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前的一天，因为工作的变动心里有些情绪，和河北电视台杨台长偶遇，说起此事。他平心静气轻言浅谈，不似刻意却留给我受用永久的一句。

他说，努力做事，不枉此生，你就记住，每一次选择就是在你的人生履历表上又多了一行，所以你该认真写好这一笔。

从那以后，无论我经历什么遇见什么，都会自然想起他说的这句话，我的心情就会变得出奇的平静和释然。前辈肯定不会知道，他很随意的一句话，于我身上是何其重要。

为什么提起这些？就因为今天所要讲述的，确实关乎一个人的履历，履历记述着一个人的成长经历，记述着一个人的生命足迹。

改革开放三十年，要把一个人的全部生命历程全填写进去，真的是要把一张履历表写的满满膛膛，但即使如此，也不能抒发尽我们的感慨。那我就以十年为一个年轮简单概括做一次深情的缅怀，来纪念那些已经流走了的岁月，你一定在这记录着生命中重要印迹的叙述里看见你自己。。。。。。

1978年，我13岁，初中二年级女生；

那一年什么都在改变。

我很留恋我的红卫兵袖章，鲜红的绸布绣着黄艳艳三个字，很时髦，我刚美了半年。

在此之前，我的书包空空，学校经常组织学农，就是积肥，要不，就是学雷锋，上街搞卫生。没有人通知，忽然，一夜之间，不时兴这些了。

学校的风气在改变，说要恢复高考了。初二年级决定成立快班，把学习好的同学集中到一个班，因为那个时候，不爱学习的调皮孩子居多，学习,学习什么，数理化?听着很怪，还发书叫我们学习叫华罗庚的科学家，我太贪玩了，一点没有学习的习惯和兴趣。

我分到了快班。可是，我并不喜欢拼命学习，也不想当陈景润。我非常怀恋下午四点以后下课那段时光，可以踢毽跳绳蹦格到天黑。终于，老师发怒了，因为我在课间上课铃响以后，还拉着同学踢毽。

他当众奚落嘲讽了我。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之后，我愤而自愿转回我原来的班级，一个全是“坏孩子”的慢班。这下，没人督促我学习了，但我的心思却发生了改变，看见快班的同学学习越来越上进，我又后悔又妒嫉，暗下决心，一定考上好中学，给他们看看。

1978年，13岁的女生初次尝到了孤立无援的痛苦和暗中努力的沉重。我仍然没有长大，还是懵懂，尽管知道学习需要努力，尽管我后来考上了一中。

实际上，我的家庭深得改革开放之幸，父亲平反，姐姐从乡下返城，哥哥不用下乡了，而我，未来有了新憧憬，就是有了想要上大学的愿望。

1988年，我23岁，在师范学校当老师；

我结婚了，他和我远隔千里。

不仅仅因为这个孤独。真的，是属于青春期的彷徨和苦闷。

就是觉得压抑，觉得无聊，觉得未来渺茫。我很无奈地发现，我是一个极度厌倦周而复始，不能忍受刻板循环的人，不喜欢反复写那没用的教案，我是有自责和歉疚的，因为父亲就是教师。

很想逃离那里，但没有勇气和胆量去闯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我竟然非常喜欢做小买卖，天天下班去小市场帮女同学卖口红还有衣服，很赚，比当老师挣钱，我有些乐此不疲。同学以为我真的喜欢，说，别上班了，怪没劲的，来干这个吧。我顿时犹豫了，我需要有工作，体面的工作，她却叫个体户，被人瞧不起的，我承受不起。

坐火车去看他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在师大留学的日本女留学生，她好奇怪我们结婚了却不住在一起，我告诉她，是因为户口的问题。她问，户口是什么东西？我说，户口就是你只能在哪呆着不能乱动，她问，为什么不能动？我说，因为粮食本。她问，粮食本是什么东西？我说，没有粮食本，就没有饭吃。她说，那就去买呀。

她不知道，我如果乱动，就会失去工作，除非正式调动，否则我将没有户口和粮食关系，除了国营粮店，当时还没有人可以随意买卖粮食。我无法和一个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女孩说情，我因此郁闷，也因此在心底里增添了迷惘和不快。

1988年，23岁的我因为没有自由选择的胆量和权利，感受到心底里悲凉的消极情绪的滋生，为了舒展和发泄，为了打发寂寞，寒冷的冬夜里我开始了向文学创作之路的跋涉。

我是幸运的，我因此找到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寄托，得到了一生相依的慰藉。

1998年，我33岁，在一家报社担任广告部主任；

我拿出八万多元，在市郊买了一幢130平方米的新房，很轰动。

大家不是叫八万块钱吓的，是叫不期待不等待单位分房，自己主动买房这种孤胆英雄行动吓的。还没人这么做。虽然有消息说上头政策已经决定停止福利分房，但人们习惯计划经济体制的脑筋还没有转过来，自己花钱买房？疯了或者钱是大风刮来的。

没疯，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是自己辛苦赚的。

我可能算比较早的那拨改行的，从编辑记者的岗位变成了一个人称“拉广告”的，有点贬义，当然没有记者编辑受人尊重，你是朝人家要钱的呀。回想起自己拉广告的岁月，自己是又想笑又觉得滑稽，因为我们可不是正宗报纸做广告的，有条例有章法还要广审，我们那报纸，因为发行量很少，人家客户几乎不知道这张报纸怎么回事，全靠忽悠，好不容易忽悠来了，却因为广告刊登了却没有反馈再次忽悠认为被欺骗了的客户，什么做广告没人来是因为你的广告题目不吸引人应该换个吓人的啦之类，最无奈的是还得苦劝安慰被我们广告欺骗了的读者，比如那买了干瘪冬春夏草种子发不了芽要起诉我们的等等。

1998年，我心里苦乐酸甜的滋味俱全，我觉得自己也许算是站在时代前沿的人了，我暗自打量我的新闻同行们，他们在为这个职业的责任奉献着，还有顶着风险充当卧底想揭开丑恶事件真相的。我很佩服他们，也羡慕他们有这个机会去充当这样的角色。

我没有这样的机遇。选择日益远离我最初的理想，做一个大记者，做一个了不起的职业记者。因为拉广告的业绩突出，我文学青年的身份被人淡忘，人称搞经营的，还被称赞说搞得不错。

2008年，我43岁，在北京一家传媒公司担任副总；

那天回报社，见到一位和我相熟的领导，问我，去北京干什么？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三言两语无法说清，说想拍电视剧的事吗？说想出版书的事情吗？只能说的话就是，我想去北京。他问，升官吗？我说，没有，还是副处。他问，发财吗？我说，估计也够呛。他说，那你有病呀。

我的电台资深美女女友至今疑惑我的选择，她说，为什么总是选择漂泊？我们该过几年舒服的日子了，这个岁数，不应该改变什么了。

我默然无言，心里也开始疑惑自己关于对舒适生活的理解为什么与别人不同。

2008年的夏天，我看见了中国最美丽的城市，最纯净的天空，最自豪欣喜的面孔，这些面孔里有我的，因为笑容的绽放，因为心的豁亮和通达，我差不多再次拥有了青春的情怀和激情。

我们都不应该老，因为老了就爱怀旧。现在我在怀旧，是因为我很少缅怀我没有虚度的青春，可是我更期待未来，因为未来的中国，一定更美好。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