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地人都知道上海人喜欢吃泡饭,却很少有人知道,那里喜欢吃泡饭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早年,有一上海人的外地女婿,乘出差去看望丈母娘。第二天一早,半锅泡饭几碟小菜放在桌上。外地女婿在上海上学时就讨厌吃泡饭,常常半饱半饥的等着吃中饭。
岳母大人的第一顿招待竟是泡饭,加之近年小夫妻有点摩擦,“有仓促客无仓促主人”,于是他怎么也觉着丈母娘是有意怠慢自己,可能他不知道上海人喜欢吃泡饭。再则仓促之中也有难处,可是他不这样看。“只有仓促的客人,没有仓促的主人”,他这样说。
上海人从前喜欢吃泡饭是有苦衷的。
从前,外省有个县城人称“豆腐干”城,据说街的东头打个屁,街的西头便能闻其声。上海可不是这种“豆腐干”县,地方那么大,得赶早挤电车去上班。于是乎,父传子、子传孙,每天早晨吃“多快好省”的泡饭。于是乎,便觉得泡饭好吃,尤其掺合着焦香锅巴饭的那种。外省人哪能理解的。
那女婿不信这一套:什么喜欢!若有人既做泡饭,又备牛奶蛋糕,他们肯挑泡饭吃吗?这话当然也有理。
外地人也煮泡饭,剩下的饭煮着吃,不象上海人有意多做饭,留第二天早上煮泡饭。
我也喜欢过泡饭。不是丈母娘的接待,而是自己敷衍自己。60年代初,从食堂打来饭,加上半锅水,放到小泥炉上去煮。白花花的米饭漂在面上整半锅,不仅好吃,可说是是美味,看着也心满意足啊!
有人挺逗的,取个戏称叫做“洪湖水浪打浪”,名字听来好美的。不幸的是,如此便更刺激胃口,饭量更要大增了。那正是歌剧《洪湖赤卫队》非常红火的年代。美是美,要不了多长时间,便真的如同“洪湖水浪打浪”般的哗啦哗啦去了。
我也以泡饭接待过客人,朋友也以泡饭接待过我。一位校友动身之前给我来封信,描绘了他的样子。因为在校时没有来往,到车站见面才知道原来是他。
后来,我们经常来往,或是他住我这里,或是我住他那里。他临时来,我便把一份饭变成两份,加点菜煮成一大锅“洪湖水浪打浪”,一分为二,吃得都笑逐颜开。
那年代很少请客的,有些客人上门便主动交粮票给主人。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家家都是定量的。于是也就彼此不客气。还有一家人也分饭吃,各人有各人的定量。有的父母不忍心,省下自己的半份,分给孩子们吃。
其实锅巴和泡饭并不是坏东西,可惜那丈母娘不知道,要不,她可以把个典故告诉那女婿:宋代有一孝子“每煮食,必以其焦奉母”。以锅巴饭奉母,被人们称为“纯孝”。那位岳母以带锅巴的泡饭招待女婿,是多大的面子呀。
那上海人的女婿如果在那个年代,就不会一肚子气了。其实,他也煮泡饭的,我们是邻居,他还在我家那小泥炉上煮过泡饭,甚至可称为超“洪湖水浪打浪”。也许是在岳母家摆“东床”之谱吧。
一次他以泡饭待客,客人还多年念念不忘呢。当然,要补充一句,他逮了只黄鼠狼“画龙点睛”,以之下泡饭,自然是令人难忘。
我和那朋友也不总是“洪湖水浪打浪”,那是后来。有次他养了只母鸡,肥肥的,杀前一天特相约“杀鸡共进晚餐”。现在,有人看见鸡,筷子都不敢碰,那时是接待上宾才有的呀。
这位朋友后来去了外省。那年偶然发现自己成了“特嫌”。他有过个同住的同事同乡,那人回境外竟不肯来了,于是身份可疑,我这朋友也身份可疑。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借机调了千里外。可惜,再难有机会一同追忆往日吃泡饭的美味。
有一时期曾兴“忆苦思甜”,吃忆苦饭。遗憾的是,每当讲苦日子,本是该讲那很早很早以前的事,却竟都说“洪湖水浪打浪”年代的事。弄得领导哭笑不得,不知如果向上级汇报。接受“再教育”时,一当年的农会主[xi]讲过去的苦日子竟把我弄懵了。他说,过去比现在吃得饱,只是没有好菜。人家巴不得你多吃,吃得多,可以多干活。好像思路不太对头。
真让那上海人的女婿说对了。去年他儿子路过上海,去了老爸的丈母娘家。老人家已赴黄泉,是她的儿辈接待。儿子回来后老爷子问儿子早上吃泡饭吗?儿子回答是吃面包、蛋糕,牛奶。是吧?他早说了,上海人也并不真的喜欢吃泡饭。
过去是无奈。现在,上海人的口袋鼓起来了,大可不必“多快好省”,才不管父传子、子传孙那一套呢。
上海人不太喜欢吃泡饭了,外地人倒还在吃着,不是喜欢,也同样是无奈。当然不是时间来不及,而是囊中略有些羞涩。
上海发展快,有什么说的。会不会等那上海人的女婿归西以后,丈母娘的孙辈们来老爷子家走亲戚,老爷子的儿孙该请上海亲戚吃泡饭了?
如果这样,老爷子该多么没有脸面。想想自己当年如此挑剔,竟把自己看成了王羲之那样的“东床”。多么对不起岳母老大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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