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学家考证，最早的妓女产生于商代。其实，早在夏桀时代就有了妓女的称谓，不过那时只活跃在宫廷，民间乡野尚未流行。可以说，是财富与地位的不对称导致了妓女的繁殖。广义上的妓女，是指出卖肉体换取金钱的女子。大不列颠百科定义为：出卖性器官，换取经济和其他利益的女子。对照现实，我们就会发现妓女的定义不够精确和全面。为获取名誉和遗产而嫁入豪门的女子，为求得利益而委身权贵的“二奶”，为一枚公章而上主管官员的席梦思的女子们，她们算不算妓女？如果不算，警察就不该去抓宾馆发廊的“衣着暴露”的女子。

中国古代和近代，妓女是有社会地位的，至少比知识分子高尚。反过来，许多文人骚客都喜欢妓女。表现妓女可歌可泣事迹的作品至今流传，国外的《茶花女》，中国的《杜十娘》，一代名伶阮玲玉主演的《神女》，也是反映妓女生活的伟大电影作品。在古代，妓女的称谓并不那么恶心，反之，却很雅致。比如个中人，流莺，莺花，夜度娘，花娘，花魁等等。苏东坡《浣溪沙.　徐州藏春阁园中》有这样的句子：“红玉半开菩萨面，丹砂浓点柳枝唇，尊前还有个中人。”这是他冶游生活的诗化图景。“个中人”便指妓女。孔尚仁《桃花扇.访翠》一折有这样的句子:“闲陪簇簇莺花队，同望迢迢粉黛围”。故而妓院又称莺花市、莺花寨、莺花巷。清代称妓女为条子，清末民初时，香港的妓女称为阿姑、老举。到了现代，我们给妓女改了名字，俗称“鸡”，男ji叫“鸭子”。当然还有比较科学的称呼，比如应召女郎、黄色娘子军、性服务工作者、消防队员等。

社会发展到今天，妓女依然百花齐放，无孔不入。按照斯宾塞的理论，存在的就是合理。尽管许多国家都依靠法律禁止，许多真假君子口诛笔伐，但妓女现象与物价上涨，失业率增长，美元贬值一样受人关注，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中国，妓女曾在建国初期被彻底改造了一次，并走向绝迹，但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娼妓业暗流涌动，并发展壮大。表面上，法律制度明文遏制，行动上，执法部门严厉打击，暗地里，各地警察机构却严密保护。究其根本，还是利益驱动。有买方市场，就有买方市场，执法者就可以从交易中获取暴利。深圳“舞王”俱乐部出了火灾，分管当地治安的龙岗区公安局副局长被牵扯，一查，居然贪污受贿了两个多亿，其他小狗腿子也能从“舞王”里拿到20万的年红。如果深究，恐怕有更多高级别的官员会浮出水面。

大禹治水的成功，就在于疏，而非堵。德国学者的观点是，娼妓是人类文明的伴随物。如果法律禁止，而现实存在，那就只能滋生暗妓。美国学者罗素谈到暗妓的危害，一是疾病流行，二是危害女子身心，三是危害男子身心。在中国现有的制度体系下，暗妓还会导致治安危机，税收流失和官僚腐败。因为是危险活动，从业者一定要获得暴利来弥补制度带来的损失，又因为娼妓行业的暴利，地痞流氓及官员都要参与经营，在恶势力与强权的压制下，受害的还是妓女和嫖客。

换个角度，制度赋予娼妓业一合法地位，政府出面进行有效管理，就如荷兰，给妓院挂牌，统一验收，统一体检，统一定价，统一宣传，统一收费，我们所担忧的娼妓危害自然会消除大半。

中国妓女合法化，有必要，也有可能性。

一是经济基础的可能。改革开放三十年，大众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富人遍地开花，贪官成千上万，大家都持币以待。如果按普通娱乐场所收费，就如进ktv，平民也能自由出入。

二是法律制度的可能。如今，洗浴中心，娱乐会所，美容院，发廊，按摩室等等都取得了经营资格，他们其实就是打着幌子进行娼妓活动。政府给予他们“特种经营”的拍照，却不允许他们特殊服务，是可笑的自相矛盾的做法。这就等于放狼出山，却不允许狼吃羊。娼妓产业早已具备了规模，我们应该因势利导，顺水推舟，促使洗浴中心等行业完成一次蜕变，揭开面纱，成为阳光产业。

三是舆论基础的可能。我们的文学影视作品里，几乎都有涉及娼妓的内容。我们的网络与新闻媒体，也都大肆宣传娼妓业的兴起。受众早已消除了厌恶反感的心理定势，取而代之的是好奇和欣赏。此时，妓女合法化就如燃油费改税一样简单。

四是情感基础的可能。过去，人们对于脸面过分看重，所以穷。如今，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金钱才是硬道理。在道德和金钱面前，几乎没有人选择道德。坐台小姐带着巨款回家，父母从不过问钱从哪来，而只问钱有多少。为了金钱，灵魂都可以出卖，为什么就不能出卖肉体？

五是社会时尚的可能。富人情人成群是时尚，贪官包养情人是时尚，演员肉体换镜头是时尚，参与其中的女子其实都是妓女的楷模。也就是说，妓女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尤其下一代，但他们知道自己膜拜的明星都是妓女，将来的社会将是何等的崇尚妓女啊。

以上观点纯属个见，仅供参考。狼代表诸多已嫖未嫖的人士，大声呼吁：妓女合法化的时代早点到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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