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都想写点什么来纪念那些在新楼村的日子，苦于不知从何写起，最近这种要写点东西的愿望日益强烈，可本子弄丢了，连笔也找不着，就在这里随便写点吧。　

----------写在前面的话　

新楼村距牌坊镇2公里左右，以燕姓居多，我的母亲就是姓燕，其次就是付姓了，据说很久很久以前，从遥远的北方逃难过来一家人，繁衍至今，发展到200多人，就是今天的付姓人家，起声势浩大，几乎要赶上燕姓了，另外就是刘姓，刚在此扎根不久，却也人丁兴旺，姥姥告诉我，他们是从焦裕禄的老家搬迁过来的。新楼村位于皖北平原，名为新楼，实际连一座旧楼都没有，茅草房倒是随处可见，但在一百多年前却有过几栋木质楼房，带阁楼和天井的那种，不知为什么，到今天连一点痕迹也没留下，所以对这种说法我一直持怀疑态度。　

我住在新楼村，却不姓燕，也不姓付，更不姓刘，这要从我的姥姥，姥爷说起。　

姥姥姥爷一生有过两个儿子，三个女儿，最后只活下来我的大姨和母亲，大姨早嫁所以母亲留下来为二老养老送终是理所当然的，至于我的两个未曾谋面的舅舅和二姨是怎么死的，姥姥从未向我提起，后来听母亲偶尔说起，他们都死于一场瘟疫，就是全国死人不计其数的那一次，10岁左右的年纪，咽了气后，由邻居用草席匆匆裹了，埋在村外的乱坟岗里，当时的姥姥和姥爷已经心疼的神志不清，就连幸存的大姨和母亲还是大姥爷紧跟着排了三天三夜的队，领回的赤脚医生救活的。其中悲惨的场景我无法想象，因为年代久远，只能凭着电视剧中的几个零星画面拼凑出一个黑白片段。大姨比母亲大九岁，在母亲很小的时候就能独当一面，据姥姥说，她回娘家时，11岁的大姨将母亲的棉衣棉裤和棉鞋做的有摸有样，甚至还在虎头棉鞋上绣了花，这一历史事实常常成为母亲教导我们的有力说辞，最能让我们哑口无言，大姨的能干注定了母亲无忧无虑的童年，她不必像同龄的女孩一样早日走进大田，也不必拿起针线缝缝补补，早早的入了学，一直读到高中毕业，那是个动乱的年代，母亲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被分在乡镇卫生所当学员，师从邹医师---后来他成为我的二爷，这时我的父亲，邹医师的侄子该出场了，父亲当时读初三，已经是第三个年头，由于总不能毕业，无奈的退学，住在二爷家，跟二爷的一个朋友学兽医，母亲后来常常向我们说起那时的父亲，腼腆的像个大男孩，动不动就脸红，连吃饭都不敢上桌，坐在厨房的角落里，一个劲啃干馒头，母亲和其他几个学员都在一旁偷笑。　

母亲学医不到一年，就被派到大队卫生所当卫生员，和母亲一道派去的还有父亲，父亲弃兽从人，和母亲一起奔走于新楼大队的四个自然村，为病人取药打针，不论刮风下雨，黑夜白天，大队卫生所设在村中心，距姥姥家不到100米，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父亲就很自然的在姥姥家蹭饭并主动承担起挑水，劈柴的工作，然后二爷很自然的找了大队书记做媒，促成了父亲和母亲的婚事，开始母亲是极力反对的，无论如何1米六八的父亲站在1米七的母亲身边，都让她觉得无法接受，后来二爷又找来乡镇卫生所的所长，许诺让父亲上门，也就是当地所说的倒插门，并且父亲极力缩小年龄，扬言个子还会再长上去的，于是父亲就扛着简单的行李，从100米外的卫生所搬到了姥姥家的三间茅屋，摆了几桌酒席，开始了他长达二十年的倒插门生活。20多年后的母亲向我们讲述她当年的婚事事，还满脸怒气地说那是一场骗局。　

我是父亲和母亲的第四个孩子，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有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曾经有人问我，你们家为什么有这么多孩子，当时我很　难过，心里深深责备父母为什么生这么多孩子，以后再有人问我家有几个孩子时，便偷偷减掉几个，关于牺牲掉谁的问题我曾做过很大的思想斗争，最后决定将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在心底藏了起来，可是他们还是认为多，还是会问同样的问题，最后我忍无可忍了，粗暴的向他们吼道，难道你们能决定你们的父母生几个孩子吗?之后觉得很过瘾。　

幼年的印象很多已经模糊，只剩下零星片段，唯有“鸡蛋事件”成了我心里无法磨灭的记忆。十几年前的农村实在没有什么可吃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