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汶川大地震过去一周年了，地震带来的伤痛渐渐远去，但地震后体现出的那种空前的“中国精神”，撑起了泱泱华夏的铮铮脊梁。其间，范美忠老师关于“妻子母亲也不救”的几句“真话”，在举国上下荡起了层层涟漪。如今，涟漪虽已渐静，但由此引发的议论的确令人深思。对范老师的说法，网上褒贬不一，有大加指责的，有恶语相向的，也有理解同情的，还有大加赞赏的……总之，褒者拿“说实话（诚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佐证，为范老师摇旗呐喊；贬者呢，也拿“舍己为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说事，将范老师说得几乎狗血喷头。

不错，“说实话（诚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说“真话”就一定值得褒扬吗？这个问题在之前的确不曾思考过。现在提到桌面上来，就觉得该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了。对面走来一位残疾人，脚瘸脸歪的，你对他说：“你这样子好难看哟！”这该是“真话”吧？但你能这样说吗？就是你的这一句“真话”，给残疾人留下的心灵创伤将难以愈合。此种“真话”，不说也罢！

那么，对范老师恶言相向者就是那样正确吗？也未必！应该说，有范老师那种想法的人，在地震的瞬间是不少的，有的甚至比老范还要落后，只是没有“外露”而已。既是不曾“外　露”，自然就无可指责了。

从“说实话”讲，范老师没有错；从“社会人”讲，范老师真不该！

人，是应该有精神的。人一旦没有了精神，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人的精神从何而来？从群体中来。像“装在套子里的人”那样的先生，是很难有振作的精神的。君不见，在拔河比赛时，大家拧住一股绳，再加上拉拉队的助威呐喊，劲就来了，直拉得手破血流也不放松。古人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气”，即“士气”，就是精神，在铿锵的第一通鼓声中会发挥得淋漓尽致。此时，一定来不得“退堂鼓”的。

为了鼓舞精神，增强斗志，有时是不得不说点“谎言”的。

古有曹操“望梅止渴”的典故，那一句“前边有梅林”的明显的“假话”，让口渴难耐的将士们有了精神，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前些年有报载，某战士牺牲了，家里只有一位老母亲，于是战友们就以某战士的名义给老人写信，说自己在部队很好，还时不时的给老人寄钱寄物，让老人在精神的支撑下愉快地生活着。这样的“谎言”，岂不美哉！

还有一位母亲，儿子在前线服役，丈夫因急病而撒手人寰。她为了不给儿子增加负担，让儿子能一心从军，一直隐瞒了父亲去世的消息，并以父亲的名义与儿子交心谈心长达三年之久。如此“谎言”，岂不壮哉！

人，都是生活在社会中的，是“社会人”，那就不能随心所欲，否则，你再怎么狡辩，也不为大众所接受。记得一次在公共汽车上，笔者亲眼见到一位六、七岁的“红领巾”从车厢底板上拾到一枚被踩满了泥的2分硬币，跑到售票员面前敬了个礼说：“阿姨，我捡到2分钱，交给你吧！”售票员瞟了一眼，说：“谁稀罕2分钱？真是的！”那小女孩尴尬极了，脸红到了耳根，好一会儿才“哇'地哭了。售票员说的该是“真话”吧，但她把一种心灵的纯美扼杀在了摇篮之中。这般的“真话”，说有何益？

无独有偶，笔者在闲翻杂志时，偶见一段文字，说一位中年人从书店出来，觉得有一样东西从脚旁滚过，随即听到了“叔叔，您掉的东西”的声音。原来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把那东西拾起来了，要“还”给那位中年人。中年人一看是个无用的汽酒瓶盖，但仍笑着说：“是我掉的，谢谢了，小朋友！”孩子把瓶盖交给了中年人，唱起“我在马路边……”蹦跳着走了。这位中年人虽说了“假话”，但他培植了一种美。如此的“假话”，说说何妨！

在大灾面前，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精神，一种精诚团结的团体精神，一种众志成城的集体精神。此时此刻，任何一个不协调的音符，都将影响着我们的士气。北川县政法委书记在废墟下对救援人员说了句“我是张书记，快来救我”，其实也是当时内心的“真话”，但作为人民公仆，说这样的“真话”就太不协调了。且不说谭千秋老师如何的博爱，且不说上海退休教师沈翠英惊人的壮举，且不说女青年古美兰发起了“完美春天”志愿者团队，且不说……单看那担架上敬着军礼的男孩，我们就会有一种冲动，一种激情。

“你可以这样想，但不能这样说。”有人指责这是虚伪，但笔者觉得这也是“真话”，是社会大背景下的“真话”。因为“这样想”是你个人的权利，但“这样说”就不只是你个人的事了，它就成为了一种社会影响。“你可以不崇高，但不能无耻。”这话虽说有点偏重，但确实体现了在社会大家庭中每个成员应该具备的起码道德：“不崇高”是可以的，那是自个儿的权利；“无耻”可不行，那永远是不会受人推崇的。

邓小平同志用比方的形式说了句成了名言的口语：“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　这里，笔者也套用一下：不管真话假话，只要能鼓舞士气，振奋精神，有利于社会，有利于民众，就是好话。须知，“真话”未必都好，“谎言”未必都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