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相遇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是在上世纪九八年秋。那是一个秋雨潇潇的夜晚，一个架有塑料雨棚的书摊，有四十瓦灯泡的光在夜风中晃摇，我翻到了它，然后用人民币3元8角将它占为己有。那个时侯，我刚开始我的职业生涯——教书，工资菲薄，工资除日常开销外，我基本用来买书。买书，目的只为看书，而不为藏，不求纸张颜色灰白与软硬，这也是我唯一的业余爱好。

其后，各种版本的《白鹿原》，就会隔个时段出现在我的床头，因为书被人借走，人往往不肯归还。这样，我去书店时看到它，总会情不自禁的买上一本，它就自然而然地被我一次又一次地翻开、阅读品味。我喜欢这本书，毫无疑问。

这本书是优美的，却带有些苍凉的味道。通篇上下没有一句“胡兰成”小说样令人惊艳、华丽独到的句子，行文非常朴素。但这朴素中，它却向人诉说着深刻的哲理。恰如台湾“柏杨”先生临终的掷地有声——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何为人话，如汶川大地震时温家宝对千万官兵说的“你们要记住，是老百姓养着你们”，这就是人话。而国内某一知名经济学专家在cctv上说的“房地产是中国的支柱产业，房地产若降价崩溃了，全国人民都得跟着完蛋”，这就不是人说的话。《白鹿原》里面说的是人话，说的是千古遗留下来的人话——道义，它不同于“余秋雨大师”《文化苦旅》里的哗众矫情，更没有“于丹名家”捧本《论语》生出《论语心得》来为当今政权粉饰太平。

陈忠实先生以“道义”两字为墨，描绘了书内令人印象深刻的各色人等。有一生刚硬，光明磊落的“白嘉轩”；有一生狡诈好色好权但不失农人本色的“鹿子霖”；有执着追求共[chan*]党光明，但最后又失去踪迹的“鹿兆鹏”；有败家荒唐又成新中国第一任本土县长的“白孝文”；有迫为土匪后学为好人，最后却起义屈死，忠诚有义的“黑娃”；有放荡可怜的“小娥”；有反叛却盲从共产革命莫名死去的“白灵”；有一生自尊信义的长工“鹿三”等等。但我以为，陈忠实先生描绘的人物以“朱先生”为最，在书中，“朱先生”也被作者写成为白鹿原精灵（白鹿）的化身。这应该是此书中示人的精髓所在。朱先生为整个白鹿原上最德高望重的学者，孜孜好学，诲人不倦，人生信条为“学为好人”，正直仁义，不涉权势，一生活得正气浩荡，令人屏息仰视。朱先生是忧国忧民的，但他又能冷眼洞穿世事纷争的真实。

在此，本人且将文中作者刻画朱先生的句子摘录下来，加以本人的阅后之感。

书中写到，朱先生应邀至南方讲学，见同仁拉其一同游山玩水，出入烟花之地，怒不可遏，对同仁大发雷霆，“为人师表，传道授业解惑也，当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吾等责无旁贷，本应著书立说，大声疾呼，以正世风，竟然是白日里游山玩水，饮酒作乐，夜间寻花问柳，梦死醉生……。”朱先生那时已近而立之年，身上有读书人的浩然正气，对同仁的趋炎附势的道德流失异常悲愤，他用古时知识分子的良知来大声疾呼人间的道义。我想作为今人，今天的“为人师表”，我们该不该被朱先生怒不可遏大发雷霆地责问，这令我很有些问心有愧，惴惴不安。

书中写到，朱先生应西安城第一任总督张总督之邀，至朱先生与张共同恩师也是清朝廷末任甘陕巡抚“方升”处作退兵说客。“恕我直言，清廷犹如朽木难得生发，又如同井绳难以扶立，你纵然平复关中，无力平复武昌湖广，你一枝一梢能维持多久？”“恩师常言顺时利世，在清为政多年，颇获人心，而今挟刃领兵几十万进入关中，腰斩的岂止张总督一人？目下城里城外惊慌失措，谣传恩师要洗城，战事一起遭伤害的是百姓。”这里，在其位，谋其政，朱先生的恩师是一方巡抚，集来十几万清兵收复西安城并没有不妥之处，且私情来讲，张总督知恩不报，反将恩师方巡抚赶出西安城，确实会令“方升”愤壑难填。而朱先生已看到了清朝庭气数已尽，国民军肯定取代清廷帝制而实行共和。君轻民重，以西安城内的百姓的生死安危来劝止同是圣贤门下且为官清廉爱民的“方升”退兵。后来朱先生此举成功，那是朱先生一刀切中了张巡抚的要害——方升良知未泯，道义尚存，反之，朱先生的一片忧民之心将都付与东流。这里，使我感慨当今的为官之人，能否多关心一下黎明百姓的生存状态，少搞些虚假数字的幸福指数，少搞些金装衙门、银堆政绩的“形象工程”。　

书中写到，当整个滋水县遭遇天灾，民国县长上门请求朱先生出面主管救灾赈济时，朱先生慨然击掌“书院以外，啼饥号寒，阡陌之上，饥民如蚁，我也难得平心静气伏案执笔；我一生不堪重任，无甚作为，徒有其名矣！当此生灵毁绝之际，能予本县民众递送一口救命饭食，也算做了一件实事，平生之愿足矣！”朱先生一生不愿为官，恩师方巡抚对其的委任数次推脱，但在此事件中，朱先生慷慨应允。这是因为天灾中的民不聊生刺痛了朱先生的心，这是因为朱先生自信能在这个“肥缺”前做到不染一尘，这使我心酸地忆起不久前的“汶川大地震”，全国上下齐心合力捐款捐物。但，如网上曝光的福建某学校领导主持拍了上电视新闻的假捐款仪式；汶川当地某小领导的一夜暴富；某新闻发言人的一句“多难兴邦”；还有丢下年幼学生独自夺门而跑的“范跑跑”。试问一下这些人，这些共[chan*]党员，你们还有没有做人最基本的社会责任与良心？

书中写道，当共[chan*]党员鹿兆鹏，在岳父冷先生倾家营救下逃过杀头一劫后，让朱先生算上一卦，预卜一下国共两党争斗的将来结局如何。朱先生回答“卖荞面的和卖饴铬的谁能赢谁呢？二者原出一物。我观‘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大同小异，一家主张‘天下为公’，一家倡扬‘天下为共’既然两家都以救国扶民为宗旨，和起来不就是‘天下为公共’吗？为啥合不到一块，反弄得自相戕杀？公字和共字之争不过是想独立字典，卖荞面和卖饴铬的争斗也无非是为独占集市！”作为一个清末的旧学者，可以说朱先生学富五车不为过，对于朝代更替中的某些政治斗争，朱先生一律淡然观之。他将“国共”之争用“卖荞面”和“卖饴铬”加以形容，看似冷眼且简单，其实其中蕴含着很大的哲理，这就是千百年中国历史无数次浩劫中顽强遗留下来的“道义”两字。在朱先生的思维中，“民”是最重要的，也就是需吃“荞面”或“饴铬”生存的天下百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新中国成立至今已过了五十多年，纵向来说，全国上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百姓的生存状态也有了质的飞跃，从茅屋草房到高楼林立，从泥泞土路到高速公路。但横向来说，官员腐败，体制垄断，贫富差距等等确实需要我们的政府去好好思考一下。“三农政策”也好，“民生政策”也罢，老百姓需要吃的是粮食，而不是“会议精神”。　

“道”是规律、真理，“义”是公正、合宜。“道义”，从未以条文的形态示人过，但它又在人类文明各个角落无声地顽强存在着。东方也好，西方也罢，每个社会结构合理的国家都将其作为基础，“公平竞争”“人权自由”“信誉诚信”等，只是形态不同而已。“改革开放”三十年，不容置疑，社会前进的步伐中百姓能吃饱饭穿暖衣了。但，其中出现大肆张扬的“惟利是图”、“唯官为尊”，与越来越多底层老百姓失去对未来生活信心的叹息声，使我们不得不怀疑“道义”现在已被排挤出主流文化的体系，走向边缘或者没落。　

幸好，中国还有《白鹿原》等这样的书在阐述着它的存在，幸好，中国还有陈忠实先生等这样的文人在说着一些人话。我的心在书里书外苍凉着，但我仍然又一次虔诚地翻开它，如“白嘉轩”样弯腰在喧嚣都市临街而开的一个窗口，找寻、呼唤......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