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家中珍藏着一件破旧的女式棉大衣,它陪伴着我家三代度过了多少个寒冷的冬天,苦难的岁月。
“文革”开始,父亲病故,母亲在反右时就被开除公职,其时天天在县城西门外沙滩上挑沙,靠卖苦力母子得以糊口。八旬外婆冬天穿着一件破棉袄,一边烤火一边还是冷得“呵呵”作声,母亲见状心如刀绞。半年多的节衣缩食,终于缝制了一件棉大衣送给外婆过生日。外婆搂着棉大衣,看着面黄肌瘦的女儿,心疼地责怪她不该过于苦了自己娘儿俩。外婆说:人老啦,黄土已经埋到脖子上了,没有必要如此“奢侈”。
不久,母亲带着年幼的我下放贵溪城南农村,外婆与舅母(那时舅父已经去世)则下放贵溪城北农村,南北相隔一天的路程(步行),母女两地思念却“只能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从此天各一方相见难。一年后外婆去世,临终前颤抖着双手把棉大衣交给母亲,母亲接过棉大衣,紧紧攥住外婆那双不停颤抖着、只有松弛皮肤裹着筋骨的手,几多痛苦,几多辛酸,顿时涌上心头,生死诀别,“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在农村,母亲不善农事,继父身体又很差,家里穷得几乎揭不开锅。
后来政策放宽了些,穷则思变的母亲便自学做油漆活,经常跋山涉水,在信江南北走村串户找家具油。数九寒天,母亲就穿着外婆的棉大衣裹着风,挟着雪,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1979年拨乱反正,母亲的冤案得到平反,那件饱经严寒风霜的棉大衣又伴随着母亲走上了讲台。学校的老师都笑母亲衣着太土气,像个生产队妇女主任。母亲对我说:“穿着这件棉大衣就会想起外婆,外婆有两对儿女,我最小,其他三个都英年早逝,我是外婆的心头肉啊!当年我每次游街挨斗,外婆都会夹杂在人群中看着我被人用石头、瓦片追击,遭受跪打捆吊,她老人家不知有多伤心呵!如果外婆能看到我平反复职,看到今天的好日子,该有多高兴啊!”
第二年我家搬回县城,我随之转入县城中学就读。当时家里生活仍然很贫困,可我正长个子,破旧的棉袄狭窄得塞不进我那由少年而青年的身躯。母亲便脱下外婆的棉大衣给我穿,她则穿起了自己那件伴随她二十一年右派历程的,衬布完全脱落又硬又破的光板棉袄。我穿着外婆的棉大衣,脖子上还加了条灰色长围巾(因我自幼体弱多病,常感风寒),同学都戏称我是“孔乙己”、“革命党”,这些“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天真活泼的少男少女哪里知道“棉大衣”、“长围巾”背后的辛酸和无奈。我常以一句古诗——“秀才不怕衣衫破,就怕肚里没有货”作为座右铭,并把它贴在文具盒里时时刻刻自宽自勉。我刻苦攻读,学习成绩一直排在尖子班前十名,几次语文竞赛还夺得全年级第一。虽然得到的只是一纸奖状,但我穿着外婆的棉大衣上台领奖,转身面向同学时却感到非常荣耀,心里比吃了蜜还甜,竟使好几位穿着新棉袄的同学羡慕不已。
结婚后,一次妻洗洗扫扫,翻到那件破旧不堪的棉大衣就要扔,幸好被母亲及时发现。当妻得知棉大衣的“身世”,不禁陪着母亲泪水涟涟。
今天,我们的生活都好起来了,冬天再也不会受冻了。但我感觉还是外婆的棉大衣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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