了的档案系大四男生才做得出来，谁不知道那不过是个过场？只要把卷面空白处填满就可以通过考试，然后顺利毕业，这是这所三流地方大学延续数年的传统。这样的作弊方法，也只有做实验做出毛病来的物理系大二女生才想得出来，在抽屉里抄书可以被理解为毕业心切为学校减轻负担从而得到监考老师的谅解，从窗口扔纸条进来就完全是侮辱老师的智商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这是所有人都明白的道理，钟砚不理解为什么田晓年不明白。

按照校规，作弊学生一经发现，立即开除学籍。校方能以这样的方式把问题重重的摇滚青年清理出去，虽然比不得正式毕业那么光明正大，但也找不出什么破绽，反正打人的事至少也得是一个严重警告处分。田晓年这边，物理系考虑出面保她，只要她承认作弊的事完全是张楚主导，他们不是谈过恋爱吗?这个年纪的女生，头脑一发昏什么都会做的。清醒过来，教育好了，还是好学生嘛。

期末考的成绩已经下来了，田晓年的基础物理考了九十五分。

文件下来的前一天，档案系的辅导员找张楚谈话，向他宣布学校的处理决定。四十五分钟的时间，张楚面无表情地坐在系办公室那张已经陷下去的沙发里。终于，他对着辅导员的耳朵大吼：“我聋了，听不见你说的！”起初辅导员以为他又在耍摇滚青年的脾气，于是对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又一个四十五分钟过去后，张楚盯着辅导员不断翻动的嘴唇，开始落泪。辅导员以为自己的话终于感动了他，他却从办公桌上拉过一张信笺，颤抖着在上面歪歪斜斜地写：“我只看到你的嘴在动，却什么都听不见，我聋了，真的，聋了。”

辅导员叫来了系主任，张楚表现如故。最后，他索性竖起了自己牛仔衣的领子，遮住了耳朵，不再动弹。

他失去了对这个世界所有的反应。

从常理上说，这并非没有可能。张楚长期生活在喧闹的环境中，以前乐队每周在学生活动中心排练的时候，架子鼓和电声吉他的声音连旁边食堂的人都受不了，要用铁铲狠命敲大锅作为回击，后来在酒吧，经常有酒醉的客人大声喧哗，为了不影响演出效果，只能把功放开大。在这种情况下，听力受影响是正常的，失聪也不是没有可能。张楚成了残疾人。

没有人见过那份宣布开除张楚的文件，七月份的时候，他得到了一张毕业证。证件上的照片是他大一时照的，长发扎在脑后，脸上棱角粗糙，眼中光芒跳动。

田晓年坚持自己是张楚的合谋而非从犯，并请求校方以主动退学而不是开除来处理她。

这件事在很久之后还是师弟师妹们议论的话题。张楚的耳朵，摆设，他们以这样的文字游戏来炫耀他们的机巧和幽默。

再后来，有人发挥了新的版本：田晓年在她和张楚的出租屋遇到了一个长腿女生，她决定和张楚分手，可是，她有把柄落在张楚手里。所以，作为分手的条件，她必须帮助张楚通过高等数学的毕业补考，反正这对她来说并非难事。可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把柄，让高数成绩优异的田晓年服从了那样一个愚蠢的作弊计划？始终没有人对这个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

还有一件事是只有钟砚知道的，田晓年请求退学的前一天，她和钟砚在校园里遇到张楚。他们迎面走过去，张楚看着他们，脸上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嘲笑的神色。田晓年走过去，对张楚说：“你最爱的，是不是我？”语气自然而熟练，仿佛已经在心里演练过千百遍。尽管想让这句话尽量不带什么强烈的感情，田晓年的眼中还是流露出不由自主的紧张和期盼，仿佛将要出口的答案将成为她终其一生的支撑。

你最爱的，是不是我。一个可笑的假问题，如果是钟砚，他会说，我还没走到人生的尽头，怎么知道“最”爱的到底是谁。但是张楚当然不会回答，他已经聋了，不管是怎么聋掉的，反正作为一个聋子，他必须时常保持对别人的话听而不闻，甚至表情也不能有。

再再后来，钟砚如愿进了他实习的那家玻璃工艺品公司做工艺流程设计师，田晓年搬进了他租的房子。

她的东西很少，只有一个挎包和一只人造革的旅行包；她睡觉的姿势是少女式的，侧过身把自己蜷缩起来，形成一道坚实的壁垒；她喜欢洗澡，每天都耐心地等待那台老掉牙的热水器烧热一桶水；她没有出去找工作，也没有重新复习准备高考，她只是每天在他出门之后到一些他不知道的地方，做一些他不知道的事，或许是卖打口碟，或许是其它的；她无聊的时候会趴在桌子上一道道地解大学高数课本上的习题，她没有再谈论过摇滚；她很少用钱，她没有用过他的钱……

田晓年和张楚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钟砚从来不知道，他也不想知道。他想那是他无法理解的事，也与他无关，就像田晓年与他的朝九晚五、升职加薪、前程远景什么的毫无关系一样。他们之所以互相拥抱，只不过是因为在那个晚上，他恰好在，而田晓年恰好经过。

田晓年问张楚的那个问题，她一次也没有问过钟砚。

后来的后来，田晓年开始不定期地出去旅行。她从未告诉过钟砚她去了哪里，做了些什么，看到了些什么，钟砚也没有问过。

直到有一天，她没有再回来。

直到有一天，钟砚退了租，买了房，结了婚，做了部门经理，长了微微的肚腩，开始脱发……

可是，他知道自己与田晓年之间那气若游丝的联系仍然存在，如同那个留在他的青春散场之际的模糊手势，他不理解它，却必然将它铭记在心，如影随行。

然后在某一天，他在马路对面隔着几十米的距离像一个陌生人一样打量她，之后，在提着大包小包的菜和肉回家的途中，站在行道树下泪流满面。

3

夜半两点，午夜场终于散去，观影大厅里汗味、香水味、甜腻的爆米花味和浸染了无数人体味的绒布椅套特有的味道混杂着，将阿健包裹起来。整个大厅空空荡荡，刚才的一片热闹喧腾、人声鼎沸，随着灯光亮起的一刹那，变魔术般消失得干干净净。

阿健打着呵欠，弯着腰在一排派座位间穿梭，将客人留在扶手上的饮料瓶、爆米花桶、餐巾纸等垃圾扔进拖在身后的特大号黑色垃圾袋中。睡意朦胧中，他的手粘在了一只易拉罐上，有客人把嚼过的口香糖粘在了这只铁皮罐子上。

“我操！”阿健低声骂了一句。

从上半年开始，为了加强影院的竞争实力，老板不仅花钱把全部十个观影大厅重新装修了一遍，走廊上的影星海报全部换了新的，还更换了新的放映设备和音响。从这个月开始，影院的午夜场营业时间延后到了半夜两点，阿健的下班时间也比原来推后了一个半小时。而工资，却半分都没涨。

罗芬骂他，没出息，个大男人，每天在电影院里给人家引座位，举个电筒，在那么点光里掂着脚走过来走过去，说话也出不得大气，作贼似的；开场前在门口挂着笑脸，给人撕票根，一遍遍地重复说，欢迎光临请对号坐，散场后拖个垃圾袋收拾一场的垃圾；天天半夜才回家，早上要睡到太阳晒屁股；更不用说，每个月还只发那么点钱。

“你脑袋里面灌了屎了，就不会干点什么别的，就愿意一辈子都这么当个半残废让老娘养你？”罗芬发狠的时候说话很难听，阿健就选择听而不闻，像一个聋子那样。他的长相带着一股子野叉叉的糙味，可是，在这种时候，他却总是表现得出奇地温顺。

他曾经跟罗芬说过，他会唱歌。“以前是大学里乐队的主唱，高校巡演还得过奖。出去吃饭女生都抢着给我付钱。”罗芬根本不相信：“就你那副衰样还上过大学，妈的有本事把毕业证拿出来给老娘看看。还乐队，还主唱，你做梦去吧。”

可是他怎么好意思把那本毕业证翻出来呢？他可以不记得以前在大学里组过乐队，巡演过，泡过姑娘，打过架，得过奖，可是，他怎么能不记得这本毕业证是怎么得来的呢？他甚至没有勇气再去看那本毕业证一眼。于是，他后来真的慢慢地就忘记了以前的事。他坐在电影院的最后一排，在脑海中把它们都变成大荧幕上的影子，热闹喧腾一番，然后，随着荧幕上的影子消失，变成一片黑暗，他脑海里的那些东西也随之被沉入黑暗，在影厅逐渐寂静下来的时候慢慢地像深不见底的地方旋转着坠落。

只有一件事他忘不了。不仅忘不了，还会不时将他从梦中惊醒，甚至魔法般左右他的行为。

在梦中，他真的聋掉了。周围的人脸上都带着兴奋的笑容，他们的嘴唇一刻不停地翕动，在热烈地谈论着什么；电视上五光十色的节目马不停蹄地跳跃闪动，歌手在舞台上作神情陶醉状呐喊；电视剧中人物上演着一幕幕悲欢离合、感天动地；马路上车水马龙，熙来攘往，热闹非凡……只不过，这一切都是安静的，无声的。不是它们没有声音，而是他听不见那些声音。它们静默地在他眼前晃动、流淌，最后汇成一股巨浪，势不可挡地向他席卷过来。他惊醒，一身冷汗。床头的收音机仍然在孜孜不倦地播送着“午夜密谈”之类的节目，热线电话里倾诉者最难以启齿的隐私透过喇叭流淌出来，他这才放心。

有时候他会以为自己仍然需要装聋。同事叫他，领导开会点名，罗芬喊他的名字，他会下意识地装作没听见，或呆坐没有反应或从他们身边面无表情地走过去。虽然他们都叫的是他的新名字，阿健，但他还是会忽然忘记，自己已经不需要再聋下去了。渐渐地，没有人再愿意理睬他，他被当成了异类、怪人。

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是一种惩罚。

他真的有过很风光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不叫阿健，他有过一个响亮的名字：张楚。和那个大眼睛的摇滚歌手同名同姓。不仅如此，他也会唱歌，那首《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他能从头到尾流畅地唱下来，歌词一个字都不会错。其实他的嗓子不好，台风也欠佳，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台上一呼百应，掌声喝彩不断。他的脸上时常带着一股莫名其妙的愤怒神色，他在舞台上像beatles那样跳来跳去，他用劣质的烟把喉咙抽哑，高音上不去的时候他就不管不顾地吼一嗓子，他的solo一直不好，每次弹都冒汗……那个时候，这些就已经足够。

他在那所三流的地方大学过得如鱼得水，逃课、排练、恋爱、喝酒、睡觉、在台上大叫“我爱你们”，自己动手把演出服撕个大口子，其它高校的学生会有时会来邀请他们演出。宿舍停电的时候，他坐在操场上，弹着吉他唱歌给他们听，这个时候他不唱《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他唱《上天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在空旷的地方他的声音更显干涩暗哑，可是他们都安静地盯着他，如同看着夜色中朦胧的萤火虫。

有的女生跟看他的每一场演出，在后台等着见他一面或者和他说句话；有的人直接把情书塞给他。他曾经和许多女生在一起，他对她们爱理不理，她们就更带劲地往上凑，不顾他头发上刺鼻的烟味，不顾他连保持三分钟热度的耐心都没有，不顾他是学校里出名的问题学生，或许她们要的就是这些。

他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魔法，一个点石成金的魔法，魔力的来源他不得而知，或许来自于他的名字，那个和摇滚歌手相同的名字，或许来自于其它的什么。他不关心。

他以为这样的日子还有很长，等他意识到的时候，场却已经散得差不多了。

他的设想是毕业后能签一家唱片公司，带着乐队出他们自己正二八经的专辑。这是最好的设想，唯一的设想，最后的设想。他希望把这种生活延续下去，除此之外，他想不出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他试着报考了一次公务员，结果当然是无功而返，简单的数列排列题已经足以搅乱他那被酒精燃烧得脆弱无比的神经。

他在小酒吧给客人伴奏，一夜夜地忍耐着那些满脸倨傲的人在他面前不管不顾地将唱不上去的高音吼成扭曲的噪声。他始终没有遇到一个唱片公司的企宣，他用录音机自己录的歌曲小样都被唱片公司退了回来，有的根本没有拆封过。

身边的女生已经换了几拨，更替的速度越来越快，校园的每个角落，大家都在匆匆而行，激烈而焦躁地谈论着什么。他走过他们身边，没有人看他一眼，他被抛到了马不停蹄之外，他不知道怎么办。

他终于成了别人口中的“傻b”。

这个时候，那张毕业证成了他唯一的指望。有了它，他至少还有找到一份糊口的差事的机会。他最终得到了那张证书，以一个聋子的身份。

你最爱的，是不是我？她曾经这样问过他。那不是作为帮助他作弊的交换条件而提出来的，而更近乎一种死不瞑目的质问，在他“聋”了之后。她当然知道他听得见她说的每个字。

那个女生是他从后台捡的。她从进校起，就跟看了他的每场演出，每次，她都会坐在一片狼藉的后台等他。每次散场之后，他都能看到他。

他讨厌散场。他喜欢的是灯光初亮，每个人都还兴致昂扬、翘首企盼的开场。只有在开场，人们目光的聚焦才是最集中的，只有在开场，对即将到来的高[chao]的美好的希望才最让人血液沸腾、陶醉无比。相比之下，散场则成了难以忍受的时刻，人们脸上的光暗下去，光线也灰下去，一切都是疲惫、空虚、沮丧、落寞的。而她则总是伴随散场的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气氛出现在他眼前。

他怎么可能对这样的姑娘产生兴趣呢？更何况她打扮普通，还戴着牙套。她几次笨拙地试图向他谈论摇滚，他一听就知道她根本对此一无所知。天知道她这么跟着他是为什么。

他只喜欢开头，她却总是在结尾等着他。

那个被无限延长的散场，她一直陪着他，一直到尽头。这一次，她先于他消失了。

她完全知道那次作弊有多么愚蠢，她完全可以不答应帮他，她完全可以把责任都推到他头上，反正他已经无可救药，而她是成绩优秀的大二女生。

也许只是因为他选择了那样的方式面对这件事，近乎无赖却又让人无可奈何。他永远不擅长面对结束，连最起码的勇气都荡然无存。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让她彻底绝望了。而在他对着她冷笑的时候，在他用她的餐巾纸擦着嘴等着她付炒面钱的时候，在他在小酒吧里被客人打出鼻血的时候，在他的屋子里躺着长腿女生的时候，她都没有绝望过。她要求他的，不过是以起码的体面接受散场，而他没有做到。他能最光彩四射的方式开场，却只能以最怯懦、无耻的方式结束——他选择面无表情，听而不闻。当然也再听不到她的消息。

阿健花了很大工夫才把手上的口香糖完全搓掉。这时候已经是三点差一刻了，影院门口的路灯有气无力地亮着。现在，散场是他每天都要重复经历的事，他好像已经完全无所谓了，不论是开场还是散场都已经与他全然无关。有时候他觉得自己是真的聋了，不只是耳朵，还有心。

他走出去几步的时候，似乎听到有人叫他，嘶哑的声音似曾相识。她叫他，张楚。这个名字让他微微一颤，但他终于没有回过头去。他现在好像真的出现了听力减退的迹象，也许和长期被影厅中的环绕低音立体声轰炸有关系。他保持先前的姿势，一边搓着手一边往前走去。

回到家时，罗芬又在打麻将，不出所料那个什么小林也在。两个人现在虽然还只停留在出牌时挤挤眼睛、洗牌时碰一下手的程度，看那架势却大有星星之火必将燎原的趋势。

阿健却懒得理这些，他向牌桌上的四个人含糊地打了声招呼之后，就径直走进卧室，关门上床。在外面模糊的洗牌声中，他想起刚才在背后叫他的声音好像是田晓年的。这是他今天晚上头一次如此清晰地想到这个名字。

一阵强烈的难堪和屈辱涌上来，他狠狠地用枕头捂住自己的脸，好像决心将自己杀死。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