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求人往往是遭到冷漠地断然拒绝的，富贵人支使别人就很随便自在了。锦上添花者互相的促成好事易如反掌，雪中送炭者的心行发动却比登天还难。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岂是几句虚言就能搪塞得过去的。有钱有权有谋有缘者，那孔方兄便纷纷列队而来，其间的杠杆，不过一“势”字而已，借势能得几何级数递增之升官发财功效。而穷酸相者，身无分文，整天还夸夸其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论，就好比一只不会生蛋的老鸡壳，整天只会咯咯咯咯地瞎叫唤，倘能得富裕者于人格羞辱中的拔九牛一毛之施舍，也会感恩戴德乃至佩服得五体投地。封建社会，皇帝是天下最大的老板，所谓真命天子的皇上，当然就具有了无限的神力，来操纵全天下生灵的祸福与贫富之导向，即使富可敌国的邓通之辈，最终也是饿死的下场，那泼天的财富还是归于皇上的宝库。

历史上所有的皇朝，皆不是万古不变的，乱纷纷的你争我夺，其目的是坐上那把象征着至高无上权力的龙椅。譬如一个地痞流氓无赖建立了属于自己的金鸾宝殿，黄袍一加身，在龙椅上随意地发号施令，就能决定天下若干人的生死贵贱祸福。钻营于官场者，皆以能得到皇上的恩宠为大光荣；待字闺中的美丽娴雅少女，皆以能受到皇上招为妃子之类为大幸。皇帝上朝，群臣山呼万岁好不威风，放眼一望，满大殿都是跪成了狗样的文武百官，此时龙颜大悦，一句平身，便会得到如海啸般谢主隆恩的响应。等到大清帝国了，所有人都留起了长辫子，皇帝的早朝，那满大殿跪着的文武百官，拖到屁股后面的那条长长的辫子，就像一只狗尾巴。皇帝皇后以主子身份受享天下百姓的跪拜，奴性也就在这样的主子与奴才，一方的高高在上，另一方的形如猪狗的跪拜中修成了正果。

当个皇帝是能让人有美滋滋的感觉，而皇上日渐膨胀的私欲会弄得天下不安，再加上天灾与暴政酿成的人祸，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便有陈胜、吴广们的揭竿而起，那巨无霸皇朝也就在百姓寻求生存权利的抗争中轰然垮台了，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而中国封建皇朝的更替，是伴随着守与攻之间烧杀抢掠奸淫的场面才得以最终完成的。新皇朝建立在一片废墟上，就这样走马灯一样的更替着，旧皇朝的宫殿被一把火烧得个精光，而新皇朝修建的宫殿，却越加地豪华气派，于是，昔日繁茂的森林就成了不毛之地，后人的生存环境也就更加险恶了。

天下兴，百姓苦；天下亡，百姓苦。历史的车轮，在一兴一亡交替中转动。丢了江山的末代皇帝，一下子就沦落到比普通老百姓还要悲惨的境地，或成阶下囚终日以泪洗面，或被新皇上赐以毒酒来个自我了断，或众叛亲离死于非命；其皇子皇孙能够得以保全的，也是属于凤毛麟角的现象。新皇上，一下子从昔日非常贫贱的出身，摇身一变就成了九五之尊了，那志得意满的神态，肯定是蛮有味道的，当年汉高祖刘邦的衣锦还乡，那喧嚣又豪华的排场，肯定是这昔日在乡人眼里不怎么成器的刘三的作秀了，人生之沉浮，也就在这样的时刻，上演了九五之尊拥有天下的闹剧。

皇权是人间的一大诱惑，围绕着这个的，是天下读书人的“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改变人生命运观念，将天下智力强健的读书人一网打尽。知识分子是什么，很多时候，这些知识分子会高谈天下兴亡的思想，可是，天下是谁的天下，封建皇朝时代的家天下，只是皇帝一家人的天下，天下即皇帝一家的产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所有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就跟现今的应招女郎一样，只是场面上的一种点缀，高才如李太白者，当了个翰林，也只能给皇帝酒色场面写一点歌词之类的。

我们心目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先生，就更惨了，因书生意气替朋友在皇上面前说了一些客观的话，惹得皇上恼怒了，结果自己那个传宗接代的小兄弟也被斩首了，弄得来自己是上有愧于列祖列宗，下有愧于子孙后代。他在《报任安书》中说道：“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迴，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因为自己一时的侠义意气，替朋友求情在皇上面前多了几句嘴，便遭遇这腐刑的灾祸，深为乡邻同事所耻笑，因此而污辱到先人，弄得来给父母扫墓的脸面也没有了，即使再过一百年，这羞辱还会更甚的。他一天之内会有无数次的失落与惆怅，在家里呢，老是感觉恍恍惚惚若有所失，出门在外，却又不知要去哪里。司马迁先生每当想到这耻辱，就会羞愧忧愤得冷汗淋漓。也正是他这样的命运，才促成了伟大的著作《太史公书》的诞生，生不如死的司马迁也就敢于直面历史的真实，这才让我们今天能够从这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巨著中，见到了真实生动传神鲜活的作为人的存在的历史场景。

司马迁遭受酷刑而能成就伟大著作，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好像是非常例外的事件，绝大多数的情况，是知识分子的退而求其佛道精神，以求取可以活得下去的养料，或者在贬谪之后还心生侥幸心理。天才之李白，只能仰天长叹或故作潇洒；而那一生不得志的杜工部，也只是空发兼济天下的弘论；屈原空怀一身治国安邦的谋略，而最终投江了；白居易遭到贬谪后，只能找一个年老色衰无人问津的琵琶女来作知音；命运坎坷透顶的苏轼呢，只好将满腔的郁闷寄托于大好的江山，以求取精神上的安慰。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算得上很有气节的知识分子的心行了，可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只是生不逢时者寻求自我安慰的一个口号。

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气节与良知，在司马迁之后，也就朝着忠君颂圣的不归之路，毅然决然地行进着了。在此之前的先秦，中华文明源头的辉煌灿烂是举世公认的；诸子百家所开创的自由雄健的学术流派，在营养后世中华文明的同时，也营养了整个后来的人类。自从始皇帝的焚书坑儒，中国大一统的忠君颂圣，就其特定的历史发展来看，也有其合理的一面，对于维持中国皇朝时代的江山稳定，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世界所有文明古国中，我们是唯一能够保持到现在，而且还更有后劲的一个文明古国，不能不说在今天看来是那么不人道的皇朝作法，也是顺应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潮流。凡事不能孤立的片面的就下了结论，必须根据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大背景来加以全面的审视。

封建科举制度虽然压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创造力，但同时也消减了广大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锐气，致使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只有注解经书的学问家，而没有独创精神的学术大师。总体来看，科举制度对于选拔人才的机制还是相当公平公正的，这总比世袭的门阀制要先进得多，至少可以给天下出身低微的读书人一个终身可以满怀希望地奋斗着的精神动力。“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以求得人生境遇的突然好转，以及考上状元之后的与美丽聪慧又娇羞的豪门女子洞房花烛夜的人生乐趣，这些都是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将苦寒的读书人的美梦雕琢得精致极了，也浪漫极了。　

历史就在这样的兴衰更替过程中，中国的大一统国家就跟滚雪球一样，是越来越庞大了，虽然历经异族入侵后的亡国，但这中华文化的根基的牢固，却反而将外来入主中原的民族同化了。长于传承短于创新的儒家道统，在维护中华大一统国家体制的过程中，是功不可没的。

历史的发展虽然是循环着某些相似的内容，但总体趋势是好的，是不断迈向更加人性也更加理性与更加科学民主的目标。柏杨先生史学巨著《中国人史纲》将一部中国的历史认定为是属于活生生存在着的人的历史，这是很科学的。历史上的神仙皇帝以及大圣大贤，统统是人，凡是人，都会在特定的历史大背景下运作起作为人的心行，除了伟大的文治武功，也是难免具有人的兽欲基因，来将天下百姓当作畜生奴役着的。至于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忠君与颂圣，也非是处于那个特殊时代的知识分子能够超越的，因为这一部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以人为主体的，所以，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某种不合理的心行，也是可以理解的。对这些现象，用我们现在的眼光审视并加以嘲讽，亦并非是对先辈的不尊重，而是用一种更为人道更为合理的具有前瞻性的眼光，来思考我们的未来怎样能够顺利走向一个美满和乐的社会历史阶段。

2008年8月6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