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腊月，五岁的我跟随母亲下放到本县挂榜山南麓的石泉金家。在石泉村十二年的岁月里，我们接触比较多的只能是一些“牛鬼蛇神”。也许因为“同是天涯沦落人”，我竟对这些“人民的公敌”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常常会想起他们来。

聋子“玛玛”

聋子“玛玛”（贵溪方言‘玛玛’即‘奶奶’）自然是聋子了，她无儿无女，地主出身，是个小脚女人，当时才六十多岁，看上去已经老态龙钟，一副可怜的苦命相。她与富农黄栋山是半路夫妻，他们就住我家对面。一家四口，其中两个是黄栋山的孙子，儿子死了，儿媳远嫁。

在该村所有“牛鬼蛇神”中，我对聋子“玛玛”感情最深。

那年正值贵溪在浮桥头左家须溪河入口信江的地方建“东方红”大桥，母亲天天要去那里铲沙挑土，于是就托付聋子“玛玛”照看我。隔三岔五的，母亲便会买几根油条、几个烧饼回来，偷偷地把聋子“玛玛”叫到我家，让她打牙祭。聋子“玛玛”常常是接过烧饼油条二话不说便狼吞虎咽起来，一副饥不择食的样子。

一年后，该村要在河边筑圩堤，我家住的柴房必须拆迁，于是队上又将我家住处另作安排。

那时我每每路过聋子“玛玛”家总会进去看望她，而每次她都会拉着我骨瘦如柴的小手说：“哎耶，你怎么这么瘦啊？”

她的老公黄栋山的脾气非常暴躁，在外面自然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在家里则经常动手打聋子“玛玛”。一个夏天的傍晚，我从河里洗澡回家路过他家后门，听见聋子“玛玛”在屋里大声啼哭叫骂，我赶紧冲了进去，见黄栋山抬手又要打人，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挺身上前挡着他气愤地说：“你为什么打她？她那么大的年纪了”，黄栋山不屑地说：“她那么大年纪，我不也是这么大年纪吗？”十一二岁的我反驳道：“总是你打她，又不是她打你！”黄栋山一时语塞。

不久，聋子“玛玛”病倒了，再接着便死了。那时买棺材是要凭户口的，黄栋山的孙子跑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有买到，因为户口本上聋子“玛玛”的“个人成分”一栏注明了——“地主”。

老余

老余是徽州商人，解放前在贵溪县城开了一家染布店，是个小资本家。他跟我家一样，是下放来的，但比我们晚来几个月。他就两夫妇下放，儿女都在外地工作。队上安排他们住在河边的水碓里，离我家最早住的房子不过二十几米。那个水碓是我迄今见过的最大的水碓，以前是村里大地主金章成（土改时镇压了）家的，全村百余户人家都靠那个水碓舂米。除了枯水期，水碓几乎没有停的时候，一天到晚，甚至通宵“嗵，嗵，嗵”的惊天动地比铁匠铺还要吵人，不知老俩口晚上怎么睡得着。

圩堤还没筑好又遇上发大水，一夜之间洪水就漫过人头。村里家家户户都忙着把东西往高处搬，谁也没有想到圩堤之外的孤岛还有在水一方的老余夫妇。后来不知是谁提醒，生产队长“麻子”急匆匆地划着渡船来到水碓旁，水碓已经浸没了一半多高，队长心里咯噔一下——大事不好，他奋不顾身地游进去一看，老两口像两条落水狗一样趴在漂浮在水面的米槽里，听见有动静正在大呼小叫地喊着“救命”。

老余为人非常和气。当年作圩堤出工的时候，他总是随身带一大水壶开水。中午吃饭时，老余便捧出开水给别人喝，自己则趴在河面喝凉水。

五六年后，老余便回城了，大家都说是因为老余思想改造得好。

炳瞎子

炳瞎子是地主，他高度近视，不戴眼镜如同瞎子，但1949年后直到死他都没有再戴眼镜。

他下放得最晚，大概是1971年来的。其实他是不用下放的，也谈不上什么下放，因为他家本来就在农村，只不过是郊区，离城里近一些而已。

土改后，炳瞎子只剩下一间五十几平方米的房子，房子前面是进城的必经之路，后来象山大队手工业厂看中了这间店面房，要在这儿开铁匠铺。于是便将炳瞎子迁到十里外的石泉来了。

炳瞎子是单身一人下放来的。他生有一儿一女，女儿老大，解放之初在贵溪中学读书。为了响应中央机密文件的号召，县工作组、校领导以及老师轮番动员他女儿为革命做点贡献，十七八岁的她无奈地嫁给了一个大他二十几岁的革命干部。那干部在江西省城工作，于是她将母亲和弟弟都带到了南昌。但令她想不到的是，不知什么原因，那干部最后却无论如何也不愿接纳与他年龄相仿的岳父——地主炳瞎子。

炳瞎子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生产队给他开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批斗大会，那是我所见批斗大会最隆重的一次。

一天傍晚，炳瞎子早早的站在离露天会场四五十米的位置，会场陆陆续续走来了村里的男女老少，很多人肩上还扛了板凳，像是赶大戏似的。

夜幕降临，会场上已经聚满了人，“好戏”就要开演了。这时坐在台上桌前的村干部站了起来，他在桌上拿起一块石头（作醒木用），然后扯开嗓门大声喝道：“把——地主分子苏加炳押——上来！”随着“来”字出口，石头应声砸在桌面上发出“嗵”的一声巨响。几十米之外的炳瞎子身后站着两个彪形大汉，随着一声令下，他们迅速地分别将炳瞎子左右手向后拧起以百米赛跑的速度飞也似的铲着炳瞎子冲进了会场，“突”的一声按跪在台前的空地上，随着一声大喝：“投降，低头认罪！”炳瞎子立即高高地举起了枯瘦苍老的双手，同时深深地低下了白发苍苍的头颅。

批斗大会是有程序的，先是文斗，一个人站起来义愤填膺地数落着他以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反毛主[xi]，反革命的种种罪行，其间还夹杂着一阵阵振臂如林响彻云霄的口号声：“打倒地主分子苏加炳”、“砸烂苏加炳的狗头”、“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那场面可真是震撼人心；然后另一个人开始揭批他近来“梦想失去的天堂”、“亡我之心不死”的反动言行（他与一个反革命狗崽子聊天时说了一句‘虎落平原被犬欺’）；最后老账新账一起算，武斗开始！两个大汉将炳瞎子从地上拎起拳打脚踢，可怜六十多岁的炳瞎子被打得节节后退，跌倒了又爬起来，最后竟倒在了前排观众身上，惊得大家连叫“哎耶”，前几排的人吓得四处躲开。

会散了，大家都走了，只有炳瞎子蜷伏在地不知是死是活。一个人走过去踢了他一脚，骂道：“装死！”

过了好几天，又见炳瞎子出现在路上，也不知那天晚上他是怎么回到住处的。

梅癫子

梅癫子是地主婆，我们下放的第二年，她那地主老公便死了，死时不到五十岁，可惜膝下没有一男半女。

不知“梅癫子”的外号是怎么取来的，其实她非常精明能干，做得一手好裁缝，不是大大咧咧的性格，更不会疯疯癫癫。

后来有人做媒，她便改嫁给了几十里外的一个农民。临走之前，她忙碌了好几天，还东家的米、西家的油。一天早晨，她家对面的一个农民走来了，问梅癫子借他的五元钱为什么不还？梅癫子说不是早就还了吗？哪天，在哪里，什么人在场都回忆得清清楚楚，那人恼羞成怒，竟骂骂咧咧地上前扇了她几个耳光，然后扬长而去。孤苦无依的梅癫子没想到最后临改嫁时还要挨一顿冤枉打，可怜她欲哭无泪。

当时没有一个敢站出来说话。事后一个叫“荷寿”的老太太知道了，她打抱不平，便“倚老卖老”地坐在梅癫子家的台阶上对着那家大门嚷着：“你为什么打她啊？欺负一个寡妇有什么本事？还不是死人棺材上踢一脚。人无过后恩啊，草无倒生根啊，你个反眼贼啊，就不记得过去他男人对你的好啦？……”倒是给了梅癫子一丝安慰。

姚梅莲

姚梅莲是外村的地主婆，后来改嫁给了石泉村一个杀猪的老汉，同时还带来了一个拖油瓶（跟随母亲改嫁的孩子）。她儿子叫“礼崽哩”，当时已有二十多岁了，非常的聪明灵活，在家里对母亲很是孝顺。

一次在批斗大会上，当人们揭批他母亲时，他竟跳上台去，举起拳头高声呼喊：“打倒姚梅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姚梅莲罪该万死，死路一条”。台下的人一时还没反应过来，都习惯性的跟着他高呼口号。

事后我母亲还叫我以后要向“礼崽哩”学习，在众人面前要与母亲划清界限，甚至可以跟着大家一起骂母亲，那时我才七八岁。因为我读一年级的时候，很多同学唱着：“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孩子们（甚至有些井底之蛙的大人）都以为歌词中的“苏修”就是我母亲“苏琇”，我也以为是这样，因此奋起反击（只能是回骂），结果自然是被打得落花流水。

无独有偶，前几年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个类似“礼崽哩”的故事情节。一个地主在台上挨斗，他儿子跳到台前振臂高呼“毛主[xi]万岁”、“打倒地富反坏右”、“打倒我爸爸”，台下的人都不假思索地跟着高举拳头，齐声吼叫：“毛主[xi]万岁”、“打倒地富反坏右”、“打倒我爸爸”，刚喊完最后一句，突然感觉不对头，顿时哄堂大笑。

一样的辛酸，不过诙谐些。

除了以上五六个“牛鬼蛇神”，还有反革命马哩、地主婆浙江佬、军阀吴银生。

马仂做过国民党的乡长，他人很老实，最小的儿子跟我小学同学，当然也与我一样的下场——不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小学毕业便失学了。

浙江佬是浙江人，忘记她叫什么名字了，反正当时大家都这么叫她。她的前夫是地主，不知是怎么死的，他们还生了一个儿子。后来浙江佬便带着儿子改嫁给了在浙江跑江湖的金晓淼，再后来跟着金晓淼回到江西贵溪的石泉金家。浙江佬娘家的阶级成分应该没问题，因为当时她有个七十多岁的父亲常常会来看望她，那个年代能跨省自由走动的肯定是党和人民信得过的人。浙江佬五十多岁便死了。

吴银生当过国民党的兵，好像做过班长还是排长什么的，大家都说他挂过皮带。他无儿无女，身边只有一个半路夫妻的老婆，老婆是地主分子，因病吃过朱砂，脑子坏了，因此没看到过怎么批斗她，倒是在家里常常挨吴银生的打。吴银生在一次批斗会上因与邻居的一点小摩擦差点被打死，一件白衬衣被鲜血染透，人都晕死过去了。就那次我知道了什么叫“死去活来”。吴银生现在还健在，九十多岁了，还一个人种菜卖菜，在贵溪叶家塘菜市场我见过他好几次。

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些“牛鬼蛇神”大部分都长眠九泉了，除了聋子“玛玛”、浙江佬还有吴银生的老婆死得太早，其他人都等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摘帽，平反，看到了改革开放，过上了好日子，安享到了幸福的晚年。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