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古人书，多见有视争名逐利的人为坏蛋的说法。如《红楼梦》中贾宝玉说贾雨村等讲仕途经济的人是“禄蠹”，说富裕是“浊富”①，说官高为“权贵”②，视金钱为粪土，为“铜臭”③。相反，像王夷甫那样口不提钱字④、陶渊明那样“瓶无贮储”的人，就是“清高”的雅士。仿佛愈穷愈光荣，惟“贫贱可以骄人”⑤。

有人把这种认识归罪于缔造我们文化的孔子等先哲。诚然，孔子是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这样的话，但他更说过“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卫灵公》）的话，主张要追求名利。以孔子入“世家”而排老子入“列传”的司马迁，就曾写下《货殖列传》，说：“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但被保守的班固误解，说他：“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赞》）孔子的意思，同样也被后人误解。他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话，是就统治者的立场说的，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当然要以安定团结为本，即使发展经济，也必须要对自己的统治有利才行。他说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强调的的是德义先于货财，而不是说不要富贵。

在名与利之间，孔子明召大号要追求“名”，是因为名声、名誉虽然同属于“利益”，但追求名声之利与追求货财之利，产生的社会效应会有天壤之别。

王充《论衡?刺孟》篇说：“夫利有二，有货财之利，有安吉之利。”“货财之利”就是我们说的物质利益，如金钱之类；“安吉之利”包含有名声之利及平安是福、德润身之类，属于精神方面的。追求利益是人的天性，但追求“货财之利”，我们容易变得贪婪无耻，危害他人，唯有追求“安吉之利”，我们才能成为“君子”成为好人。因为，“名声荷朋友”（韩愈诗），要想获得名声之利，我们得付出汗水、金钱乃至生命。我们个人获得的是好名声，但我们为社会作出的是大贡献。而“利他”是道德的基石，所以，主张道德的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要我们为追求个人的名声而为他人、为社会作出贡献。

自私自利是人的天性。天性不可改变，只可顺从。但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活，人又不成其为人。倘若我们只为满足“饮食男女”的大欲而活，就会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人生的座右铭，就会以能获得食、色的金钱为万能。这样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

古今中外的圣贤们，也不是脱去名缰利锁的超人，他们照样是“名利徒”。只是，他们并不追求“货财之利”，而是追求“安吉之利”，比如主张无为的老子，在出关之前，要留下“五千言”。白居易《读老子》诗云：“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这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史记?孔子世家》），付五千言的《道德经》给后人，留得一个好人的不朽声名。可以说，没有《道德经》，就没有老子其人。古人的三“不朽”，是“立德”“立言”“立功”，德、言、功都是因为先利了他，然后才利己的。追求名声的“安吉之利”，以自己的付出利了他，从而收获了美名，是人我兼顾（今语谓之“双赢”）的良法，可以克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实现一般与特殊的统一，所以为圣人所推崇。

人是名利徒，我们不必讳言于此，而应该为名垂青史而奋斗。这样，当我们临死的时候，就无愧于保尔?柯察金的名言或“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谚语了。

2009-5-5

注释：

①《文苑英华》卷三六八引唐姚崇《冰壶赋》：“与其浊富，宁比清贫！”

②《汉书?儒林传?严彭祖》：“彭祖为宣帝博士，至河南、东郡太守。以高第入为左冯翊迁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权贵。”

③《后汉书?崔寔传》：“烈时因傅母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烈于是声誉衰减。久之不自安，从容问其子钧曰：‘吾居三公，于议者何如？’钧曰：‘大人少有英称，历位卿守，论者不谓不当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为然也？’钧曰：‘论者嫌其铜臭。’”

④《世说新语?规箴》：“王夷甫雅尚玄远,常嫉其妇贪浊,口未尝言钱字。妇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阂行,呼婢曰：‘举却阿堵物。’”

⑤《史记?魏世家》：“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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