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上,西方哲学界和文学界大有不同。教权专制、思想禁锢的中世纪之前，西方哲学界关于中国的言说基本处在一个礼赞和憧憬的基调下，中国被看作是是和谐、富庶的理想世界。到了18世纪中期，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殖民主义思潮开始涌动，中国文化又被孟德斯鸠、黑格尔等人建构成为现代性的反面，成了落后、专制、愚昧和奴性的代言，为西方的殖民侵略建立了道义上的虚伪借口。这种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延续到现在，成为西方一些政治人物诟病中国人权的理论渊源。

而在西方文学家看来，以孔孟为代表的中国厚重、醇和的古典悦感文化几乎是人类心灵的最佳的栖息之地，从席勒、雨果、一直到圣-琼.佩斯。席勒的《孔夫子的笺言》成为其代表作之一，雨果对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的掠夺深恶痛绝，佩斯的《远征》也表达出对中国田园幽静环境的怀念和追思。

美国大诗人庞德（1885-1972）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对孔子的思想可谓是推崇备至，他甚至把孔子“日日新”思想作为扭转西方文化衰落趋势的理论武器。虽然庞德的政治立场（他因极力鼓吹墨索里尼的政治思想而被囚禁在比萨）确实失之偏颇，但就为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而论，其贡献绝对不容抹煞。他不仅翻译了屈原、陶渊明、李白、白居易等中国诗人的诗歌，还翻译了包括《论语》、《诗经》、《礼记》在内的多部中国古典文献。正是由于他的译介，李白的《长干行》现在几乎已经成为英美文学选集的必选作品。在囚禁在比萨的日子里，《论语》成为支撑其活下去的精神动力，被他称之为自己的《圣经》。在其传世诗作《比萨诗章》中，他专门写下了《孔子诗章》：杏花/从东方吹想西方/我努力让它永不凋落。

作为意象主义的旗手，我们也可以从其诗歌理论中明显的找出中国传统诗歌的美学原则。他提出了意象主义的三点纲领：直接处理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的事物；绝对不用任何无助于呈现的词；诗歌的节奏要依照音乐的旋律而不是机械的重复。第一点与中国古典诗歌追求的“妙悟”很有联系，《沧浪诗话》在评价孟浩然时曾言：“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第二点似乎与我们所说的推敲、锤炼异曲同工。第三点可以看作是中国古典只个注重韵律和谐的变奏或简化。庞德的《在地铁车站》被公认为意象主义的扛鼎之作：“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呈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短短两句，含蓄隽永，可以说与中国许多小诗一脉相承。

在庞德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东方文化血液对其的滋养。而从中国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治学理论中，也能看到了西方文化对他的影响。

王国维提出了治学三境界：第一境“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为第二境。第三境“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按照复旦大学教授褚孝泉的说法，王的学说借鉴了十九世纪末德国的大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亥姆霍兹的理论。亥姆霍兹指出人的创造性思维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饱满”，第二个阶段为“酝酿”，第三个阶段为“顿悟”。亥姆霍兹的“饱满”阶段指的是研究者对所关注的问题的充分把握，包括无法再继续的思路，而这与王以“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来描写的情形大体相近：已有的一切尽在眼底，前程何在？　“酝酿”阶段指反复不断思索，“为伊消得人憔悴”正是强调了这个阶段的辛劳。亥姆霍兹的第三个阶段与王的第三境界几乎完全一样，只是王国维借着辛弃疾的词句让其表述更具诗意。　

从上面的两个例证可以看出，文化的沟通交流是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而达到交融境界的。交流当然应该允许争鸣，但争鸣必须是以尊重、宽容为前提，以借鉴、扬弃为手段，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最终回归到交融的本原，而不应该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跋扈和垄断意识。　

一个和谐社会的主流精神应该是对多元文化甚至是异质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对不同意识形态的包容和宽待。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攻击已经脱离了文化的主题而成为政治上的需要。在国内，人文界大批学者关于“国民性”话题的论争愈演愈烈，文学界80后作者与老辈作家的论战旷日持久，已渐渐陷入了令人不齿的人身攻击境地，双方都有坚决不让话筒旁落的架势，似乎早已超出了争鸣的范围。这大概还是权力垄断的念头在作祟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