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持续上涨，股市持续大跌，出口贸易顺差锐减，大批中小企业开工不足或倒闭，社会就业率下降，贫富差异急剧扩大，民众的“小康”滋润大幅大折；政府的社会公共治理职能严重缺位和瘫痪，公共资源和权力肆无忌惮地进入市场交易、买卖，社会公平、公正丧失，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和暴力事件陡增。民众对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信心降至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冰点。种种可以感知的迹象表明，中国社会累积的深层政治经济矛盾已经渐进到了爆发的临界。透过矛盾现象的表层，我们随处可以看到济腐败所导致的矛盾生成、发展和激化，其恶果是：社会治理陷入深度危机。

治理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西方国家和一些国际性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经合组织等中兴起，它是在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这三对基本关系的反思中产生的，现已逐渐成为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价值理念和实践追求。其内涵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社会治理的主体由单一政府扩展到公民社会。其二，社会治理的手段由行政扩展到市场化的公共品服务。其三，社会治理的目的以人的全面实现为最终旨趣。其模式核心是由行政集权式向民主式、参与型转变。以这一理论作为参照系，看一看我国的社会治理危机是如何发生？

现实中国，政府作为唯一的治理主体参与社会经济生活，制定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计划，统领社会经济，握有宏观控制和行业控制的硬性决定权处置权，以被治理对象的绝对服从作为这一权力行使的依据，一方面作为政治治理主体凌驾于社会之上，另一方面作为利益主体直接参与、控制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和个个方面。公共政府和社会服务功能让位给了市场逐利，利益的效率和最大化成为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和追逐目标。社会公正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理论目标，被治理主体的集体意识价值取向所取代或沦为附属品，实施过程滋生、寄生、繁殖了无处不在、不可估量、不可控制的腐败。

政府作为利益主体的市场化畸形博弈是政治经济腐败产生的根源。政府离开了公共服务职能，作为利益的当事人出现在市场，私权力就必然处于被剥夺的劣势，两极分化就成为社会失衡的必然现象。有学者说：“80年代只是收入分配的分化。1990年代中期之后，瓜分经济的苗头出现，个人或团体开始瓜分公共资源，利益落差扩大。近几年走到第三阶段，掠夺经济开始抬头，公共资源所剩无几，利益落差因此急剧扩大。”改革开发前20年私营经济对gdp的贡献高大50%以上，后10年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锐减，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形态又出现了新的国家垄断，中小私营独资合资企业纷纷倒闭破产，政策倾斜是政府维护国家垄断利用的手段，自由竞争的市场规则，让位给了权力的霸道，这是这一博弈过程的必然结果。

拿房地产和股市为例，这一特征十分明显。政府疯狂卖地，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和完成gdp指标。征地、拆迁过程充满了野蛮和血腥，农民和被拆迁者的合法私权力遭到了肆意的践踏。地价无限制上涨，完全是政府的逐利欲望，高房价是房地产商与地方政府勾结的利益分赃。中国股市对民众的掠夺更是史无前例，政府不仅用制定政策和监管作为掩护大肆暴利倾销国有资产，而且吞食了整个社会的资产红利，股市的暴涨暴跌最大的受益者是政府及依附在政府肌体上的各类蛀虫。因为政府不是公允的监管者，而是利益主体，他的化身是政府投资的各类大型国有上市公司和他们掌控的各类投资基金。正是这样一个非自然非市场的公权的介入，才使弱势博弈对手—民众不断败北。教育、医疗、文化等各个领域同样为社会上演同样的悲喜剧，剥夺无所不在。

经济动物肌体上的寄生蛀虫用垄断的社会治理权力交换、掠夺社会财富，使社会治理严重缺位。司法卖法，教育卖卷，医疗卖命，文娱卖肉，环保卖污，国土卖地，资源卖矿，税务卖税，工商卖照，劳动卖养，民政卖保，质检卖假，人事卖缺，组织卖官，监察买纠，银监卖息，证监卖市……社会公共治理权力在蛀虫们的一片明火执杖的叫卖声里血肉横飞、筋骨不存。这一特殊市场利益主体中，行使权力的每个个体都是“经济人”，无须投入资本，只须承担低概率的败露风险，大家心照不暄，相互照应，结成联盟，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和贬损、造成政府公信的丧失、加大了整个社会的信用交易成本。使社会治理在人人都明白的隐秩序、潜规则里病态运行。社会公共权力的残疾和瘫痪，必然使社会公共利益变成了无人护养的弃儿。

当前，我国严重的通货膨胀触动了决策层敏感的神经。官方对通账的成因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成本推动型，认为是自然灾害、劳动力成本上升、国际市场上原油、铁矿石和粮食涨价等因素造成；一种是需求过度型，认为是需求过度引起的，是货币供给过量造成的。两种分析都是现象的量度的纯经济学的技术层面的分析，都忽略了社会治理成本和腐败的经济学意义。政府的高税收、高费收，高耗能、高投入、高污染的廉价出口，存量资本的高价出售，高价教育，高价医疗，高价住房，官宦每年几千亿的腐败收入，几千亿外汇储备的境外蒸发，政府的巨额奢侈性消费，……这些被转移的劳动价值必将摊派到终极消费品的价格上，买单的是广大消费者和劳动大众；中国经济从来都是投资拉动型，而不是消费需求推动型，因为大众消费能力已被剥夺殆尽，投资过热是过在政府的造城运动和形象工程，这本身就是腐败。货币供给过量，那么为什么让8200亿美元热钱〔2005年至2007年三年问〕在资本帐户没有开发的情况下流入中国？银监会三年都做了什么？这还是腐败为国际热钱阻击中国资本市场发放了通行证。通货膨胀是腐败导致的社会治理低效率、高成本和功能阳痿危机的必然结果。这是当前中国经济困境的内生性根源和决定性因素。

懂得了上述分析，解决危机的方法表述就十分简单，那就是政府必须从市场利益主体中撤出，把自己变成真正的公共政府、服务政府。1·把部分治理权利分割给作为政府重要补充力量的社会非营利组织、市场化组织、公民社会。2·开结社自由和党禁，为治理主体多元化培养新生政治力量。3·真正实现公民权力—社会治理的参与权、话语权、监督权。4·尽快放弃舆论钳制，实现新闻自由。网络的自由话语已经显现了揭露、监督腐败，协助政府进行有效社会治理的巨大作用，应尽快用立法形式加以确认。5·把社会治理责任提升到维护社会共同利益的理性高度加以认识，要在实现效率的基础上体现社会公正。6·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在广大人民的参与配合下铲除体制内部的寄生在权力肌体上的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对现行治理体制进行脱胎换骨的变革，彻底根除腐败寄生的制度土壤，只有这样社会治理危机才能在困境和迷局中走出。

“欲换凡胎脱凡骨，先挽天河洗俗情”这个天河就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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