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个父亲，一个劳模父亲，一个作家父亲。

两个身份异同的父亲，不但给了我完整的父爱，而且教会了我如何做人，更繁衍了一个广为传颂的动人故事。

两个不同身份的青年后生

一九四九年十月，红太阳的光辉照进了陕南商洛山中一个叫马炉的穷山沟，如牛似马的马炉人和全国人民一样，感到了太阳的温暖，开始了对当家作主和幸福生活的憧憬。在刚从水深火热中逃脱出来的山民中，有一个给地主扛长工打短工的放牛娃小名叫刘庆，他是全村年龄最小受苦最深的后生，自小失去了父爱，大哥拉了壮丁，三弟被狼叨了去，家里就剩下了他、二弟和守寡母亲。为了二弟和母亲的生活，12岁的他就上黄龙山当了放牛娃，一年360天除放牛外，每天天不亮就被赶起来担水、扫院子，稍有怠慢就被挨打受饿，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吃的是主人不吃的黑馍。苦挣苦熬一年到头只有在腊月三十晚上才可以偷着回家与亲人团聚，第二天又得东躲西藏，避着拉壮丁。他做梦都在盼星星盼月亮地盼着自己和弟弟母亲能有一天过上好日子，吃上一口饱饭。当红太阳的光辉照进马炉这个穷山沟的时候，他是第一个感受到温暖的人，也从此有了自己的大名刘西有。

走出水深火热后的刘西有，响应党中央“组织起来由穷变富”和“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的号召，把全村的八个光棍汉子组织起来，成立了商洛山第一个变工队。

人组织起来了，却没有一件像样的劳动工具。为不影响来年春的大干一场，刚入党的刘西有冒着严寒和他的好伙伴李新治，步行去几百里外一个叫赵川的铁矿背矿石。在赵川，他俩以换工的方式起早贪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换回了87斤生铁，于阴历年前回到了家乡。以同样的换工方式把毛铁打成了12把一尺长的虎牙镢。1952年刚开春，刘西有的变工队肩扛着12把崭新的镢头，开始走上了艰苦的创业之路。

1954年进入初级社的刘西有一马当先，不但把自家的农具全部送进初级农业社，还动员互助组的其他成员一起入了社。入社第一年就取得了好收成，所有初级社计员都分到粮食，而未入社的社员还是吃了上顿无下顿，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就为1955年冬初级社向高级社转变打下了基础。相邻的几个村子都纷纷要求加入刘西有的高级社。随着入社社员的增多，集体经济得到了壮大，刘西有受到了县上的表扬。

商洛是闻名全国的贫困山区，马炉大队更是商洛山中的贫困中的贫困，“炉岔沟，麻石头，十料庄稼九不收，天一旱连根烂，天一涝水冲掉”是对马炉极其真实的写照，而面对着艰苦的自然条件，要改善这一贫穷落后的面貌仅靠小打小闹是不行的，刘西有便同他的一班人，开始对全村的山水田林路进行了规划，确立了慌无人烟、杂草丛生的康沟为炸沟修田的首期工程。他把全大队的劳力集中起来，在光石板上垒石坝，用北篓把别处的土背来垫上，但经不住水冲，辛辛苦苦修整了一个冬季的农田却被开春后的雨水冲得一干二净。到了第二年冬季，又得重修。刘西有总结了上次经验，采用修涵洞的办法，上边种地，下边流水，年年修年年改进，经过七次大的战役，修造石砍梯田和沟台地千余亩，粮食产量翻了几番，首次解决了马炉人的吃粮问题，使人老几辈没吃上麦面的康沟人开始了有麦面吃。这一奇迹在省上引起了振动，陕西省和商洛地委、行署多次派人前来调查核实后，对马炉大队的愚公移山精神给予了肯定。1959年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各行各业群英会，刘西有代表马炉大队光荣地出席了会议，会上周恩来总理为马炉大队签发了国务院奖状，从此刘西有便成了闻名全陕西的劳动模范，十二把镢头闹革命便成为刘西有艰苦创业的高度概括。

1951年春，在周至终南山麓的白龙沟村，同样发生了令世人惊叹的另一个故事，“秦中自古帝王州”的关中平原，厚重而灿烂的文化积淀使这里的文化极为发达，唱秦腔戏便是这种古老文化的光大，几乎每个村子都有唱秦腔的业余剧团——自乐班。这一年暮春的一天下午，县上派人来白龙沟村检查文化活动开展情况。村上便于当晚举行汇报演出，一切准备停当，可就在开演前，却找不到打板的青年后生屈亲民，使这场演出不得不泡了汤。原来，一向性格秉直的屈亲民看不惯村里干部对县上派来人的低眉下气和县上那位干部的摆架子，便悄然出走，直到第二天他才回到了村，而在县上干部面前丢了面子的屈家老人和村干部们，正窝着一肚子的气，没等屈亲民进门，父子俩就吵翻了天，屈亲民一气之下跑到了周至县（白龙沟村原属周至，1958年划归户县），又从周至跑到西安想报考设在长安的西北艺专，怎奈不逢招生时月，就通过考试招进了西北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训练班。从此屈亲民便有个当干部的名字叫屈超耘。他，就是我的父亲。

庄严承诺所繁衍的人间亲情

也许是命运的使然，在保险公司干了段时间后，爱好文学的父亲屈超耘那能忍受整天算帐数钱的折磨，在作家柳青扎根基层的鼓舞下，便向省人事厅提出自己不愿意在省城工作而愿意到最基层去。省厅同意了，1953年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17岁的父亲便坐上了敝蓬长途卡车，颠簸着翻过险峻的秦岭，来到了陌生的商洛山腹地商州山城。

早在白龙沟的时候，父亲就读了柳青的一些作品，并深受其影响，他发誓也要当作家，写出与《种谷记》一样的好小说来，加之他在农村就接触了以后曾写长篇小说《地道战》的作家李微含，并接受了李的赠书《渭河两岸》，他时刻牢记着这些大作家的话，要当作家就要到火热的生活中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因此，他刚踏上这片土地，就被商洛山区的生活刺激了创作灵感，便拿起笔投入了创作，从1955年起，他先后在《陕西日报》、《工人文艺》、《延河》等报刊上发表了《一个女中学生的日记》、《我和永清》、《测量队到了丹江边》等小说、散文、诗歌作品。

为了写出更好的作品，初到商洛后父亲就把习作寄给了在长安皇甫乡深入生活的柳青，以求得他的指导，作家柳青在给他的回信里，说了一段后来被文学爱好者广为传诵的名言：“苹果熟了自有掉下来的时候，不熟也不要勉强”。

父亲把大作家的信压在办公桌上的玻璃板下，一天念三边当座右铭记在心里，同时把钢笔当镢头，把稿纸当土地，不停地耕耘着，收获着日逐成熟的苹果，终于他以讴歌山区火热劳动生活为题材的四场眉户戏《桑园人家》得以发表和出版，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从此在商洛山里，一个笔名叫清漪的青年作家开始引起社会的注意。

正当父亲屈超耘的事业红红火火的时候，在百十里外的丹凤县月日公社马炉大队，以十二把镢头闹革命而闻名的刘西有，却在为吃食堂的事熬煎得坐卧不宁。原来1958年大跃进，上级号召大办食堂，作为一个党员，他没有含糊，立即带头腾出自己的房让集体办食堂。但管区的人还嫌他办的食堂规模太小，是七户八户的“小蛋蛋”，要他办三十五十户的“大家伙”，说那样有气魄，而刘西有是个实在人，他认为马炉山里都是十户八户的小村落，办大的，五里八里甚至十里的人都挤在一块吃食堂，极不方便，就不听上边的话。于是他理所当然的被停了职，用后来时兴的话叫靠边站。说来也怪，老天的报应说来就来，1959年的灾慌给包括办大食堂在内的“共产风”将了一军，党中央召开了会议，号召实事求是，恰好这一年是国庆十周年，中共陕西省委为了教育干部，准备编一本报告文学，这样，经过考察，便确立了马炉大队的刘西有为宣传对象之一。而父亲屈超耘被抽了出来，负责写刘西有的事迹。

屈超耘接受了任务之后，便从商县来到了龙驹寨镇的南部山村马炉一呆就是半个多月，他在马炉期间同刘西有朝夕相处，跑遍了马炉大队的山山岭岭，沟沟岔岔，被刘西有的事迹深深地感动着，打心眼里钦佩这位十二把镢头艰苦创业的大队支部书记，不但人实在，心眼好，而且在群众中很有威信。

父亲从马炉回到商县后，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连夜动笔写了篇《创业将》的长篇通讯，被当时的《丹江报》刊登后，社会反响很大，使刘西有这个先进典型一时间传遍了商洛山区。

马炉之行后，父亲和刘西有成了很好的朋友，虽然两人的身份不同，差异也不小，但他觉得刘西有是个质朴的农村干部，很有典型的代表性，而刘西有也觉得父亲屈超耘是个很随和的文人，两人彼此觉得能说得来，时间一长，成了知心的朋友。而由于工作需要，父亲屈超耘仍经常穿行于马炉和商县之间。到马炉后，就索性吃住在刘西有家中。

1960年初春的一天上午，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清早起来，父亲屈超耘被一阵吵闹声惊醒，当他从小房子里走出来的时候，却见西有之妻李便正在与一个女人吵架，只听那女人破口大骂李便，言语下流不堪入耳。他便来到蹲在场边抹眼泪的刘西有身边，问是咋样一回事，刘西有声泪俱下地道出了吵架的原委。原来刘西有抱养了自家一堂兄的儿子，谁知儿子养到了十几岁时堂兄反悔了，想把儿子要回去，刘西有夫妇视养子为命根子，那能舍得养子被要走，而这时那位妇女更加放肆的骂着“你长着×却不生娃”的粗话，李便被气得当场晕了过去。

父亲屈超耘那里见过还有用娃吭人的事，这还了得，于是他便大声质问对方：你还是个女人吗？咋能这样侮辱人！

那位妇女见对方是一位上边派来的“工作组”，便不敢再骂人了，将自己的儿子拉上就走，刘西有夫妇眼看着由自己亲手养大的孩子被拉走了，就失声痛哭了起来。那妻渗的哭声，使父亲这个大男人的心也跟着酸楚起来。为了不使刘西有过多地痛苦，很快能从失去养子的痛楚中解脱出来。便做出了将还未出生的我许给刘西有夫妇做养子的承诺。原话是：“老刘，你甭哭，将来我生了儿子给你。我不信世上还有拿娃欺人的。”

刘西有夫妇听了这话止住了哭涕，四只眼睛齐刷刷地瞅着父亲虔诚的面孔，他俩简直不敢相信。过了好长时间，刘西有才又问了一句，老屈你说的话算数吗？父亲笑着说：“西有呀，咱俩打了这么长的交道，我还能说假话吗。不过，要是我爱人生个女孩，却不能给你。”

刘西有夫妇满脸堆笑地说“要是女孩我还不要呢”。原来他已抱养了大队支委张与全的一个女儿做了养女。

父亲的承诺做出之后，刘西有很快就从失去养子的痛苦中解脱了出来，便一如既往地又投入了工作之中，由于他的扎实工作，使60年的大灾慌，全马炉大队没有一户社员饿肚子，他的名声便再次愈来愈大，而盼儿子的心情也越来越迫切。1961年9月的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在商县浦峪小学里，随着一声尖历的啼哭，一个幼小的生命诞生了。这就是我，一个被父亲后来起名叫丹影的我。我的到来，使母亲欣慰地露出了笑容，而父亲屈超耘这时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想起了在马炉给刘西有夫妇做的承诺，这件事他还没来得及告诉自己的妻子哩。

父亲坐在台灯下，瞅着刚安顿好的我母子俩，思忖着怎样告诉母亲。窗外的秋风吹得窗户啪啪作响，父亲的内心也在掀动着一股股狂潮，他实在对母亲开不开口。

眼看着我快出月了，在一个艳阳的秋日下午，父亲见母亲正在愉快地逗哥哥玩耍，就将他在马炉的所见所闻和自己所做的承诺讲给了母亲，一惯贤惠温柔的母亲在听了父亲所讲的话后，大声地和父亲吵了起来，这也难怪，谁能嫌自己的儿女多，又有谁能舍得将亲生骨肉送人。父亲一贯是个懂道理又讲道理的人，可在这件事上，他变得既不懂道理又不讲道理，先是反复做母亲的思想工作，母亲那能听得进去，他干脆就用离婚来逼母亲答应，否则他无脸去见好朋友刘西有。

父亲的这一招果然灵验，母亲终于答应了，父亲立即给百十里外的马炉大队挂了长途电话，让刘西有赶忙来商县，而不巧的是刘西有正在西安开会。直到母亲休完产假，他才从西安开会回来，就直奔商县。他却扑了个空，眼看着一天天长大的我，母亲又舍不得了。父亲无耐只有将刘西有先打发回马炉，等他作通了母亲的思想工作后，再通知他来商县。尽管母亲一直舍不得将我送人，但她到底是懂大理有知识的女性，她更知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道理。经过父亲的再三动员，1962年1月21日，刘西有的妻子李便和她的弟媳同母亲一道把我从浦峪小学抱回商县城时，已是下午时间，这时，寒风呼啸着卷起了一阵阵黄尘，天空飘着零星的雪花，父亲见时间不早了，就催促李便和她的弟媳赶快往车站走，在去汽车站路过商县照相馆时，父母亲抱着我照了一张相，并由父亲题写了“与丹影分别留念，1962年1月21日清漪”的留言。从照相馆来到汽车站，恰好没有当天发往丹凤的班车，父亲害怕母亲夜长梦多，就用笔写了一张“商县至丹凤沿路各村镇，见此条请照顾好持条二人的食宿，屈超耘”的纸条，要李便和她弟媳抱着我立即步行回丹凤。就在这母子分离的时刻，所表现出的是何种情景，父亲这个大男子汉也被感染得泪流满面。原来父亲崔李便赶忙走，李便不好意思，就将我又让母亲再抱一会儿，父亲再崔一遍，母亲便又将我递给李便的弟媳，就这样三位女人轮流着抱我，就是不愿挪动一步，父亲见此情发起了火，李便才从母亲怀里接过我后递给了她的弟媳，她的弟媳这才抱着我向前走去，也就在这时，我哇的一声啼哭了起来，霎时那哭声像一把锥子，刺在了父母及李便的心上，他们三人同时流出了眼泪。李便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含泪向父母亲作了简单的告别后，便向她弟媳走的方向赶去。

听着我的哭声越来越远，母亲瘫坐在了商县汽车站门前的土地上，哭得天晕地暗，任凭父亲怎样劝说都无济于事，直到天色将晚，雪花绸密起来，父亲才扶着母亲回到了县委院子。母亲一回到父亲的房子就睡倒了，一连几天不吃不喝，只是不住的流眼泪，父亲无耐便代母亲向商县文教局请了假，提前将母亲送回了终南山下的白龙沟休寒假。这样，我便成了刘西有的养子，刘西有便成了我的养父。

大约一年以后，父母从商县来马炉看望我，养父刘西有便征求他们的意见，让娃把你叫大还是叫干大？父亲说不叫大更不叫干大，就叫我叔叫她妈为姨。

从此，亲生父亲便成了我的老屈叔，亲生母亲便成了我老宫姨，这样老屈叔老宫姨一叫就是近二十年。

深深的父爱憾天动地

我被抱回马炉后，由于养母终生未育，便没有奶水喂养，那时还没有奶粉之类，养母就在附近村掏钱为我雇了奶妈，一年的报酬是400斤粮食，夏秋各半，须知在那时，粮食就不很充足，但养父为了我，宁愿自己吃少些吃瞎些。后来奶妈没有了奶水，养母就用洋芋粉和糖煮糊糊喂养我，听养母说，那时一斤糖要卖6元且买不到，正在马炉蹲点的高干原《陕西日报》副主编李迢、商洛地委书记赵潭冰等便把自己每月供应的糖让给我吃。而养母更是一天到晚寸步不离地守着总不让我多哭一声。

在我一岁时，突发高烧，养父母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便请来了邻村的一个老中医为我诊治。老中医误认为我是感冒，就一针接一针地为我注射青霉素，几天后高烧退了，却留下了小儿麻痹后遗症。养父感到内疚，就赶到了商县，将我的病情向父母进行了说明。父亲却宽宏大度地对养父说，你已尽到了责任，那个娃不得病的。话虽是这么说，但等送走了养父，父母却很伤感，尤其是母亲常常为我的腿而流眼泪，每年的两个假期，便抽空步行来马炉看我，每来一次，她的心都要疼许多天，直到现在，她还常常操心着我一家的生活，因为在她的心里，老觉得我生活得不如人。

自我患了小儿麻痹症后，养父母的眼泪也就没干过，他们常对着苍天发问，老天爷呀，你为啥那样不公，我娃啥时才能和别人一样，有一双健全的腿脚？为此，养母没少敬神，她多么希望我是一个健全的人。多少次，我从睡梦中醒来，却发现在如豆的煤油灯下，养父坐在土炕上的另一边，不停地抽着旱烟锅，和养母商量着，那怕是吃屎喝尿倾家荡产，也要把娃的腿治好，治不好的话咱对不起老屈两口子。而养母坐在土坑的另一边我的身傍，用她那双温热的手不停地摩挲着我的病腿，边摩挲边不停地叹息着，她曾不止一次地祈求上帝保佑，好早日让我的病腿康复。大凡每个人都有自己幸福而快乐的童年，可我的童年却是残缺的，因为我是一个身患残疾的人，加之十年动乱年月养父被打成走资派关进了牛棚，我成了走资派的狗嵬子，村上的大人碎娃都没人敢和我玩耍，等别人家的碎娃蹦蹦跳跳地背着书包去上学，我只有哭喊着：“妈，我也要上学读书。”每在这时，养母只有抱着我安慰到：“我娃不哭，等明天你大回来了再背你去上学”。养母的话还未说完，眼泪早已流了出来，我也在一天天地等待着又一个明天的到来。

上不了学，也无人同我玩耍，我只有整天同大我二岁的邻家傻子战喜一块玩。战喜天生一脸痴呆相，一天到晚一年到头不理会饥饱冷暖，尽干一些粪池里扔石头，打鸡撵狗之类讨人嫌的事，村里人自然也就要说还有我的份，上门寻养母索赔的人不少，而养母又不敢申辩，为此养母没少出怨枉钱。一天中午，天下着毛毛雨，我和傻子战喜爬上了邻居家的土坯上玩耍，不小心从土坯上摔了下来，头被摔了条二寸长的伤口，鲜血染红了衣服，养母从地里赶回来，伤心地边哭边背着我去三四里外的邻村看医生，当医生得知我是走资派的儿子后，不但不肯为我医治，还去了另一个村子，养母便背上我又追到了那个村庄，等赶上那位医生，我因伤口失血过多，开始处于半昏迷状态，养母便跪在医生面前，声泪俱下地求道：“医生，你就行行好吧，他大有问题，娃是清白的，再说娃是我抱一个工作组的，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对不起人家，只要你给娃看好了，我给你当牛做马都行”。

养母的哭声没有打动那位医生，医生还是撇下我，养母无耐把我抱回了家，七八里长的山路，养母走了一路哭了一路，那撕心裂肺的哭声回荡在山野里憾天动地，等回到家她已哭哑了嗓子。也许是养母的哭声感动了上苍，回到家，我奇迹般地苏醒了过来，养母一阵惊喜，便用土方子为我施行了包扎。

养父虽然不相信神鬼之类，却从未放弃过为我治疗，除了专门住在丹凤医院治疗外，还常常利用去西安开会的机会带着我治病，为此没少遭人的白眼和奚落。记得在我12岁那一年夏天，养父又要去西安人民大厦开会，便带着我利用开会之机，为我治病。记得从丹凤汽车站上车时，养父没有为我买票，到了西安解放门汽车站，下车后养父背着我正要出站，被一帮检票的人拉住，硬要我站在刻有尺度的墙边上去量身高，然后补票。养父一再解释说我腿有残疾不能站立，该补多少钱就补多少，可那帮人硬说养父在逃票，还要罚款。正在争吵时，一个在丹凤工作过的熟人发现了养父，便帮忙说情，补了钱后养父便背着我出了车站，没走多远，就听到了那帮人奚落养父的话“一个乡下农民，还敢在西安逃票”。那位熟人说养父是劳模，那帮人却说：“我管他劳模不劳模的，要想在西安逃票没门”。

听到这些话，养父难过地流出了眼泪。我的心更不是滋味，养父是个争强好胜的人，为啥事都没受过这样的话，可他为了我的腿，却受到了这样的奚落，我实在感到对不起他。从汽车站到人民大厦，养父背着我，冒着炎炎的烈日，等来到人民大厦传达室门口，我父子俩像个落汤鸡，泪水和汗水浸湿了衣服。而值班人员却拦住了养父，问我们找谁，养父说他是来参加贫协会的，值班人员上下打量了土里土气的养父一番后，不相信他的话，养父取出介绍信，值班人员才放他进去，但不能带我，说是有外宾。养父只好将我放在传达室。等报到后，才由会务组出面说话，我才被养父领了进去。

十几天的会议开得很紧张，但养父总是牺牲休息时间，背着我穿行于西安市的大街小巷和大小医院，为我寻医问药而常常遭人白眼。这样在养父的精心呵护下，使我终于能够站了起来，有了能行走的今天。

早在养父母给我抓紧治疗病腿之际，远在商县城工作的父母却不得不为我的上学之事而担忧起来，他们认为治病故然重要，但上学读书同样重要，眼看着我的年龄逐年在增大，若不上学读书将来怎么生活。为此，父亲来马炉的次数多了起来，他一是动员养父趁治病的间隙，要送我上学读书，二是常常利用下乡之机来养父家对我进行启蒙教育。记得我还未正式上学之前，由于当时缺乏儿童读物，父亲就亲自动笔为我编写了大量的歌谣，至今我还记得那首“山沟沟，毛垭垭，秀秀走娘家……”的歌谣。随着我年龄的增大，养父接受了父亲的劝告，便开始送我上学，这样，父亲每次来养父家看我时，都给我带来钢笔和本子。我上学后由于离学校较远，养父母便坚持每天背着接送我上学，虽然我入学时年龄偏大，但由于父亲的早期启蒙教育，加之母亲每年都利用放假之机来乡下辅导我，使我的学习成绩十分优秀，从小学到初中，我一边治病一边上学，耽误了许多宝贵的时间，虽如此，我的学习成绩还是能赶上其他同学，只是偏科严重，也许是治病耽误了，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我的语文成绩出奇的好，而数理化成绩却特别差。刚上初三那年，我打算放弃理科学习而专门攻读文科，便写起了小说，这时父亲又来乡下看我便发现了这一问题，及时纠正了我的想法，他要我多加强对数理化学习，不然的话考高中就成了问题。

父亲走后，我按父亲说的那样，坚持对数理化课程进行了补习，虽有效果却不怎么显著，但从这件事中，我深深懂得了父亲的关爱，从此以后，我便坚持全面学习，对每一门功课都不敢马虎。

1979年，十年动乱结束我以优异成绩考上了丹凤县的重点高中丹凤中学，养父这时虽已从县委班子中退了出来，但还是经常来县上开会，每次开会他都要把会上吃剩的肉菜之类，用缸子给我端了回来，生怕我吃不好饭，缺乏营养。时间一长，县委书记总觉得养父是有身份的老劳模、党代表，经常刮剩菜影响不好，还以为是他每次吃不饱，便专门找到我的父亲屈超耘，要他向养父说明再不要这样刮剩菜，要注意影响。当父亲得知养父是嫌那么多的剩菜倒掉可惜，是为我端菜时，便深深地被打动，他向县委书记说明了情况，县委书记也被深深感动了，便没再阻止他。

养父辛劳了一生，为公事家事没少操心，为我更是操碎了心，由于长时间积劳成疾，便于八一年槐花飘香的季节，被肝病夺去了生命，时年才56岁。在养父刚刚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眼睛还睁着不肯闭合，他是嫌我没有成人，这样走不甘心。父亲一边为养父穿寿衣，一边流着泪说：“老刘，你就安心地走吧，你走了还有我哩，娃和他妈由我照管”。这时，养父的眼睛总算闭合了，而我和养母却为过早地离开养父哭得死去活来。

失去了养父那年，我高中还没毕业，可如山的父爱突然坍塌，使我一时失去了生活的支撑，再也没有人为我遮风挡雨，走在人前矮了三分，而生活对我来说才刚刚开始，我多少次跪在养父坟前哭他不该过早地丢下我母子，好在从此以后父亲便又承担起了对我的养育，从学习工作到生活，处处为我操心，直到我娶妻生子后，他仍时时挂念着我，隔一段时间不见我回去，就打电话或去单位看我，而每一次都少不了叮咛我，不要忘记养母的养育之恩，不管到了啥时候都莫忘了你永远姓刘。深沉的父爱和父亲的教诲，使我时刻铭记着我是刘家的传人，刘家的后代，所以从养父病故至今，每年的春节和清明，无论天晴下雨，我都要步行回马炉，为养父上坟烧香，以寄托我对养父的深深思念。

父亲教会了我怎样做文与做人

两位父亲给予我的不仅是深深的父爱，更教会了我怎样做文与做人的道理。六十年代的“极左”泛滥，使父亲这个书生也遭受了史无前例的迫害，由于祖父在国民党干过伪事，1964年冬天，在他的档案袋里莫名其妙地多了张“内部控制”的神秘指令，父亲从此便离开了商州城，过上了漫长的蹲点下放生活，这不但扼杀了他创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也是他的身心遭受了凌辱和迫害。尽管如此，他仍然乐观地生活着，没有向命运屈服。

在丹凤县龙驹寨麓池村蹲点期间，父亲决心要干出一点名堂来，于是就把母亲的户口和工作也迁往丹凤，一些朋友都劝他人家把户口往市区迁，而你倒好，把户口往基层迁，可父亲是硬汉子，凡事只要拿定注意，任凭别人怎么说，他都不改初衷，单凭这一点，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人，都愿意结交父亲做朋友，他到丹凤后，龙驹公社给了他一间办公室，可他却吃住在大队附近的冶炼厂，白天劳动工作，晚上坚持创作，几年过去了，他所蹲点的麓池大队成了龙驹公社的先进，他所创作的稿件也压了几轴屉。十一届三中一会的春风刚吹进商洛山，他便是第一批得到解放的人，16年的黑锅一朝雪洗，父亲的开朗性格便又回到了青年时代，他将早已写好的稿子，按仅知道的报刊一篇篇往外投寄，寄出的稿子很快就雪片似的开花，有时同一篇稿子几家报刊转载。这样，以前的稿子还没寄完又有新的作品创作了出来，而且越写越好，《西安晚报》就在这时瞅准了商洛山里的屈超耘，在该报为父亲开设了“寄寞庄杂记”专栏，一时间屈超耘的名子便经常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报刊界，约稿信便雪片似的飞进了龙驹寨，登门拜访的各界人士踏破了家门，这一景象引起了原任丹凤县委书记，时任商洛地委宣传部长的周述武和时任丹凤县委书记赵国欣的重视，拨乱反正百业待兴，他们都在为县文化局长人选而思考，俩人同时想到了父亲。于是就来到了麓池村附近一间小平房里。一进门就直呼：“超耘，我们俩都在丹凤当书记，可写信的人和登门拜访的人却不如你。”父亲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稍微笑了一下，思想着今天这两位官员登门不知是什么意图。他们先聊了一阵爬格子的事，紧接着就把话引入了正题，他们告诉父亲是请他出任丹凤县文化局长，而且就要立即走马上任。送走了地委的部长和县委书记，父亲一个人独自来到丹江河边，对着夕阳下的玫瑰色江面，思考着该怎样当好这个文化局长，这一年，父亲已进入不惑之年。

走上了领导岗位的父亲不但对自己严格要求，而且对我们姊妹几个的要求更加严格，特别是对我的关心呵护，体现了一个长者的风范和做人的起码道德。

1982年，我高考落榜后进县酒厂当了临时工，两年后便在招干考试中被录用为国家干部。在工作之余，受父亲的影响，我也爱上了爬格子，在父亲的指导下，我先后有小说《省悟》和散文《父亲》等在报刊上发表，一时引起不小的轰动，这期间，厂里的一个青年女工便经常和我来往，且相互有了爱慕之心，时间一长，父亲便知道了这件事，就阻止我不要朝三暮四，做人要本份。因为在此之前，乡下的一个青年女孩在我来县城工作之后，主动来我家帮忙照看养母已有一年之久，并有秦晋之好的婚约。父亲认为我的做法不道德，要我坚决断绝同那一女工的来往，并要我立即结婚。尽管在当时我不敢违抗父亲，又很不情愿这么做，但婚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幸福的生活使我认识到父亲当年决定是正确的，由于父亲的及时阻止，才使我在人生的路上没有误入歧途，没有做出有损道德和良心的傻事来。父亲的这些品德像一盏明亮的灯塔，时刻为我的人生导航，使我懂得了怎样为人与为文。

养父永远活在我心里

如果说父亲屈超耘的这种做人与处世是深受我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的话，那么作为一个质朴的农民，养父刘西有同样是中国优秀农民的典型代表。

1962年至1963年，由女记者金凤采写的养父先进事迹《愚公赞》在《人民日报》连续报道后，养父连同马炉大队的名声越来越大，马炉成为西北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紧接着著名诗人魏钢焰也著了部《宝地、宝人、宝事》一书，收入了《旗手刘西有》，全面地介绍了养父艰苦创业的经历，引起了省地县的重视，各级组织都先后派出了工作组常住马炉，协助养父的工作，养父更是夜以继日的苦干实干，由于没有劳逸结合，加之那时生活艰苦，使养父刘西有患上了多种疾病，尤其是胃疼的毛病说犯就犯，常常疼得他在地上打滚。这时正在马炉住队的月日公社书记刘西领实在看不过去，听说蓖麻油能治胃疼，就瞒着养父由大队出钱，买了5斤蓖麻油。让养父治病，没想到被养父知道后，不但没领刘书记的情，还说他不该这样浪费，俩人吵了起来，要知道马炉正处在艰苦的创业时期，5斤油的钱是来自不易的。结果刘西领书记不得不把油退掉，一气之下回到了公社。

1964年冬季，农田基建的战役就要打响，却没有抬石头的铁丝，养父利用到县上开会之机，便带上钱顺便为大队购买抬石头用的铁丝。他把队上的钱包在用猪尿泡做的钱夹的这一端，把自己的钱包在了另一端。等铁丝称好后，他才展开猪尿泡钱夹寻着大队的钱，营业员见他那么认真就问他：为啥把钱放在了两处？他解释说，要公私分明，不能把队上的钱和自己的钱搅在一起。营业员笑他愚昧，简直比《创业史》里买稻种的梁生宝还梁生宝。他不管啥生宝，付完款背上铁丝就走。过后这位营业员才得知穿草鞋、裹缠子来买铁丝的农民老粗就是刘西有时，却由发笑而变成了起敬。逢人就说刘西有买铁丝的这个故事。

还有一个故事是1965年春，养父所在的马炉大队马莲台生产队，来了一个外地的买牛客，那时正好生产队饲养的牛群里，有一头性情爆燥的老犍牛，平时拉磨犁地谁都降服不了它，唯有养父才能降服住，这样生产队就把这头犍牛卖给了外地客。第二天早上，养父和外地客一块把牛赶到了龙驹寨县塬一家旅店后，养父便返回马炉大队。奇怪的是到了半下午时分，养父刚回到家没多大功夫，那头牛又沿着去的路线回到了马莲台。大部分的社员都说牛回来了就算了，外地客不会来找的，我们白赚了一笔钱，而养父却坚决反对这样做，他说赚钱不能昧了良心。于是第二天清早，他又跑了40多里山路，把牛送回了县城龙驶寨。在丹凤县汽车站门口，买牛的外地客正在着急不知该去那里找牛时，养父和牛出现在面前，他开始不知是怎么回事，当养父把经过讲给他听了后，外地客感动得热泪盈眶，不住的说，你们不愧为先进。边说边掏出了50元钱，一定要谢养父，养父说，我如若要你的钱，就不会把牛给你送来。外地客是个实在人，也就不再坚持。养父帮他把牛赶到卡车上后，才离开车站回家。

这就是我的两个父亲，一个作家父亲，一个劳模父亲……

本文已被编辑[文清]于2008-7-20 23:24:22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