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年前的元旦过后，我去了河北省最北边的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我并不是去旅游，因为冬天的围场实在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欣赏的。我是以扶贫干部的身份去围场县城子乡挂职当副乡长，——我是主动要求去的。因为当时的我刚刚经历了一段失败的感情，确切的说是女孩拒绝了我的爱。尽管我对她已经喜欢得快要发疯，可是她却丝毫没有被我的真心所打动，还是一如既往地和我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我们常在街上或是其它地方碰到，每次见面时她对我依然是熟悉的温柔的笑容，可我知道那是她一贯的表情。她是如此的平和，她对任何人都是温柔的笑容，我猜测不出那动人的笑容背后的真实想法。我每天无法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处理那些枯燥乏味的文件，脑子里像短路的收音机一片空白，那是当时的我所遇到过的最大的挫折。

所以当主管政工的书记找我谈话，征求我是否愿意去围场县挂职做两年扶贫工作的意愿的时候，我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很痛快地答应下来。我实在无牵无挂，——我的父母还很健康，暂时还不用我的照顾；姐姐在中学做教师，工作成绩相当出色，也不用我多牵挂。我竟然走得如此轻松，尽管我的心还想留在这里，因为这个小镇有她在。虽然我不会和她走到一起，但常能够看到她的身影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安慰，可我还是决心要走，也许是逃避，可又有什么办法。我不能长期这样下去，我必须要开始一段新的生活，虽然心很痛，可我并不后悔。

走的那天，我起得很早。行李早在前一天晚上母亲就为我准备好了，我知道父母都舍不得我离开，可他们不会拦住我，用母亲的话说，锻炼一下也好，毕竟只有两年。两年过后，我也只有二十五岁，一切都还可以重新来过。我骑上自行车，把行李放在车后，然后和父母告别。我忍不住要流泪，但还是没有流出来，——我仰了仰头，眼泪就回去了。

冬天的清晨很冷，路上很静，谁会在这个时候出来？除了偶尔有下夜班回家的穿着工作服的工人，就是戴着口罩扫大街的清洁女工。路过她家门口，我慢慢停下来，望了望，她家钉着密密的铜钉的高大的朱红大门紧闭着，应该还没起床，——她还在睡吗？我不知道。只是我想，她的或美或不美的梦中不会有我。

我只停了几秒钟，就又上了车，——单位送行的车还等着我，我不习惯让别人等我，这是我的原则。

拐进单位的大门，我看到一辆中巴车，那是接送住在县城的镇领导的班车，今天特意为我们将要远行的三个扶贫干部送行。另外两个人也来了，他们是纪委副书记老张和经委办公室的小田，我过去和他们打招呼。大概六点三十分，我们上了车，车是奔县城去的，那里还有五十几名和我们一样的干部要一起去围场，这是我们县和围场县的对口扶贫工作。

到了县城招待所，我看见有不少轿车停在大门外，大门两侧站立着几排身穿礼服的小男孩小女孩，他们或是端着铜鼓，或是拿着长号，或是举着小旗子，是为我们送行的吗？我的心里竟浮起一丝欣慰，毕竟我还不是太孤单。

离出发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几个去附近的早点摊每人喝了一碗豆浆，就着切得细细的酱萝卜丝吃了两三根油条，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很是感到温暖。回到宾馆不久，就有工作人员组织全体扶贫干部在大门外的广场上集合，于是我第一次在生活中看到了县长，还看到了特意赶来迎接我们的围场县县长。听他们每人讲了一通冠冕堂皇毫无用处的客套话，然后我们一帮人就像越野赛跑一样朝着各种型号的汽车快步走去。身后传来铜鼓洋号高亢的声音，我心里先是一笑，觉得简直太有意思了，却不知为什么突然涌上来一股淡淡的悲伤，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

我们一行有九辆车，老张和小田坐的是一辆“三菱”面包车，等我再上去时已经没有了空位，我只好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上了另外一辆，是一辆双层的临时改做我们的专车的长途大巴。我上了车，一个人都不认识，走到车尾，见上铺有个中年人躺在左边，右边的铺位空着，就问他是否有人，他说没有，于是我蹬着梯子爬了上去，躺在中年人旁边。这时车队出发了，在我脑子一片混乱的时候出发了。

我躺在上面感到不太舒服，于是就把那床脏兮兮的被子竖起来靠在车后的栏杆上，把行李中的军大衣拿出来盖在身上。这样好多了，我躺在车上，时不时地看一看窗外的风景，也挺惬意的。

二

薄薄的雾中缓缓升起微红的太阳，柔柔得如同一刀切开的红心的腌鸭蛋。汽车在平直宽阔的路上行驶,路边挂满白霜的杨树飞快地后退,远处的村庄一座座呈现出来,然后又一座座地消失在车后。空旷的田野里只有一排高压电线的铁架仍在寂寞地站着,肩头和头顶粗粗的线缆是它们之间唯一的联系。

看着窗外，我说不清心情是落寞还是忧伤，内心里始终乱如杂草，不为别的，只为她。我很清楚这一次分别，再见到她已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而她以后的所有的所有也将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现在离开家乡是暂时的，而离开她却是永远的。路上我一直在回忆着和她交往的每一个细节，来打发旅途中寂寞的时光。

当“大兴”两个黑体大字在我头上的楼顶出现的时候，我才知道已经驶入了北京市。一幢幢高楼拼命往我的眼眶里挤,然而我却永远分辨不出它们究竟是政府机关还是企业或民居。车流和人流如潮水般涌来,还没来得及回味,我们的车便卷入了这潮水中,如一朵小小的浪花奔流向前。

阳光已经有些刺眼了,我轻轻地拉上了一半窗帘,挡住直射的光线,留下可以向外观望的一条缝。汽车行驶的速度很快,一闪而逝的风景宛如幻灯片在眼前掠过,不留一点记忆的痕迹。

渐渐地,车流不再像市区那么汹涌,楼层也不再那么高,路边的门店大多是汽车修理、汽车美容、润滑油专卖之类,也有不时闪过的小饭店,门口坐着两三个晒暖的打扮入时的年轻的女服务员,怡然自得地嗑着瓜子,瞅着来往的车辆,互相之间说着什么。

我有些困意,也许是昨晚没睡踏实,今天又起得太早的缘故。奈何没有舒服的大床让我放松一下,只好头轻轻地贴在散发着淡淡霉味的被子上。随着公路起伏而产生的微微的振动不时传导到我的头部,有节奏地提醒着我每一段的路况。

出了市区，车队开始朝东北方向行驶,通过公路的走向和太阳移动的位置可以感觉到这种变化。我忽然想看看窗外,于是撩起窗帘,便看到了久违的山。

山是扑面而来的,在距我仅有二三百米远的地方,车两侧几乎是一起出现的,它就定定地矗立在那儿,来不及酝酿好最自由最放松的情绪,它就出现了。山不是很高,却是连绵不断,不知哪里才是它的开始,哪里是它的结束。山的主体呈淡淡的蓝色,山上有稀稀落落的矮松和其它叫不出名字的更矮一些的植被。山下是早已结了厚冰的细长的小河,宛如白色的带子围绕着山的主体。在山坡上依山势建了不少砖砌或是石砌的矮矮的方方正正的民房,措落有秩,远看似一幅淡淡着彩的风景油画,极有韵味。

我们的车在山谷间的小平原上行驶,路上车不是太多,所以车速很快,公路看起来也很干净,路中央白色的线似乎会动,一圈圈缠在车轮上,飞速旋转的车轮仿佛就要把线全部缠完。

我默默地读着不时出现的蓝底白字路牌上的地名和公里数,盘算着还有多久就要驶出北京地界。这时候两侧的山一起向公路压来,把山间的小平原挤成了不满八米宽的窄窄的山路。山路沿山势蜿蜒,常常是迎面一座山挡在眼前,明明已经看不到有路可以走了,等到车开到山脚下,马上就又峰回路转,山路又沿着另一座山的山势逶迤而出,汽车在这样的山路上行驶,如同陷入了自然的迷宫。

中午十二点多,汽车来到了密云县境内,在一座两层楼的饭店门前停下了。我们纷纷下了车，我跟着前面的乘客一起走向饭店左侧的卫生间。

卫生间被十几株茶杯口粗的槐树围绕,尽管现在已是冬天,树叶几乎落尽,但是细密的树枝纠缠在一起，仍然显得十分隐蔽。在排队等候的空当,透过树与树之间的缝隙,我看到几辆货车从公路上驶过,远处的山依然蓝得干净,几个没去卫生间的乘客在车旁不时活动着疲倦的腿。

从卫生间出来，我拖着略显疲惫的身体进了饭店。大厅里非常宽敞,足可以容下八九十人同时用餐。然而作为过客的我们时间紧迫,不可能踏踏实实地吃顿像样的午饭,一切只能从简了。大概有二十多分钟，服务员端着一个个的餐盘出来了，于是我便看到了有生以来最失望的午饭---　一小堆儿米饭静静地趴着,旁边是凉拌芹菜段儿,点缀着几个花生米;三四条沾了一身椒盐的干瘪的小黄鱼儿,竟然还有几根腌大白萝卜条,一股奇怪的味儿毫无顾忌地冲进了我的鼻腔。我怀疑这座饭店的厨师究竟会不会做菜,连起码的配菜都这么不伦不类，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有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能有吃的往肚子里填就算不错了,还管它好吃不好吃,营养不营养。

十五分钟后汽车继续前行,我的脑子里却还在回忆着这顿不堪回首的午餐,回味着米饭和大白萝卜咸菜混杂在一起所产生的怪怪的味道,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勉强算吃饱了。

路边的标志牌提示我即将驶出密云县,出了密云,便属于承德地区管辖了。我忽然有了一点小小的兴奋，这是自己第一次去承德,内心里的好奇之心不由自主地吊了起来。

汽车驶进了一座小镇,听车上不知是谁说了声“古北口”,我才知道到了北京最北面的古北口镇。我是知道这座古镇的,当然是从地图上。电视剧《永不瞑目》里肖童和那位女警察也曾来到过这里的金山岭长城,所以自己不由向外多看了一会儿。它给人的感觉是古老,有些旧,也有些冷清,仿佛是古代的一道关隘,庄严、孤冷。尽管我并没有看到城墙和垛口,也没有守城的铁甲士兵,但我从心里面已经深深刻下了对这里的印象,不会再改变。

过了古北口镇,就来到了承德地区的管辖。按地图所指,应该是滦化县。我望着两侧的山正想着什么,一段最残破的几乎不成型的长城出现在汽车左前方。它建在陡峭的山顶上,顺山势蜿蜒起伏,城墙已经基本倒塌,只剩下了城基,覆盖着一层碎城砖。烽火台保存得稍稍完整一些,但也是断壁残垣,怎么看都像天津旧城区里简陋的公共厕所,不能称之为名胜了。我心里掠过一丝悲凉:当年的万里长城真正保存得完整的不过八达岭、慕田峪等寥寥几处,更多的是和这里差不多,满眼所见的只是残损破旧,永远不复曾经的辉煌。岁月真的可以改变许多：高山可以变成大海,绿洲可以变为沙漠,更何况一座人类的建筑呢?哪怕它再伟大,哪怕它曾经多么的不可一视。

承德的山和北京的山没有太大的区别,只不过略高一些,植被更少一些，山上覆盖着斑驳的雪,天气也更冷一些。山路依然很窄,很曲折,一侧是深深的悬崖,另一侧是紧挨着公路的峭立的山。在一处拐弯的山路,我透过车窗往山下看,几十米深的山谷里竟然有一辆坠毁的大货车,车身摔得看不出来那曾经是一辆车,只有车头的几块蓝色的残片静静地躺着,还有两个扭曲的车轮挤在石缝中,车上拉的粗细不一的钢管散落在山坡上,看得人心惊胆战。我突然担心自己乘坐的车也会马上滑出山道，于是赶紧收回了视线,不忍再看。

我感到有些乏累,这样呆呆地坐在车上已经六七个小时了,没法活动一下四肢,也没有任何可以调节精神的东西。我只能望着路边的标志牌出神,看着上面的公里数,盘算着还有多久能到达承德。这座既熟悉又陌生的的城市成了我心中一个热切盼望到达的地方。到了那儿,距离围场也就不是遥不可及了。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路边出现了五六层的楼房,在远处光秃的群山的映衬下,显得很是高大气派。汽车继续前行,这样的楼也逐渐多了起来,路也逐渐变宽,路两侧是宽阔的结了冰的河面,河上架着雕着百兽的石桥,桥栏杆几乎触手可及。像这样的地方应该不是县城吧,果然,一家家眼前闪过的门店提示我,这里确实是承德,承德到了。我的已经疲倦的心忽又活跃起来,专注地望着窗外,看到了下班匆匆回家的人群,看到了悠闲的散步的老人,看到了成双的情侣,看到了远处工厂高耸的烟囱,看到了驶出隧道的呼啸的火车。真的,真的到承德了,我在心底对自己说。

然而,汽车不会稍作停留,它无情地穿城而过,继续执着地朝东北方向行驶。快出城区时,我看到了著名的棒槌山，那根拇指形状的柱石在云雾中矗立,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一座庙宇出现在山顶上,不是很大,却也有几层院落,楼阁、凉亭、红墙、苍松，不知是外八庙中的哪一座,山里一定就是避暑山庄了,可惜我们的车只能在山外绕庄而过,这次不能亲见了。

驶出承德市区后,我发现山越来越高,山上的积雪不再是斑斑点点,而是连成了一片,几乎是覆盖住了整座山。夕阳的最后一抹微红也消失了,天色昏暗下来。现在距围场还有三百多里,可路却越来越不好走,地图上明明标注是国道,可实际却是铺满碎石子的凹凸不平的窄窄的山路,汽车颠簸得很厉害,我躺在车上被颠得上下左右摇晃,脑子也被晃得蒙头转向,刚才的喜悦之情早已经无影无踪,心里只盼望早点结束这样的旅程。真不知大清朝的皇帝们当初怎么去的围场,是骑马还是坐车,反正不会这么一直赶路,也许是行个十里八里便歇一歇,行宫里痛饮豪啖、歌舞升平一番,然后再北行,不然像我这样的一路风尘下去,恐怕早已颠散了架,哪还有什么时候雅兴去围猎。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汽车慢了下来,感觉不再那么难走了。我向外一看,竟然是明亮的灯光,看起来是那么柔和,那么亲切,我的心感到一点点的轻松,多少缓解了一下疲惫的神经。我以为已经到围场了,一问才知还没到,而是到了隆化县。我略感失望,不过又有些欣慰。失望的是走了这么久才到隆化,路还远着呢。欣慰的是总算又到了一站,再坚持一段时间,目的地就可以到了。

汽车应该走的是隆化县的城边儿,因为我并没有看到太多的灯光,也没有看到二层以上的楼房,仿佛进入的是一个小村庄,而不是县城。很快地,汽车穿隆化而过,继续北行。

通过车灯的照射,我可以感觉到山路的一侧是百丈悬崖,而另一侧则是峻峭的高山。那山似乎会动,全部向车顶压下,我感到一丝恐惧。夜色已经完全笼罩了四周,只有前面车灯的亮光让我能模糊地看到路边矮矮的石护栏。偶尔迎面开来的货车呼啸而过,除此之外整个世界就只剩下汽车的引擎声。

车厢里听不到一个人在说话,每个人都应该很乏累。我连挪动一下身子的气力都没有了,连续的颠簸让我有点晕车,背包里的水早就喝完了,我把手指按在满是水汽的车窗上,等到手指凉得不行了,再把手指按在脑门上、太阳穴上或是眼皮上,通过那短暂的凉的刺激让自己的精神稍稍振作一点。

不知已经按过了多少次脑门儿,不知又过了多长时间,汽车驶入了一个村镇。公路两侧灯光通明,沿途停放了不少大型货车,一律是一个颜色,全部披上了厚厚一层灰白色的土。我们的车慢慢停靠在路边,颠簸了一天的乘客们大都下车方便。我走下车,呼吸了一大口并不太新鲜的但却寒冷的空气,突然间我的胃里没有征兆地开始翻江倒海,嘴一张,“哇”地吐了几大口,吐完后顿觉轻松,一路的疲乏也似乎消失了。

路边是一家汽车旅馆,我去便利店买了瓶纯净水,嗽了嗽口,看看路边的牌子,才知道脚下已是围场县辖区内的四合永镇,距离围场县城仅有四五十里路了。我心里顿时来了精神,甚至有一点点兴奋。

我们上了车继续赶路,我可以感觉到车轮也变得轻快了。五十里的山路感觉并不太短，不过我已经没有了那种难熬的感觉。这有点像一部戏剧结束之前的尾声部分,高[chao]虽然已经过去,但还有一段是必须要经历的，需要的不仅有时间,还要有一点耐心。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汽车进入了一座灯火通明的大镇,路边是林立的楼房,我的心告诉我这应该是围场,可我真的不敢相信这里就是围场,然而事实就摆在眼前,我不得不信。经过一整天的跋涉,行程一千多里,终于在晚上八点半左右到了目的地。我感到心里暖暖的,有点高兴,但也有一点莫名其妙的伤感,搞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不管怎样,一路的辛苦都过去了,围场就在眼前,就在身边。

三

我们的车队驶入了闪着“围场宾馆”四个霓虹大字的楼下，整座大楼灯火通明，不知是不是为欢迎我们的到来而特意安排的。车停下了，我收拾好行李、穿好外套下了车，一脚踩在地上，觉得心里无比踏实。围场的夜晚比我想像中要美，路灯在深深的夜色中漫射着柔和的光，风是轻轻的，吹在脸上并不觉得很冷，反而有种舒适的感觉。这时，老张和小田从另一辆三菱面包车上拎着大旅行包朝我走过来，我们随着前面的人流进了大厅。

大厅里金碧辉煌，炫目的水晶吊灯，闪着光的一个人抱不过来的花岗岩柱子，几名穿着得体仪态端庄的服务员忙碌地为我们安排房间。我和小田被分到三楼的双人标准间，老张和胜芳镇的一名干部分到二楼的一个房间。我和小田提着各自的行李上了三楼，服务员为我们打开房门，一股热气迎面扑来，我感到全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被熏开了。放好行李，我上卫生间洗了洗脸，头几下我几乎没有了感觉，脸像被贴上了一层油腻的膜，用了好多香皂才把脸洗得有了皮肤本来的颜色。服务员喊我们去餐厅吃饭，我这才觉得肚子空空的只剩下一副皮囊。

我从没见过这么宽敞这么豪华的餐厅，我们走进去的时候里面坐了有十来桌。我和小田、老张还有几个从霸州来的干部找了挨着墙的桌子坐下了，还没等我们坐稳，服务员就端着菜上来了，她们一个个穿着中式的对襟小袄，面容姣好、身条优美，我真不知围场的女孩子是否都这么漂亮，还是宾馆故意精挑细选来的。没用十分钟，桌上足足摆下了二十几道各式各样的菜，而且看这意思还没上完。我有些不忍，——人家是国家级贫困县，我们可是来扶贫的，什么事还没有做就先吃这么一大桌菜，平白无故增加人家的财政开支，我们这不是给人家添乱来了吗？“想什么那？快动筷子啊。”老张用右手碰了碰我的胳膊。我不再瞎想什么，低下头一个字：吃。人家既然做好了，总不能浪费吧。

肚子确实饿了，我也确实想多吃点，可也许是舟车劳顿，我很快就吃不下去了，一阵疲倦感毫无征兆地袭来，我几乎睁不开眼睛。小田也和我差不多，我们一起起身回了房间。

房间里舒适的床让我们倒头便睡，一分钟没到我们就全沉沉睡去。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七点，若不是小田叫醒我，我也许会一直睡到中午。

草草洗了脸，我们下楼去餐厅吃早饭。早饭也是丰富得目不暇接，好多精致的小菜我甚至叫不上它们的名字。我现在真的是食欲大开，喝了两碗糯糯的米粥，吃了一个茶蛋，每样小菜都吃了不少，还吃了两个漂亮的小花卷，两个豆沙包，一个芝麻烧饼。

吃过饭，我们回了房间休息，我和小田闲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一边不时地聊着闲话。“咚咚咚”，几下轻轻的敲门声从包着紫色皮革的门外传来。我起身拉开门，“请问，你是从霸州信安镇来的吗？”一个瘦高个的三十来岁的男人站在门外，“是啊，你是？”“噢，我是城子乡政府的司机，孙乡长派我来接你们，他在乡政府等着你们呢。”“请进请进。”我让他上屋里坐，“不了，我在外面等着你们，你们收拾一下咱们就走吧。”“那好吧。稍等一会儿，我们马上就好。”我拨了老张屋里的内线电话，然后和小田把行李麻利地收拾好，路过二楼时等了会儿老张。没有十分钟，老张提着大旅行包出来了，我们一起下了楼。

宾馆外熙熙攘攘，刚才那个瘦高个司机站在离我们不远的一辆越野车旁冲我们招手。我们快步走了过去，他热心地帮我们往车里搬行李，顿时车里被塞得满满的，等我最后一个上去时，已经没有可以容身的地方。小田把行李往车身上狠狠地挤压了两下，才腾出一个尺来宽的地方，好在我不是个胖子，不然还真走不了。

四

越野车开出宾馆，具体朝哪个方向开我也不清楚，凭我的估计应该是向北，因为我看见头上的太阳在我们身后晒着我的后脑勺。车开得很快，看样子是个老司机，他不时和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老张说着话。老张可找到了倾诉的对象，嘴像祖码游戏里的青蛙吐球一样滔滔不绝，昨天一路估计憋得他够呛。我和小田都不是特别爱说的人，各自扭着头看着车窗外陌生的风景出神地观望。

估计是时间太早的缘故，路上人很少，车也不是太多，有时能看见绿色的北京吉普，车顶安着“taxi”的标志，我觉得挺有趣，从未见过用吉普作为出租车的。也许是围场的海拔比较高，像夏利、普桑之类只能在城市里开开，在这海拔一千多米的高原上只有吉普车开起来才有味道，才像男人开的车。

透过挡风玻璃，我看见路的正前方远远的出现一座蓝色的高高的山，它是如此清晰，看上去又如此的神秘。快开到山脚时，我看到公路出现一左一右两个岔路口，右侧的路口立有一块路牌，白色的箭头指示“距木兰围场180公里”。我以为我们的车会拐向右，谁知到了路口却拐向了左边。我有点失望，城子乡为什么不在右边呢。

左边的路比县城里的路要窄很多，但却很平整，深蓝色的柏油路面出奇地干净，路两边是未化的薄薄的积雪，镶在公路两侧，像两条长长的洁白的哈达。我忽然想起在电视上见过的青藏高原上的公路，和这里的竟有几分相似。我心里有一种暖暖的亲切感，坐在车里也不觉得像刚才那么挤了。司机扭开了车载音响，是周华健的《再爱我吧》，这是我还上学时就听过的歌，当时并没有什么太深的感受，现在的感觉却不一样了。“……你回过头想想我，看着我还是你的拥有；请珍惜你和我，你不能就此离去，难道你不觉得真的可惜。再爱我吧，再爱我吧，让我能再拥抱你一下；再爱我吧，再爱我吧，请给我你的回答。……”听着歌，我竟又想起了她，没有任何提醒，没有任何征兆。我多想面对面告诉她，这句歌词是我最想对她说的话，但我知道已不可能。我忽然很难过，远处的山就像此时我冰冷的心。

这样好走的路并没有延续太长，前面就换成了坑坑洼洼的沙石路，坐在车上就像在大笸箩里滚着粘面的元宵。又走了十几里，路更难走了，因为已经上了盘山道，而脚下依然是碎碎的石子。我们充分享受了离心力和向心力交互作用的结果，车在藏宝图一样的山间绕来绕去，我们别无选择地跟着它转，只有一个劲地默念快到目的地。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们的车下了盘山道，来到了相对平坦的路上，不过已经看不出脚下的路算什么级别，连石子都很少，只有裸露的泥土，好在天很冷，没有看到尘土飞扬的场面。路过几个大一点的村镇，一个叫“半截塔”，还有一个好像叫“道坝子”，那几个就记不起了。

五

走了大约三个小时，临近中午，我们的车进入了一个狭长的村镇，路两侧大都是低低的民房，偶尔有新建的镶着白磁砖的门面房，在灰暗的颜色中很是显眼。“这就是城子乡，我们到了。”司机的话让我的心忽然活跃起来，一路的颠簸产生的疲劳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趴在车窗上睁大眼睛看着这里并不太美的街景。

没有三分钟，我们的车拐进了一个大门，（确切地说只是有两个高高的砖砌的垛，门是看不到的。）里面是一个宽阔的大院子，院子东北有一排十来间的青砖房，应该是办公室，我们的车就停在房子前的平地上。还没来得及拉开车门，屋里走出几个人,走在最前面的是一身军便服装束的约摸四十多岁的男人，他走到车跟前伸手拉开车门，“欢迎欢迎，一路辛苦啦。”“您是？”“噢，我是城子乡的武装部长，我姓李，就叫我老李吧。”老李和刚下车的老张热情地握手，我和小田也下了车，走在老李身后的两个年轻人和我们握了手，然后帮我们搬行李。“这是我们城子乡的孙乡长。”老李说的是走在最后的瘦高的三十多岁穿着灰白色西装的男人。孙乡长和老张握手寒喧了几句，又转过脸对我和小田说：“没想到你们这么年轻，还是年轻好，有朝气，有活力。”

在众人的簇拥下，我们进了孙乡长的办公室。屋里很是宽敞，棕黄色的木制办公桌椅，棕黄色的木制档案柜，棕色的半新的皮沙发，以及擦得发亮的水泥地。这就是一个乡长的办公室，虽然简陋，但却很整洁。我们坐在沙发上，有人端上冒着热气的茶，里面飘着一层金银花。孙乡长解释说，这里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山货，比如这金银花，几乎每家都有，不像你们平原地区，还要到茶店去买。

我们坐在沙发上随便地聊着，彼此间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仿佛已是认识了多年的老同事。其实主要是老张和孙乡长老李聊，我和小田只是偶尔插句话。过了一会儿，有人进来对孙乡长说，饭已经准备好了。孙乡长对老张说：“张书记，咱们吃饭去吧。实在不好意思。山野之地，没有什么好吃的，请别见笑。”“哪里哪里，孙乡长太客气了。”

我们起身去餐厅，餐厅在乡政府斜对过，是建在土坡上的三间砖房，要走上二十几级台阶。进了屋，服务员把我们让到靠东的里间，一张大圆桌坐了我们五个人。老李出去点菜，不一会儿左右手各提着一个塑料桶走进来。老李笑呵呵地说：“咱们这儿冬天冷，一般的酒下了肚跟凉水差不多，不够劲。咱们这儿兴喝烧锅原浆酒。——来，张书记，我先给您满上。”说着，老李把服务员端上来的青瓷碗一溜摆开，然后两手抱着酒桶往碗里倒，每一碗都倒得满满的，几乎没洒，看来老李还真是高手。一股浓烈的酒香瞬间散满了屋，我的心不禁一颤：天那，这是喝酒吗！这不是玩命吧。我能喝下这么多吗？

服务员端着菜进了屋，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没有一道菜是用盘子盛着的，一律是铝盆、搪瓷盆，还有砂锅。孙乡长看出我们的好奇，解释说，还是因为天冷，菜装在盘子里凉得太快，吃到肚子里怕不舒服，再说也用不上盘子，因为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炒菜这个说法。

菜上齐了，孙乡长端着碗站起来：“我先说句话。今天是霸州来的张书记、田同志、姚同志第一次来到我们城子乡。我代表城子乡全体干部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我先干为敬。”孙乡长仰头把一碗酒倒进了口中，对着大家亮了一下碗底。我傻眼了，瞥了眼老张，他好像也有点蒙。蒙归蒙，酒是必须要喝的，不能让人家瞧不起。老张还是端起碗，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灌进肚里。我和小田只好也端起碗，刺鼻的酒精味直接熏在脸上。我摒住呼吸，张开嘴一气喝了下去。“好，够豪爽，看你的外表文质彬彬，喝起酒来可挺有男人气概。”他哪里知道我的脸已经红到了脖根，连耳朵也热得发烫。

接下来发生的事可想而知有多惨烈，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喝的最多的一次。我已记不清喝了几碗，反正到了后来我听不见自己说话的声音，我看到老张的嘴还在不停地说着，却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桌上的菜一直在晃，砂锅里的炖野鸡似乎会动，我看到它的爪子在向我轻轻地挥着……

等我从沉睡中醒来，窗外已经是浓浓的夜色。小田在我旁边的单人床上睡得正香，身上盖了条油花花的还可以叫做被子的东西。我赶紧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竟也是一条同样的东西，我一把把它掀在一边。回忆了一下刚才的情景，却想不起是谁把我们扶进来的。我感到口渴，起来找了暖水瓶倒了杯热水喝了，这才觉出头晕，我靠在椅子上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好像好一点了。我叫醒了小田，他懒懒地坐起来，突然像触电似的一把掀掉了身上的被子，动作和我刚才如出一辙。我不由哈哈大笑，小田瞪我一眼，你笑个屁啊，你不也盖了吗！

我们穿好外套走出屋子，才知道这里是饭店的另外一个里间，白天吃饭，晚上住人，——这是乡政府招待所，全乡唯一的一家。我心里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闷在心里不是滋味。

我们去了孙乡长的办公室，还没进屋，就听见里面“哗啦哗啦”的声音，不用问，一定是在打麻将。这似乎是我们中国人最好的待客方式，先吃饭，再打牌，然后干点其它的或公开或隐私的事情。推门进去，只见孙乡长坐在正座，老张坐在东面，老李坐在西面，还有一个坐在孙乡长对面。“小姚、小田，你们醒啦。来来来，玩两把。”“您玩吧，我们不太会。”“那你们自己照顾自己啊，桌子上有烟。”

老张今天的运气不好，没一会儿输了好几百元。孙乡长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哎呀，不早了。张书记，咱们吃饭去？”“还吃啊！中午的还没消化掉呢。”“不喝酒，咱们吃点有特色的。走吧。”说着，孙乡长推倒塌了眼前的麻将。

从办公室出来，我们没有去对门的饭店，而是向左拐去了政府的食堂。食堂包括三间小平房，外间很大，摆着七八张长木桌、十几把椅子。我们径直进了里间，有一张小圆桌，可以坐五六个人。我们坐下没有一会儿功夫，系着白围裙的老师傅端来一个小瓷盆，里面好像是卤，然后又用托盘端来几个小瓷碗，碗里盛着冒着热气的粗粗的面条。孙乡长说，这不是一般的面条，是用莜麦面做的。莜面在你们平原地区很难买到，在这里可不同，几乎家家户户都种些，你们那里什么都有，我们拿不出太好的东西招待贵客，反而是这最平常不过的东西更能体现我们这儿的特色，也许能让你们记住不忘。我按照他的话舀了两勺浇在面上，拌好，夹了一筷子送进口中，——哇！果然不一般。莜面非常劲道，卤汁又非常浓，里面还有猪肉丁和野蘑菇丁，好吃得难以形容。

吃过这顿别具滋味的晚餐，孙乡长和老张他们又去打牌。我们呢？这里既没有电视，更没有电脑，收音机除了“中央广播电台”外只能听到乱七八糟的杂音。我和小田实在无事可做，只好回了招待所。

好在招待所有热水，我们草草洗了脸，泡了泡脚，然后坐在床上发呆。下午我们都喝多了，可以盖上这样的被子。可现在，那仿佛不是用棉花和布料做成的人类的被子，那简直就是一张十天前摊好的现在已经放馊了的巨大的煎饼。

我们有一句无一句地聊着天，工作上的、生活上的，说着说着，小田忽然很难过，他说想起了刚定完婚的女朋友。我无语，他毕竟有女朋友可以挂念，而我呢？在想她吗？好像不应该，她已经拒绝了我，从此之后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想又有何益。

时间已经很晚了，我们不得不睡。我和小田只把外套和西裤脱掉，穿着毛衣毛裤躺在“花花世界”里，屋里倒还温暖，所以被子只盖到胸口，不然那股熏人脑浆的味道会真的让我不知怎么熬过这漫长的一夜.

六

第二天我早早就从梦中醒来，感觉头脑轻松多了，没有了困意，索性起床。我穿好外套，轻轻拉开门，——小田还在睡着，也许在梦里他正和女朋友亲热呢。我穿过外屋，推开朝南的沉重的木门，眼前的景象让我惊呆了，——门外竟是起伏如丘陵的土坡，一二百米远处有一排矮矮的平房，再远处是淡淡的连绵的山。朝霞已经染红了东边的天，太阳仿佛捉迷藏似的只露出小半张微红的脸。风是极轻的，微冷，但却让人更加清醒，心里忽然有一种莫名的激动。我孤立在愈来愈明朗的晨光中，细细地欣赏着这极自然的风景画，直到小田在背后喊我去吃早餐。

吃过早餐，按照事先的计划，我们要去定点扶贫的哑字村搞调研，孙乡长特意把自己的吉普车借给我们。司机身材极其高大，方正的国字脸很是英武，两道眉如同两柄刺出的剑。经孙乡长介绍才知道，他竟是主抓农业的副乡长，姓明。和他握手时，我看到那一双粗大厚实的手掌宛若小簸箕。明副乡长很是热情，说话就像迫击炮，开起车来也是风风火火，没用一分钟我们的车就出了城子乡。

明副乡长边开车边向我们介绍哑字村的基本情况。哑字村距城子乡二十多里，村子不大，只有几百口人，分为十四个村民小组，但这十四个小组却不在一起，它们星星点点散布在三十五里长的山坳里。我有些惊讶，这哪还能叫村子啊，都快成了单大爷评书里讲的巡山十四寨了。吉普车跨过一座小石桥，再向北驶了几分钟，就进入了刚才明副乡长所说的山坳。两侧是灰色的小山，山上光秃秃的，只有一些干枯的杂草一样的植被。我们的车在山坳里窄窄的满是碎石子的小路上开着，再往前，是一条小河，不过早已结了厚厚的冰，吉普车开到了河面上，感觉比在小路上轻快多了。

我扭头欣赏着车窗外单调却不失情致的风景，忽然看到前方不远处出现十几个人，他们一致面朝东望着，连我们的车靠近身边也几乎没人回头看一眼。我顺着他们的目光望去，远远的岔路上拐过来几个人，其中有一个穿着一身大红衣裤的年轻女子，身边的人有的提着大包，有的扛着什么东西。“没见过？他们是迎亲的，远处走来的是送亲的，穿红衣服的是新娘子。”我从未见到过这样的事，觉得特别新鲜好奇，可我们的车太快了，不容我多看。

约摸走了四五十分钟，我们的车来到了哑字村的第七组。明副乡长说村支书就住在这个组，先去他家坐坐。第攻组有三四十户人家，村支书家在一处土岗上，我们的车要到他家必须爬上一个“之”字型的坡。快到土岗下时，明副乡长把车停住，往后倒了十来米，然后狠狠地开足马力，冲上了土岗。一只大黄狗从篱笆院里飞出，冲着吉普车狂吠。这时从三间石头房里走出一位五十来岁的中年人，身材不高，但是很敦实。他喝叱着大黄狗，把它拴到门口的木头柱子上，然后笑呵呵的示意我们下车。

这就是哑字村的赵书记,他和刚下车的明副乡长开着玩笑，明副乡转过身，把我们三人一一作了介绍。赵书记热情地和我们握手，嘴里说着“欢迎欢迎”把我们让进屋。屋里显得很矮，除了一台十八吋的彩色电视机外，就没有一件像样的电器。我和明副乡长坐在靠南的火炕上，老张、小田和赵书记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寒喧了几句，我们说起了哑字村的情况。赵书记介绍说，哑字村几百口人，平均每人不足一亩地，土地很贫瘠，除了土豆外种其它的作物产量都不高，山上可以栽些果树，产些苹果、山楂什么的，一年下来每户能有七八百元的收入。村民们温饱倒是基本解决了，就是手头没有活钱，不能进一步发展经济，更好地改善当下的生活。现在你们来了就好了，希望能把发达地区先进的经验多介绍传授给我们。

老张和赵书记攀谈着，我和小田不时地在笔记本上记着，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眼看中午到了，赵书记非要留我们吃饭，老张婉言谢绝了，说无论如何不能给村里增加额外的负担。我们和赵书记握手告别，在大黄狗又一次的狂吠中上了吉普车。

回去的路似乎变短了，很快就回到了乡政府，午饭自然又是一番痛饮，我这次下了决心，最多喝三碗，以后无论谁再劝酒，死活也不喝。好在孙乡长他们也没有死乞白赖，我侥幸逃过一劫。

七

山村的夜来得总是很早，大约五点刚过，天就几乎全黑了。在招待所温暖的小屋里，我铺开稿纸，拿起钢笔，写下关于哑字村现状及存在问题的一些感想，不知这样的东西对于小村的发展有没有可供参考的价值，只是一点自己的想法。明天最好再去普通村民家中走访一圈，多搜集一点资料，形成一篇更详尽科学的调研报告才好。

那一夜我睡得很踏实，连梦都没来得及做一个，尽管还是同样的被子。吃早饭时，老张对孙乡长说，单位要开一个重要的会，催我们赶紧回去，特意向孙乡长辞行，等开完会再赶回来。孙乡长说那你们就收拾一下回吧，现在离过年还有不到一个月，你们在家过完年再回来。我听了既惊又喜，惊的是才来了两天就回去，喜的是可以提前回家和父母团聚。

吃完饭，我问老张怎么这么快就回去，单位有什么重要的事，老张说，你傻呀，在这个穷地方你待个什么劲儿，还不赶紧想个法回家。我这才知道原来如此。老张又说，我给老蔡打了电话，今天下午他就能赶到围场，咱们坐他的车回去，你和小田收拾好行李等着，我和孙乡长他们再打会儿牌。

我心里有一点失落，虽然这里很穷，住得不好，吃也不太适应，天气也冷，可毕竟自己是个扶贫干部，这么快就回去似乎不妥。不过老张是我们的领导，他的话是不能不听的。回去也好，省得父母天天牵肠挂肚。

我和小田回了招待所，很快收拾好行李，小田躺在床上休息，我闲得无聊，索性穿上军大衣，戴上皮帽子出去走走。来城子乡两天多了都没有出去过，我的好奇心像一株幼苗从土里钻出来似的不可阻挡。

外面竟然起了风，那是我从未感受过的风，刮到脸上真的像锋利的刀子，割得我的脸生疼，我压低帽沿，立起大衣领朝西走去。脚下的路很硬，没有一点弹性，踩上去像踩到了冰凉的生铁块。两边的民房在肆虐的风中努力挺立着腰杆。我看不到一个人，入耳的只有风声。

只有五分钟，我就走出了城子乡，再往西就只剩下一条长长的石子路，已经看不到一间民房。我定定地站在路口望了一会儿，觉得无趣，便往回走，我竟然看到一座学校，刚才怎么没注意呢。我踱步走进校门，校园里空空的，大概学生们已经放了假。我来到学校的最后一排，看到房后是不高的土岗，土岗上有一道矮矮的墙，看上去很是破旧，肯定不是现代人建造的，我猜想城子乡的名字大概由此而来吧。我凝视这矮墙，突然听到几声长长的凄厉的嚎叫，我的神经骤然绷紧，莫非是狼？想到这儿，我不由打了个寒战，一阵冰凉从头发根儿传到脚底，我急匆匆快步逃离了是非之地。

午饭时，孙乡长为我们饯行，我依然坚持“三碗原则”，老张这次说什么也不多喝，孙乡长也没有勉强。

下午五点多，老蔡的车终于来了。我甚至已经认不出那是自己单位的车，车身蒙了一层厚厚的灰白色的土，似乎刚从前线回来。我们搬上行李，和孙乡长、老李他们一一话别，然后钻进车里，在我还来不及多看一眼它的时候，车就迫不及待地开了，一如离开家乡时的匆忙。

那天晚上我们九点才赶到围场县，仍然在“围场宾馆”住下，第二天早早地就开始赶路，但是第三天的中午才回到家。路上没发生什么意外，倒是有两件有趣的事。一件是老张说改走兴隆县，听说那里的栗子极其便宜，可由于路不太熟，等我们到兴隆时已经很晚了，别说栗子，连个栗子皮也没瞅见。再往前行，变成了曲折的盘山路，我们在晚上八点多还在天津蓟县的青松岭里绕来绕去，路过著名的黄崖关时，谁都没有注意，焦急的我们哪还有心情。另一件是出了围场县城不太远，老张看到一只野鸡从山涯上直直地飞下来，撞到了我们前面的大货车的后车厢，掉到了路旁的荒地里。我和老张急忙从车里下来，沿着路基跑下去，追了几百米才捉到那只受伤的野鸡，只是后来这只野鸡到底归了谁就不得而知了。

回家后的欣喜和团聚自然不必细说。过完年，我等着老张的消息，几天后老张的电话来了，却不是去围场，而是回单位上班。我很诧异，问为什么。老张说，说你年轻你还不服气，有些事你就不能当真。扶贫工作本来就是幌子，不过是一种宣传手段，谁会真在那穷地方呆上两年。再说，你以为去几个扶贫干部搞搞调研，做点所谓的扶贫计划，那个地方就能立刻脱贫致富？傻小子，赶紧上班吧，在家多好，哪也甭去。

放下电话，我的心情忽然很沉重。也许在围场的时候觉得没有一件事是让自己特别开心的，好像那里只有寒冷和贫穷。可当我真的离开那里，却发现自己对她竟然是如此的留恋，矮矮的平房、铺满碎石子的小路、灰色的山、结冰的小河、红衣的新娘、狂吠的黄狗，甚至油花花的被子都让我记忆犹新，仿佛老电影一样就在眼前一一呈现。我以为很快又能和她再见，谁知却成为了永不可能。可能有些事我真的搞不懂，可能我的确年轻并且幼稚，现实中的有些事是不能凭个人主观意愿所能做到的，既然已成为不可能，那就坦然面对。可我的记忆不能欺骗自己，我常会想起在围场时的分分秒秒，以此来告诉自己，那个地方我曾经真的去过，真的把双脚踩到她冰冷却实实在在的土地上。

祝福她真的越来越好，是凭借自己的力量和能力，而不是借助像我这样的所谓扶贫干部。

八

家乡小镇的元宵节很是热闹。不仅有悬挂在大街小巷目不暇接的花灯，还有十几道辟如高跷、小车会、杠子会之类的花会。街上的人群拥挤不动，叫卖声、吆喝声、欢笑声、鼓声锣声混杂在一起，宛若声音的海洋。走在街上，我心里很惬意，毕竟留在这里更是自己的心愿。我感受着来自四周嘈杂的声音和空气中不时飘来的冰糖葫芦、烤红薯或是油炸鱼丸的浓浓的香气，沉醉在这样灯影摇动的夜里。

对面走来一个熟悉的美丽的身影，是她，多日不曾见面的她。我却已经没有了心痛，似乎只有点点心酸，好像初夏田间那种黑色的珍珠一样的野果留在齿间的味道。“嗨——”彼此间轻轻的一声问候融化了积在心底薄薄的冰，难道春天真的要来了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