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师傅并不姓包，但同事们爱叫他“包师傅”。那年代吃集体包伙，八人一桌，他爱和年轻人念叨“欲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那些年轻人就常常要他把余下的菜全包了。包师傅果然全包，一次，半大碗黄豆芽全包了，还摇晃着脑袋说“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包师傅的样子确有些像张飞，是个高高大大黑黑胖胖的，近而立之年的大汉。

包师傅是做布景道具的。虎背熊腰然而心灵手巧，做出来的东西足以乱真。工作中他也爱“包”，重活常常“我包了”，于是更为他的“包”姓扬了名，外单位的人还叫他老包同志。

包师傅才读两年书，50　年代初自己装了个矿石收音机，能收一个台，竟成了每日新闻的“第一知情人”；剧团东颠西跑、南征北战中，就靠他的“收音机”听到上面和四面八方的声音。

他从收音机里学到许多知识，听熟了不少成语和诗词句子便爱卖弄几句。因为文化底子薄，便不免差三错四，甚至会出一些笑料。

比如他把收音机里的“千里共婵娟”听成“千里共蚕茧”。后来明知道搞错了却要自圆其说，如同《还珠格格》里的小燕子把“置之死地而后生”掰乎成“蜘蛛死了还会生”，把“千里共蚕茧”掰乎成夫妻恩爱如胶似漆共一个“蚕茧”。他还解释“肉食者鄙”说：“搜刮民脂民膏吃多了酒肉，放的屁格外臭而且还不顾场合，岂不是卑鄙龌龊、卑鄙下作”吗。

50年代初一次巡回演出，某地的发展令人惊叹，于是热情澎湃的颂扬一番：“我们那里是毛主[xi]领导，他们这里也是毛主[xi]领导，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弄得大家哭笑不得。这次他赶紧换话题，没有再掰乎下去。

他是热爱生活的人。巡回演出中同事们都轻装简行，一条被子半边盖半边垫，几件衣裤叠在一起当枕头。独他一人全带，还带个大大的木棉枕头。他的说法是多花点力气晚上舒坦，做梦也是甜丝丝的。

另一师傅和他恰恰相反。一个大搪瓷饭盒当成枕头，又是刷牙的口杯、三顿的饭碗和水杯，想喝酒时装一斤米酒，饭盒盖上三两猪头肉，演出完后慢慢咪，简直如同活神仙。早晚又用它盛水冲毛巾冲脚，洗脸洗脚盆全不用带，尤其58年大跃进巡回时做到一物多用、多快好省。

两人生活理念不同，没事时爱抬杠打趣，一起床就耍嘴巴子。一个问：“夜里睡得那么舒服，做梦娶媳妇了吧？”另一个说：“夜里睡得那么难受，做梦挨老婆惩罚睡水泥地吧？”

包师傅除收音机外，有一次还带了一盒蚕宝宝。他把蚕屋分成“楼上”“楼下”。有时在火车上看着蚕宝宝把头摆来摆去，在干巴巴的桑叶渣子里寻吃的，心疼呵。到了县城便赶快大街小巷向孩子打听哪儿有桑叶。有些孩子听不懂他的南腔北调还闹笑话，带他去找厕所。

着急时他“不择手段”，或者买，或者一只蚕宝宝换多少片桑叶，或者用糖果交换。实在不行便和孩子来“剪刀石头布”。

碧绿的桑叶一片片洗净擦干，放在精心布置的“蚕屋”，蚕宝宝看见绿油油的桑叶便马上狼吞虎咽，发出“沙沙”响声，好象是边吃边悄悄私语：“快吃呀，吃得饱饱的，长得白白、胖胖、嫩嫩的，多吐些蚕丝给我们的包师傅絮件丝棉袄哦”。

人家问他麻烦不麻烦，辛苦不辛苦，他用一口南腔北调的普通话回答说：“不麻烦，人活着就是为了麻烦，看看那些小生灵，自己的疲劳也忘了”。

包师傅爱念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大跃进年代常常要开会表雄心壮志，写成大红纸贴在墙上。包师傅曾借它表决心：“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做人就该有始终，不能虎头又蛇尾”。称不得锦上添花，也算不得狗尾续貂吧。

蚕宝宝常带给大家乐趣，没事时这个来瞧瞧那个来望望。一条条软软肥肥的蚕蠕很好玩，他观察得很细致，告诉大家是先抬起尾部，然后中间收缩，尾部又放了下来，头部和腹部又抬起，随后中间收缩，其它部分又展开，就这样一伸一缩的爬行。同事逗他能不能表演一下，他果然在床上模仿起来。

更有趣是蚕蛹一变成飞蛾便着急找伴侣，扑腾着小粉翅四处奔忙，那急迫劲呵……雄蛾不管雌蛾长得漂亮不漂亮，雌蛾也不在乎雄蛾是不是英俊。雄蛾总是迫不及待，扑腾着小粉翅上穷追不舍，还扑腾上“绣楼”，死死缠住，“不追上雌蛾誓不休”，最后才气息奄奄风流而死。

雌蛾鼓肚子的速度更是令人惊叹，不一会儿便成了“大腹便便”的“准妈妈”。有人开玩笑说，如果人也眼看着肚子鼓起来可是真吓人。

包师傅除了做布景还兼个不开口的“甲乙丙丁”。他爱看戏，是因为爱看戏才找上门的。他站在台上常常忘记自己是“演员”，不知不觉的咧着嘴和观众一样的笑起来。

包师傅已是髦耆老人，子孙满堂。几十年后回头看，老人的经历虽然坎坷艰辛，倒也有许多乐趣与幽默：

看戏演戏不用分，台上台下同高兴；

闲时处处寻乐趣，忙时不嫌苦与辛。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