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读百年论是非，路行千里看曲直。对于社会历史的功过是非，当代人往往是说不清楚的，至少要过半个世纪、一个世纪、甚至几个世纪之后的人回头看，也许才能真正看出个是非曲直来。共和国建国时近六十年了，从经济体制角度来看这六十年，正好是经过了三十年计划经济，又走过了三十年市场经济。对于一代与共和国同龄的人们来说，从1949到1979，再从1979到2009，两个阶段，两般光景，两种体制，两样生活，正可谓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了。

按道理说，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经济有什么错呢？由人民政府通过行政权力配置资源、推行计划经济有何不可呢？确实，在建国之初，正是通过这种高效的经济体制和行政运作，有效地集中配置生产资料、公平分配消费资料，很快地实现了近代以来长期战乱后的社会经济的恢复重建和人民生活的休养生息。然而不到十年，当政者便开始头脑发热起来，搞什么大跃进，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折腾了几年，把刚站攒起来的一点家底几乎糟蹋光了。六十年代初不得不开始调整，到六六年之前经济刚刚有点起色，又开始高烧发摆子，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又风起云涌了，直到把国民经济搞到几乎崩溃、物资困乏、民不聊生的地步。今天看来，所谓的“文革”对于这六十年国家经济体制发展也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把极左的农民乌托邦式体制三步并作两步地一下推倒了极端，一直推进了死胡同，并且从反面宣示了计划经济的历史终结：此路不通，必须另辟蹊径。我们是被文革逼上绝路的，仓促之际被推下水，于是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从河东一直摸过河西，一步一步最终走上了后三十年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

本来嘛，诺大一个社会，众多的人口，复杂的产业，何谓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谁能说得清楚？任何一个天才的专家都不可能制定出一个科学的计划，十个、一百个、或更多的最有理性的人在一起来研究讨论更有可能形成的是一个最不理性的计划。再说，从千年小农经济中走过来的民族，刚刚从山沟里走出来从没见识过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一班农民领袖，哪能制订出科学的经济发展计划来？到头来还不是从上到下地拍脑瓜，结果自然是谁的脑瓜大就是谁说的算了。因此，今天来看前三十年计划经济体制，与马克思当年设想的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前提、物质财富极大涌流的社会条件下的理想经济制度毫不相干，充其量只能看作是一种战后经济恢复重建的过渡性经济体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发达国家几百年以及中国这后三十年的发展经验证明，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是经济实现高速有效发展的必然道路。从前三十年旧体制到后三十年新体制一路走来的中国人心里自然明白，两种体制两重天：为什么同是一个民族，同样的自然资源，同时起早贪黑地干活，前三十年怎么总是缺吃少穿，要啥没啥，越计划，越短缺；而后三十年却是社会财富越来越丰富，要啥有啥，市场调节，应有尽有，甚至一不小心还会整出个经济过剩来了呢？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黄河没有改道，历史却是真的改道了。从河东到河西，跟着共和国一路走来的一代国人，一路风雨兼程，一路艰辛摸索，一路酸甜苦辣、五味俱全。有的人，过惯了苦日子，更珍惜今天的好生活，也很知足，总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往前走；有些人过惯了苦日子，安贫乐道，对现如今眼花缭乱的市场经济不适应，看不惯，无心去赚钱，心里总是有点烦；有的人过惯了穷日子，习惯了票证配给制，也被养懒了，对今天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不适应、受不了、跟不上；也有的人当年穷怕了、穷疯了，现如今一有机会便贪得无厌、不择手段地去捞钱；更有人从河东到河西两边捞肥水，千方百计把计划经济中的特权很快转化成市场经济下的经营资本，把两种体制的种种好处总能处处占尽。不管多么艰难，我们毕竟从旧体制的泥潭中拖泥带水地一路走了过来，回头看看，半个多世纪，多少人被旧体制牺牲了，多少人在历史改道中落了水，没能登上河西之岸，也有多少人为着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立发展或壮烈、或无耻地牺牲了。真可谓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了。

能从前三十年活过来不容易，能跟上后三十年时代步伐走过来更不轻松。两种体制的经济哲学、政治哲学及其生活观念是完全相反的。那时候，社会崇尚反功利主义，人们谋道不谋食，饿死是小，失节事大，穷则光荣，赚钱、贪财和谋利则可耻，工作由国家分配，生活资料基本上是由国家定量凭票证配给。虽说家家的日子都不怎么好过，好在吃的是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心里总算都很平衡。现如今几乎都变了，工作得自己去找，钱得自己去赚，你富了就可以住洋房、开洋车、甚至弄个老板、老总干干；你穷了就只能住在贫民区吃低保、干粗活、受人白眼；不管穷人、富人、白领、蓝领都承受着激烈的竞争的压力，日子都不再轻松了。物资是丰富了，应有尽有，可都得掏钱去买，没有钱这一切都和你没有关系，再也不会有政府给你发张票证去白吃白拿了。可以想见，从三十年计划经济走出来的人们要适应这一套市场经济全新的价值观念会有多么难，大凡能跟上来并且过得不错的人，谁没有经历一次脱胎换骨般的思想观念大转变？人，毕竟都是社会动物，虽然一路走，一路骂骂咧咧、扭扭捏捏，绝大部分人还是跟着时代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走了过来，成了新时代的市场中的人。作为国家，这三十年带领着人民推进改革开放确实也是历尽艰难。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政府一个基本职能转变就是必须逐步把各级政府官员手中的经济资源及其资源配置权力交给市场，由市场的竞争机制、供求机制去配置。对执政者的各级官员讲这种放权让利、还利于民谈何容易，简直就是一场与虎谋皮式的夺权革命了。难怪不少的贪官污吏总是紧紧地抓着资源配置权不放，总想抓紧时机再捞最后一把。显而易见，这类贪官只能是旧体制的殉葬品，不可能成为规范的市场经济下的合格监管者，他们也只能选择在为旧体制殉葬时狠抓一把国民财富去为自己殉葬了。当然，不难理解，改革毕竟不是革命，不是能玩大洗牌，在这新旧体制交替之际，不少的人会凭借在计划经济中占据的有利之势，率先抢占市场经济的战略要地，也就是在所难免的情理中的事情了。没办法，旧体制虽终结了，它遗留下的一些病毒总会在新体制里找到适合它们再生繁衍的社会土壤。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能够穿越这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新旧体制交替的岁月通道的人都是幸运的。历史，总是给人以沧桑感。当你一边品着小酒，一边把小孙子揽在怀中一遍遍给他讲述着关于粮票、布票的故事的时候，你是否意识到，沧桑的历史总是那么具有厚重的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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