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培训学感之七

浙大公共管理学院学院副教授、博士蒋文华讲解《博弈论》时，本人总是联想到身边的实例，越想越觉得我们常陷“囚徒困境”之中而受伤。

“智猪”思维与搭便车

一头小猪与大猪，每踩一次踏板，消耗2份吃食，可得10份吃食，在抢食过程中，大猪可抢到8份，而小猪只能抢到2份。如此，小猪不想去踩蹋板，等待大猪踩后搭便车，坐享其成。如果大猪也不踩踏呢，结果也“公平”——共同挨饿。

也许有人觉得用猪喻人，对人不敬。笔者在此要说明的是，这只是一个比喻而已。不过，细想人和其他动物相比，其区别也不大，最根本的区别，只有“伪装度”的高低。

看看我们在“三年困难”时期的表现，与“智猪”有多大区别？

1958年，粮食大面积丰收，忙于大炼钢铁的人们，没有将粮食尽入粮仓，让包谷在土里腐烂，让稻谷在田里发芽。粮食事实上的丰收，加上虚报的数据，上级认为三年都吃不完了，为让人们集中精力搞工业，决定设立集体食堂，不管你走在什么地方，都有饭吃。

在这种“大锅饭”体制下，人的惰性被诱发，既然做与不做都有饭吃，何必要做或尽力去做呢，只要他人尽力就行了，收成好坏也不靠自己那份力。没有播种哪来收获？没有精耕细作哪有好的收成？在众人都只希望他人出力中，第二年粮食减产，食堂供应减少，下地干活懒洋洋不说，为了节省体力消耗，干脆就躺在地里等待太阳下山。于是，1959年冬至1960年春，大量饿死人的局面也就在必然中出现了。这就是搭便车带来的恶果，与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无关。笔者查过气象资料，为写长篇小说《猪朝前拱》，也采访过10多位60岁以上的老人，那几年的年景，比起并未死人的1966年、1972年大旱来，要好得多。

这种“智猪”思维与搭便车的事例很多，我们都不愿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都希望革命胜利而自己不付出鲜血甚至生命的代价，都期待改革成功不愿意为改革付出成本，更期望别人去挑战那些不合理的法规、制度。在期待坐亨成果中，演绎着“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故事。　

在“爱我德江”　情结里转圈

汶川大地震中，有名的“范跑跑”有一句“名言”：“只有为了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人，哪怕是我母亲，我也不会管的。”　事实上他这话本身就存在悖论，当时本人在网上这样留言：“试问‘范跑跑’，如果你的女儿当时也在震区教室里，你希不希望她的老师将她救出来？”事实也证明，有人组织撤离与没有人组织，其伤亡大不相同。

像这种身陷“囚徒困境”的事例，在我们身边也层出不穷——希望人人都遵守交通规则而自己例外，希望拥有优秀人才而自己向外输送不合格学生，希望人人爱护环境而自己可以随地吐痰丢垃圾……这一心态，在人际关系上，我们以老乡会、战友会、同学会明显地表现出来，让人有一种“欺生”之感。不要说对待那些外来做生意办企业的普通人了——连标语都曾出现“咱们德江人的超市”，就是对待外来任职的，也有如此现象。

在人事任命中，我们希望自己得到提拔重用，如果没有可能，则希望自己的亲人有此机会，如果也没有，好朋友能有此机会也好。如果好朋友也榜上无名，“爱我德江”的情结也会呈现出来，只要是德江人也行——尽管我们担心他们可能会搞裙带关系，甚至利用裙带关系“洗钱”；万一不是德江人，在德江工作过的外县人我们也支持。这从每次推荐领导干部从未“闪过火”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推荐出去的领导，如果涉及选举，我们还要千方百计向所在地的熟人美言其闪光点，不管这些熟人是否有选举权。要说，我们能从这些老乡领导身上沾到什么光，图点什么利，绝大多数人没有，也不可能，甚至连这一想法都少见，但其热心依然如故。于是，就有了在铜仁地区各县区党政主要领导中，占据“半壁江山”的现象。

但对外来领导干部，我们不愿去了解对方能力的大小政绩的好坏——现行体制下这一点也不是很重要，只是怀疑他们可能不会为德江的长远发展着想，对经常寄予慧眼识珠厚望的上级组织，也持怀疑态度。更为重要的理由是，我们德江有的是优秀人才，群众口碑良好的领导大有人在，不管是“打主力”还是“替补”，都发挥得相当出色，完全有能力担此重任。如果上级不派领导来，他们就会得到重用。在这一思维定势中，就用一些合法或不合法的方式“踩桡子”（在工作上不支持或设置障碍），直到较长时间的工作认同之后才有所改变。我们拥有这一心态并付诸实施时，是不是想过会给我们同情、支持的领导带来“伤害”？笔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旦上级领导心中认为是他们从中“作祟”（本人坚信他们不可能如此弱智），从而迁怒于他们，将本想提拔、或重用到外地任职的他们“放一放”，他们岂不是被我们的好心所害？！

罢。本人噪聒了半天，居然还是在“爱我德江”　的情结里转圈圈。

也许有人会驳斥：具备这种“家乡情结”的难道仅仅是德江人，没有曾经怕粮食被运出不让铁路修进铜仁的铜仁人？没有怕他人“拥有”而让茅台股份制改造步五粮液后尘的贵州人？没有站在国门内对外国人骂娘走出国门对外国人喊爹的中国人？

恭喜你，答对了，加10分！

在亡党亡国的路上选择

朋友曾问笔者：“如果有机会，你会不会贪？”我答：“怎么不会呢？老祖宗留传下来的‘贪’字，就是‘今天的宝贝’，今天的宝贝都不要，我脑子进水了呀——除非这宝贝周围有不可越逾的“鸿沟“、“荆棘”或“水火”；更何况我这人廉洁自律很差，保不准就要像成克杰、陈水扁之流，说一套做一套了。我还敢肯定，像我这样的‘我们’还不少。因为困扰我们的，不是如何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而是如何能够过上比别人幸福的生活；而这种幸福生活，往往是拥有银行存款或资产数据的大小。要阻止我们这种人不贪，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不给其贪的土壤，长远来看，得有让上台下台都由服务对像公开说了算的办法。”

尽管有名言“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但实际情况是“可能被捉”。如果有机会，我就会在“可能不会被捉”中行动；万一被捉，有可能刚好是亲友参与调查，他们可能会帮我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进入司法程序，也有可能运用我的关系或律师，将重刑改为轻刑甚至监外执行；万一被判了重刑，也有可能采取保外就医什么的，照常享受贪污受贿成果。怕只怕，以上的“可能”都化为泡影，更怕知情人的攻守同盟破裂，我就得选择是“坦白从宽”以减罪，还是坚持‘不知道’让执法部门少罪证而少判。如果是后者，又怕因“抗拒从严”而罪上加罪；万一领罪甚至需判死刑时，又得想想，这样做划不划算，是不够吃还是没有穿？最终的结论，只是在担惊受怕中为子孙这个“他人”积累财富。如此，我岂不成了笨蛋、白痴？！

以上这种想法和行为，就是事实上的“囚徒困境”了。如果这“囚徒困境”只在个人，还不十分可怕，问题是会像毒瘤一样漫延。

如果贪污受贿有可能，也只希望我一个人这样，不说全国全省全地区，如果每个县只有一两人这样就不会出现大问题。如果像我这样的人太多，形成了“我们”这一个群体，甚至还包括“你们”和“他们”，执法执纪部门又查究不力（当然更期望他们不查究），难保不会亡党亡国。亡党亡国之后，我们到哪里去贪？更严重的是难保性命无忧，即使性命可保，其非法所得难保不被充公，届时“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我们，用什么来混饭吃？这些并非危言耸听，翻开中国史，到处都是。

身陷“囚徒困境”的事例太多，难以一一列举，有一点我们需要明白：一旦身陷“囚徒困境”，我们想不受伤都不行。

2009.1.21　香树园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