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中等身材戴一副眼镜，说一口夹带着湖南口音的东北话。在东北生活了四十多年也没有改掉的湖南口音的东北话。父亲一九五一年在湖南老家穿上军装，踏上从军的路途，从部队转业又响应国家号召，来到东北支援边疆建设，当了一名教师。从此就在这陌生的土地扎下了根，一扎就是四十多年，一扎就再也回不去湖南老家了。四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是那麽短暂，然而在父亲眼里这四十年是那麽漫长，是那麽不堪回首，有那麽多抹不去的经历深深地埋在记忆里。

父亲从来不和我们讲他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的苦难历程。但我亲眼目睹和断断续续从别人口中听到，基本上勾勒出了文革时期的父亲，是怎样被“革命者”们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过程。从精神到肉体整整被革了十年的命啊，不了解内情的人都说父亲命大，这里的原由只有我们做儿女的最清楚不过了。为儿女们而活着，我想这是当年父亲没被折磨死的主要原因吧。

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被无中生有地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国民党特务”的帽子　，这样大的帽子是怎样戴在父亲头上的呢？文革时期两派斗争结束后，按上级要求搞两派联合。于是就召开了个联合大会，因为父亲写的一手好字大会组织者让父亲写会头，父亲用行书书写了“两派联合大会”的会头。就这个行书联合大会的“大”字，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并发挥到了极点。说父亲写的是“犬会”，就这一个“犬”字，把父亲非人道地折磨了十年，十年啊，美好的年华就这样被断送了，断送的不仅仅是十年青春，而是父亲的一生啊！父亲曾说过“大跃进”时差一点被打成右派，已躲过一劫了。假如没有这个犬字，父亲就能逃过这一劫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文字狱古已有之。于是“犬”字就被革命者们利用起来，说父亲是破坏大联合，也就是破坏文化大革命。自然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现行反革命”的大帽子就这样顺理成章地扣在了父亲头上。“国民党特务”的帽子是怎样炮制出来的我不知道，但这顶帽子确实让“革命者”们兴奋了好一阵子。“革命者”们展开了丰富的想象：是特务就应有特务组织，就应有电台……于是和父亲联系比较密切的同事同学亲属等等被“革命者”们编织出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网，并由此受到牵连。父亲从此就开始遭受“革命者”们精神的和肉体的摧残，什麽老虎凳荡秋千大脖子吊石头等等。为了革命需要，“革命者”们想尽了一切办法，用尽了他们能用的一切刑罚。这些“革命者”们为了能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挖掘出更多的材料，决定去湖南对父亲的历史进行实地调查。正当他们准备出发时，湖南南县公安局主动派两位人员千里迢迢来到东北为父亲做证，明确地告诉他们，父亲的历史是清白的（解放前父亲还是不到二十岁正在读书的学生）。我还清楚地记得两位公安人员还到我们家里看看，与父母谈些家常。老家的人这是用行动来进一步证明父亲的历史是清白的。南县公安局能有如此举动，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全国也是不多见的，“特务”这项罪名算是暂时放下了。

父亲当年蹲过的小号大号“监狱”到现在还记忆犹新，虽然那时的我才五六岁，还不到该记事的年龄，但是一个乡下小医院走廊尽头2平方米左右存放杂物的小仓库，我是永远也忘不掉的。这便是父亲当年蹲过的小号“监狱”，仅有的一个可以看见外面的玻璃门也被他们用白漆涂上了。父亲为了能在我和姐姐送饭时看到我们，用手指一点一点地把玻璃上的白漆磨掉，磨成一个只能容下一只眼睛的圆圆的洞。我和姐姐每次去送饭父亲都会在里边喊我们，从那圆圆的小洞尽量地看我们，嘱咐我们……父亲知道我们俩当时也挨小孩子们欺负啊。父亲在这个小号“监狱”里蹲了好几个月，在那寒冷的冬天，白天挨斗晚上就睡在没有火炕的地上，好心的邻居知道了偷偷地送去了一张狼皮，算是保住了父亲的一条命，但却落下了一身无法治愈的疾病。我想当年德国纳粹对待犹太人也不过如此，用法西斯来形容当年的这些“革命者”们并不过分。

虽然那栋房子早已被新的建筑物代替了，但那个小号”监狱”，那个监狱的白漆门，门上白漆玻璃上的那个圆圆的小洞，小圆洞后面那慈祥中带着几分痛苦的眼睛，随着我年岁的增长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了。

“国民党特务”这顶帽子放下后，父亲也由小号换成了大号“监狱”(一所学校的值宿室)，条件也稍好些可以睡在炕上了。隔一段时间便允许我们去看望父亲了，“现行反革命”的罪名下也实在挖掘不出什麽新材料，随着形势的稍有好转。父亲也从蹲“监狱”变成了劳动改造，每个星期可以回家一次。后来因为学校缺老师，又让父亲戴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重返讲台。几年的法西斯式的残酷折磨，没有磨掉父亲那湖南人特有的直率的性格。在接下来的“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中，多次被劳动改造。直到一九七七年才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而平反，摘掉了“现行反革命”、“国民党特务”的帽子。从此，不再为某些当权者们捞取政治资本而去受精神的和肉体的法西斯式的摧残。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但当年那些摧残无辜百姓的“革命者”们的革命生涯还在继续，只是变换了革命手法。继续着他们升官发财之路直到退休。我不知道现在已经死去或者还活着的，当年的“革命者”们的心灵深处，是否曾经对文革时期的所作所为有过忏悔或自责，哪怕是一丝的一瞬的。在安度晚年回忆您的“革命”生涯时，是否能把那十年的日历撕去。现在还活着的当年的“革命者“们，你们能坦荡地安度晚年吗?!已死去的当年的“革命者”们，你们的灵魂是在地狱还是在天堂？！？

父亲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了，五十岁那年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看着儿女们一天天长大，离开家乡三十多年一次也没有回过老家的父亲，产生了回湖南老家的想法。那时的父亲常常跟我们讲些湖南老家的事情，二十岁就离开老家的父亲能积累多少有关老家的故事。然而父亲跟我们讲时哪怕是重复的故事，还是那样津津乐道，讲到兴奋时还会站起来配合着他那特有的动作，举家南迁的愿望没有实现。后来父亲跟我们说等家庭经济好些时，再回湖南老家吧。父亲的身体时好时坏，直到病情加重。病危时子女们都守在身旁，父亲清醒时还能说说家常话，但总是叹气。晚上父亲神志不清已不能说话了，但他的手却时不时抬起来指指前方（朝南面方向），放下又抬起指指，这样的动作一直重复着……第二天上午便离开了我们。父亲去世时才六十多岁，正是享受天伦之乐的年龄，父亲没有这份福气。

父亲就这样走了，他是带着遗憾走的。父亲的骨灰存放在殡仪馆里一放就是十几年，母亲也去世好几年了，我不想就这样找个地方把父母安葬。不知道为什麽，父亲的手抬起来指指前方，放下又抬起指指……那吃力而缓慢的动作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啊。终于在父亲去世十五年后，找了快风水宝地把父母安葬了。一辈子都没有改掉湖南乡音的父亲，安葬在了不忍回首却生活了四十多年的东北这快土地上，能说这是入土为安吗？九泉之下的父亲唯一能慰藉的是儿女们不再让他老人家操心了，并总能抽出时间去看望他老人家。

生长在洞庭湖畔的父亲，回老家的路是那样漫长，那样遥远。回湖南老家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