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儒家经典大师的两个人物，关于人性善恶的推断竟截然相反：孟子肯定人之初性本善；荀子断言人之初性本恶。到底人性的初始（或曰本真）状态属善还是属恶？一言以蔽之，两者都不过是各执一词，各走极端。倒是近代另一种说法堪称一语道破了真谛，那就是：每个人都有善和恶的两面性。人性的正面是天使，反面是魔鬼；天使和魔鬼同时在争夺着人性。

人之初，性本善么？天真的孩子喜欢小动物、小生命当然是善良表现了，可是他同时也可以十分残忍地杀害小动物、小生命。尽管可以把孩子的残忍解释成无知，可是无知的残忍就不是恶的表现了吗？人之初，还能以“善”、或者是“恶”一语定性的么？同样不失为古代经典的一部《三字经》，又对性善说给出了流变的预期，即所谓“性相近，习相远”。既然人之初都是性本善的，那么，促使其“习相远”的那个“习”又是由什么人形成的？可见善与恶本来就是既矛盾又统一地存在于人性之中的。

准确的表述应当是：人性是善恶共存的，在这一点上大家是相近的；可是由于后天环境的不同，人们的善恶趋向会是越离越远的。

孟子荀子均属大师不假；《三字经》算作古代经典也对；他们关于人性及其转化的论述也都不仅仅是一家之言。但是，他们都未曾涉及的一个问题，却反而被普通民谚总结出来，即：学好三年，学坏三天。可见，尽信大师，不如无大师；一如尽信书，不如无书！

学好三年，学坏三天，也正好道出了从善和从恶的巨大速率反差。从善如流不过是一种说教的期盼，从恶如倾才是史有明鉴的事实。关于这，无须借助什么理论探讨；只凭人所共知的古今史实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两千多年子曰诗云的礼教；大张旗鼓几十年的共产主义品德教育，都是煞费苦心促人学好向善的吧，可是结果怎么样？文革一来，打砸抢者顷刻就以百万、甚至千万计了。“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感恩教育也有几千年了吧，可是“四人帮”一声吆喝，举国上下还有哪一所学校没有学生批斗老师的？老师毕竟是外人，生我养我的父母可是骨肉至亲吧，父母被儿女批斗和划清界线的不也比比皆是吗？就连国家主[xi]的女儿都参加了打倒爸爸，遑论平头百姓！

如果说，文革那样的灾难有其历史渊源，那么，再看看近在眼前的今天的腐败。今天的腐败已经远远不只存在于官员。行业腐败是不是接近全覆盖了？学术腐败谁敢说绝无仅有？文凭腐败蔓延到堂堂党校、红包诱惑浸淫了白衣天使，造假、售假以假乱真，连普通的小商小贩都能无所不用其极……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谁能说这不是人人共愤而又人人感染、甚至是交叉感染的病态现实？

果真人之初都是性本善的，怎么突然之间就一变而成恶了呢？既然“性”相近，又何来迥异的“习”促成了人性的分化愈走愈远的呢？孤立的性善和性恶之说显然无力解说，而善恶共存于人性才是最合理的解释。也就是说，天使和魔鬼的两面同时存在，才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性本真。

“天使在想象中，魔鬼在细节中”这是西方一位哲学家听来有些悲观的名言，而其实与我们的“学好三年，学坏三天”的俗谚说的都是同一种道理。天使的一面贞洁自守，对外物纷扰采取的往往是守势；魔鬼的一面则躁动不安，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应声而出。

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值得一提，也值得反思和反正，这就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其本义应该相反，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是我们太过小觑了魔的能量，太过寄希望于道法无边了，才有了这样人人认同的颠倒。如果真的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世界早就太平了。恰恰相反，总是魔在先，道随后，就如社会生活中总是因为有盗匪，有坏人，所以才需要警察一样。盗匪坏人之为魔，能量大过警察之为道；如果相反，盗匪坏人也早被消灭殆尽，警察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警察既有存在乃至永远存在的必要，就说明警察（道）不可能最终将盗匪（魔）消灭殆尽。究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还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人性自身的魔，一旦被呼唤出来，能量之大，活性之强，呼朋唤类啸聚群舞之势不可挡，已经见证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切不可再让多灾多难的华夏民族见证第二次！如果说文革的责任人人有之，那就是因为人人身上魔的一面最容易被勾引，被催化。而能量最大的催化剂，与其说是四人帮，不如说是滋生四人帮的那种体制！

邓小平说过一句切中要害的话，大意是说好的机制能将坏人变成好人；不好的机制能把好人变成坏人。微言大意，信哉斯言，何止道出了人性善恶两面的辩证法，更道出了催化善恶、美丑、天使与魔鬼的要害在机制！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