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米——花哟”,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我三岁那年，父亲病故。当时好心人看到我们孤儿寡母生活没有着落（母亲是右派反革命，被开除出了教师队伍）非常同情，于是张罗着给母亲找了一个扫大街的环卫工人，那工人看到徐娘半老的母亲很是中意，可当得知母亲的政治身份便立即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他轻蔑且铿锵地说：“我宁可打一辈子光棍，也要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

不久，又有人牵线，母亲与一个几年前从内蒙劳改释放的人（原某小学校长，因学生安全事故被劳改）见了面，这下可是“门当户对”了，就连双方的家庭成分也半斤八两，一个是小业主，一个是小土地出租。于是，紧接着他们便谈婚论嫁。在我懵懂无知的年龄，这个被人们称为“老何”的以炒米花为生的男人便冷冷地走进了我童年的世界，成了我的继父。

1968年腊月，城里的“牛鬼蛇神”都被押送农村交贫下中农管制劳动，在劫难逃的母亲要求下放到继父的村庄。很快，农村来了五、六个推着独轮土车的农民，我们跟着一车车家具走出了大南门，踏上了通往广阔天地的信江浮桥。

可载着家具的土车队却在通往继父村庄的岔路上掉头向南走去。惊慌失措的母亲拉也拉不住一辆辆土车，问也问不出个究竟。最后在领队人“老实点”的呵斥声中只有被乖乖地牵着鼻子走，后来才得知因继父村庄在铁路大桥附近，要警惕阶级敌人搞破坏炸铁路大桥。

我们孤儿寡母在农村好几个月，继父一直没有来。原来继父与母亲的结合遭到了亲人和村干部的极力反对，并遭批斗，他们要拆散这对同病相怜或曰“同流合污”的半路夫妻。继父奋笔疾书，直接致信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不知信是被那些人截住了还是上面有什么批示，他们最终让步了。

许是为了入乡随俗，母亲没有教我喊继父“爸爸”，而是叫“爷爷”（音“牙牙”，贵溪方言，即父亲），却又没有给我改姓，致使后来村里人都知道我们是养父子关系。

继父生长在农村，虽说是个知识分子，却满身的农民习气。他平时少言寡语，脾气非常暴躁，与母亲一言不合常常破口大骂：“阿肏你个万代个娘！”可能是因身体瘦弱，倒是从未动手打过母亲。由此可想而知，他对我的管教有多严厉了，吹胡子，瞪眼睛，甩巴掌那是常有的事。

对继父的野蛮和粗暴，备受委屈的我只有内心痛苦，默默忍受。母亲对此很生气，常常与他讲道理甚至争吵，但每次争吵以后，母亲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他，体贴他，左邻右舍都说母亲“德行好”。继父每次生病，母亲都会弄些好吃的给他吃，并且问寒问暖，悉心照料。童年的我很是羡慕继父生病，并曾对母亲说：“还是生病好嬉”，弄得母亲一脸茫然。

继父长着一对金鱼眼，生气时一双红红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往外凸，怪吓人的，我很是怕他。也许是他坎坷的经历而造成他长年阴沉着脸和暴躁的性情，他对我永远是一副冷面孔，在他眼里好像我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只有当我做错事或是他不顺心时，死一般沉寂的家里才会爆发出厉声喝骂并夹杂着一阵噼里啪啦的痛打，然后传出嘤嘤的哭泣。

我一直很羡慕那些从小就得到父爱，尽享天伦之乐的人，每当邻居兄弟姐妹笑声朗朗时，我只有“在廉儿底下，听人笑语”。

记得七岁那年的夏天，母亲在县城学习班接受思想改造，家里就我和继父俩。一天午饭后，我趁继父去河边拎水的空当，偷偷地拉开抽屉（作菜橱用）拈了一块肉皮含在嘴里，准备上学路上好好品尝几个月难得开一次荤的滋味（每次吃饭时，面对继父的虎视耽耽，我从来不敢下筷好菜）。谁知冤家路窄，我刚要出门，继父一步跨进门槛，迎面见我嘴里鼓鼓囊囊的，突然厉声问我：“你嘴里是什么东西？”我惊慌不已，含糊不清地回答着：“肉”。一个响亮的耳光应声打来，我猝不及防栽倒在门槛外。随即我一骨碌爬起来，匆匆上路。我内心痛苦极了，但我没有流一滴眼泪，当然脸上也不敢表现出丝毫的愤怒。虽然嘴里的肉皮对嘴馋的我仍然极具诱惑，但我还是坚决地把肉皮吐在了上学地上。

母亲很少在家呆着，她要么参加牛鬼蛇神学习班，要么做义务工——劳动改造，要么在外做油漆活。十多年来，只要继父在家里，我就不愿呆在家里数算那难熬的分分秒秒，总想躲避与继父近距离的相处。与他外出走在路上前后也常常拉开丈许的距离。因此，我只要瞅到空挡就溜出家门，午饭也不想回家吃，饿着肚子在外东游西荡。可我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天黑了总得回家住呀！然而家里等待我的不是打骂，罚跪，就是饿饭。

那时我曾暗下决心，等继父死后，我定要将他竖起棺材埋，让他死后不得安息。可以说是恨之入骨了。

继父受的正规教育不多，简师毕业，但他却写得一手的好字，应用文也写得不错，且对历史很感兴趣，解放初期曾担任过首任中共贵溪县委书记夏润珍的秘书。村里的人都说他是大学生，什么写报告，写信，写检查之类的事都会求上门来，而我家的一些重活如劈柴蔸，体弱多病的继父便会提出与他们换工。后来少年的我竟不知不觉地也能拿起笔帮人写信，写报告。

下放五、六年间，也就是继父五十岁左右时，他身体虽然很瘦弱，但还能参加农田耕作，只是工分打得很低，是普通农民的一半——五分，丰年的时候一分能值一角钱。那时，除农忙外，继父常常挑着炒米花的机子走村串户吆喝着：“炒——米——花哟！”

当年的农家有土法炒米花，就是把糯米蒸熟成酿饭，慢慢晒干，然后再将酿饭团掰或敲打成一粒粒的，这种晒干的酿饭叫“米花粕仂”，可以存放很久，甚至隔年存放，需要炒的时候就放进炒锅与滚烫的细沙和（huò）在一起不停地翻炒，炒熟后再用铁筛筛去细沙便成了。这种米花很实惠，能充饥，但没什么堆头（体积），炮制过程相当麻烦，且吃的时候口感不是很好。

因此，孩子们都喜欢吃又香又甜的机子炒米花。一斤米一锅，不论什么米都行，一锅仅收一角钱，没有现钱的就给一个鸡蛋。一副担子露天一放，左边是横着悬空在灶上圆筒式的可以密封的高压米花锅，右边是风箱。炒的时候，灶里要不停地添木柴或木炭，右手推拉风箱，左手握着米花锅底端的把手不停地滚动米花锅，这时周围站满了“饿狗守碓”（形容饥肠辘辘的人守在那等吃时的形相）的小孩，大概十五分钟的样子，米花便熟了。最刺激的就是放炮（开锅）的时刻，胆小的孩子都跑得远远的，双手捂住耳朵，这时，继父将锅转离灶口，用特制的麻袋口裹紧锅头，然后抬脚踩实，手拿一根一尺见长的铁管，套住锅盖上的锅柄，猛力一拉，“砰”的一声巨响，锅盖开了，高压状态下的熟米冲进麻袋，瞬间膨胀成了米花。小孩围上来了，大人拿着撮斗，也笑吟吟地走了过来，继父拎起麻袋，将米花抖进撮斗，大方的大人便会给在场的小孩每人一把米花，然后捡起剩余的柴火，搂着撮斗，在自家孩子的追随下，在其他孩子羡慕感激眼神的目送中高高兴兴回家去。接着，第二锅米花又开始炒了。

逢年过节，继父炒米花的生意还是比较红火的，他在外面转一圈便是十多天甚至一个月，每次回来的时候，我家桌上便会堆放着满满的一两脸盆鸡蛋。

继父也有高兴的时候。当年生活虽然很穷，但逢年过节心血来潮的母亲总会弄几个色、香、味齐全的好菜摆上东倒西歪的破桌，一家三口打打牙祭。筷子钳着鸡、肉、鱼、蛋，嘴里呷着白酒的继父常常喝得满脸通红，在酒精的作用下，人便慢慢地兴奋起来了，话也渐渐地多起来了，他兴致勃勃绘声绘色地对母亲讲述着童年跟父亲学裁缝的故事。说他父亲对他是如何的严厉，学手艺是如何的艰难，生意是如何的红火；说他任夏润珍的秘书时人前人后是何等的风光，当时又是如何的不知天高地厚；说他在内蒙劳改时的所见所闻以及各地的风土人情……不亚于今天电视里的《走遍中国》、《动物世界》和《芗溪往事》，作为“旁听生”的我与母亲一起听得津津有味。

闲暇时他喜欢看书，读报，有时还会把我家破旧褪色的地图拿出来查对着什么。桌子上常常放着他翻读着的书，有《红楼梦》、《水浒》等，我是不敢随意翻看的，只能浏览一下打开的页面，从而一知半解地咀嚼着一些片段。

他与母亲经常会聊着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诸如尼克松访华和水门事件、“战犯”黄维的特赦，还有什么蒋介石呀毛泽东的，甚至还会说到古书上的人物，什么曹操啊、周瑜啊；岳飞啊，秦桧啊。从小我对文学、历史、政治就很感兴趣，我想这就是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吧。

继父性格直爽、坦率，为人很正直。

一次，我家一个亲戚又来请母亲去喝喜酒，而母亲为了一家三口人的生存活命长年在外做油漆活，哪有闲暇工夫和心情走亲戚哦。因此继父便一再推辞，可那亲戚为了一份贺礼却一再盛情邀请或曰纠缠不休，继父火了，呵斥他说：“到底是喝你家的喜酒要紧，还是我们全家活命要紧！”结果那亲戚扫兴而归，十年没有跟我家来往。

又一次因晒谷与一农妇发生争执，那农妇欺人太盛，骂骂咧咧，继父用脏话回骂了她一句，这下可闯大祸了。傍晚，她那收工回家的儿子和丈夫不依不饶，对继父推推搡搡的就要大打出手。几番跌倒在地的继父无奈地喊起了“救命”，这种屈服和投降在农村是一种耻辱，此后村里的小孩常常以“救命哦”取笑我。

渐渐地，身体越来越差，气管炎也越来越严重的继父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三口之家就由母亲主外——在贵溪信江南北做油漆匠养家糊口；失学的我主内——洗衣，做饭，喂猪，挑水，种菜地，农忙时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

大姐看到这种情形，多次在我母子面前唠叨：嫁个男人想他养家，到头来竟捡了个负担。后来大姐对我们的接济也少了，说不甘心继父在家白吃。

继父的脾气越来越坏了，甚至蛮不讲理。有时我在半夜被继父与母亲的吵闹声惊醒，便插话护着母亲，暴怒的继父大骂我是“变贼个”，我不敢回言。

一个暑假的夜晚，继父与母亲在屋外乘凉，我睡在屋里。他们又吵起来了，且越闹越凶，引来了邻近很多人看热闹。我忍无可忍，冲出去推了继父一把，他跌坐在竹床上。那晚他很伤心，母亲转而安慰他，倒水给他喝。事后邻居们都对母亲说：“你两娘崽过更自在，跟他分开算了。”但风烛残年的继父已没有退路了，他两个儿子都不认他，只在他病重时迫于社会的舆论压力来看过他一两次。毕竟他与我们一起风雨同舟十几年，母亲拿不起那个心，对继父仍然是不离不弃。

1979年春，因侨居加拿大的外公（加拿大侨领）嘱小姨、姨父回大陆探亲，尚且戴着反革命分子帽子的母亲被先行安排在县城教书，紧接着母亲的冤案得到彻底的平反，我随母在城里读书。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反革命；军属、烈属不如台属、侨属”，母亲在政治上开始吃香起来了。那年村里放了一场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与母亲风雨同行十二年的继父看后颇有感触，他竟然担心起地位悬殊的患难夫妻能否维持下去。半年后，母亲想方设法把继父的户口也迁到城里吃商品粮，接着又将继父接到城里，与我们一起居住在我家复兴路旧居。继父看到糟糠之夫不下堂，悬着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但疾病却对继父纠缠不休。

一次，继父大病。母亲特意叫来大姐在家服精心侍继父几个月，一边治疗，一边调养。冬天，我为继父翻身，换热水袋；夏天，母亲为继父抹澡。有时继父换下带有粪便的裤子，看到母亲很忙，我便及时洗了。

一个春天，继父出院。当年老百姓是没有什么交通工具的，要借个平板车都很难。泥泞的复兴路如同水田，母亲一路退着走在屋檐处，双手向前牵着继父的两手，继父则像是学步的孩子，蹒跚地由母亲牵引着。这对特殊的行人，竟引来路人驻足侧目。

一天傍晚，我与母亲回到家里，看到继父躺在摇椅上一动不动，叫他几声不应，推他几下不醒，我们慌了。母亲叫我去二小喊继父的外甥，我们七手八脚将继父抬上床。母亲让继父斜躺着以便呼吸顺畅，不会被痰卡住喉咙，并将被子盖得严严实实。继父的外甥对母亲说，不要徒劳了，看样子舅舅是不行了。可母亲还是坚持要这样，半夜，继父的喉咙咕咕作响，母亲用手指伸进继父嘴里，硬是将一口痰抠了出来。继父又一次死里逃生。

1980年11月，继父病故。那天夜里，我迎风流泪跑过信江浮桥到舅舅家报丧，舅舅打开门，我只喊了一声“舅舅”便泣不成声，嚎啕大哭。回想那苦难岁月，我不恨继父，大家都是可怜人,否则不会走到一起。在那凄风苦雨中，还得感谢继父与我母子风雨同舟。在那个罪恶的年代里，继父与我们贫贱不相弃，生死长相依，为我们遮过风，避过雨。有继父在家，母亲便可放心外出挣钱养家；有继父相伴，母亲凡事便有个商量，有个依靠，并可免去“寡妇门前是非多”的麻烦。古人云：“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没有继父对我的严酷，顽劣的我在母亲无原则的宠爱下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继父与我们在一起的岁月里，他也受尽了歧视和凌辱，他心里也很苦。我们不关心他，还有谁会关心他呢？　

转眼三十年了，每当想起继父，耳边便又响起了“炒——米——花哟”的吆喝声。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