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等智者

在我看来，第一等智者应该首先是那些能对历史的趋势作准确预言的人。

郑桓公时的太史伯便是这样的一个奇人逸士。据《史记》记载，郑国的始封之君郑桓公，是周厉王的儿子，周宣王的庶弟。宣王即位二十二年，友才被封在郑地(今陕西华县)。友能使周朝与百姓和睦相处，深得百姓爱戴。因此随后又被周幽王封为司徒。他在做了一年司徒之后见周幽王宠幸褒姒离弃诸侯，就询问太史伯说：“周王室不久肯定会出现巨大的政治变故，我应该到哪里去安身立命呢？”太史伯建议他迁国到现在洛水东、黄河以南这个地方。郑桓公说：“假如我迁到长江南边去会怎么样？”太史伯说：“不可。过去祝融替高辛氏掌管火，功劳甚大，但他的后代在周朝也没有兴盛起来，楚国就是他的后代。周王室衰弱，楚国一定兴盛。楚国如果兴盛，对郑国绝对没有好处。”郑桓公又说：“那我去西方行不行？”太史伯说：“也不行，西方民俗贪而好利，而且秦以后会从西方兴起，你仍旧难以立足。”太史伯又为他分析了其他两个方向的形势：东方因是姜太公的封国齐国，所以根本无法插足；北方则是晋国的地盘，也无立锥之地。因此只有洛水以东、黄河以南一带邻近虢国、郐国的狭小地方尚可能有立足之所。虢和郐国的国君既贪婪又喜好占小便宜，百姓不顺从他们。现在郑桓公贵为司徒，深受百姓爱戴，如果请求住在那一带，会很容易地得到两国国君赏赐的一部分土地。随着形势的发展虢国和郐国的百姓会因离心离德而成为郑国的百姓的。针对天下即将出现诸侯纷起的新局面，桓公进一步问道：“周王室衰弱，哪国将兴盛呢？”太史伯回答说：“齐、秦、晋、楚吧？姜姓齐国是伯夷的后代，伯夷曾辅助尧掌管仪制度。嬴姓秦国是伯翳的后代，伯翳曾辅助舜使很多部落顺服。至于楚国祖先，也都曾为天下人建立了功业。周武王战胜纣王后，成王把唐封给叔虞，那里山川险阻，凭这些有德的后代与衰弱的周室并存，晋国也一定能兴盛了。”桓公于是听从太史伯的建议急速向幽王请示，把他的百姓迁移到洛水东部，虢、郐国国君果然向他贡献出十座城邑，使郑桓公终于建立了郑国。

从这一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太史伯对历史的预言何其精确，其一席话足可以兴国安邦。历史对于这位太史伯并无更多的记载，可能也仅限于他与郑桓公友的这段对话。但仅此亦足以彰显太史伯作为一等智者的非凡智慧。

中国历史上象这样的预言家还是很多的。一九七二年四月，考古学家们在山东临沂的一座西汉墓中发掘出了大量的论兵竹简。其中有几枚记载了吴王与兵家鼻祖孙武的一段对话。吴王问在当时晋国六卿（范氏、中行氏、智氏、韩氏、魏氏、赵氏）中谁先灭亡，孙武回答说，范氏、中行氏最先灭亡，紧承其后的是智氏，再其次是韩、魏，最终将由赵氏统一晋国。至于孙武何以能作出这样的预言基于如下认识：“范氏、中行氏把一百六十步作为一亩，亩制相对较小，但每亩所征税并未减少，因此收入相对较多，能够培养更多的家臣、武士。如此两家就会变得奢侈傲慢，希望建立武功，养成黩武好战的习惯，人心背离，定会走向灭亡。智氏的情况虽比范氏、中行氏稍好，但情况差不多，会紧接着范氏、中行氏而亡。再次韩、魏的情况与智氏基本相同，也会相继灭亡。最后能统一晋国的当属赵国，因为赵国田亩大，又免去了许多租税，办事从俭，养的武士较少，民心归附于赵，虽经历一定困难，但最终必定能统一晋国。”通过这一段对话我们发现，孙武在其对话中运用的是纯粹的经济学与阶级分析的思想而非单纯的兵家语言。可以说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古人们便能相当娴熟地运用当代人才具备的先进思想武器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奇迹。可惜的是这一段对话却长期埋没于坟墓之中，否则仅凭这一段对话便足以对中国的历史发生十分深刻的影响，它将为我们的历史思维提供一种更全面更深刻更锐利的思想武器。

当然孙武对这段历史的预测并不全然正确。按照孙武的预测将是由赵国灭亡韩国和魏国从而在晋国范围内完成一次再统一的过程。但历史的结局却是晋国再没有能实现一次所谓的统一，而最终却是由秦国完成了包括晋国范围在内的全国性的统一。我个人认为这种发生在晋国范围内的再统一过程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奴隶制度只适应于一种松懈的统治形式。应该说晋国所以一分为三是阶级斗争与阶级内部斗争的结果，但主要是阶级内部斗争的结果，否则就不是三家争晋而演变成奴隶起义了。矛盾重重的奴隶制度业已将晋国一分为三，那么这种矛盾重重的奴隶制度也是不可能将分裂的三家再合而为一的。以上分析可以参考我的其他著作诸如：《少康中兴的历史根源》等等。当然我的分析仅仅只是缘于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而并不是在否定孙武的伟大天赋。相反，因为这一段久违的历史的重见天日，使得我对中国历史上的这些伟大人物由衷地滋生出更多的敬意。可以说孙武的这一论断运用于改革可以使其成为一个天才的改革家；运用于政治和经济及其他方面亦足可以使其成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中国古代的军事家其思维领域往往并不拘泥于军事，而是能从政治的、经济的当然也包括军事的诸多方面全面而深刻地分析问题，具有着十分罕见的多方位的才能。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历史深处蕴含着多么丰富的民族智慧之源，我常常为这种民族智慧所惊叹，所折服。

略早于诸葛亮出现于东汉末年历史舞台的也有一位杰出的谋士郭嘉，当时人称之鬼才。从他非凡的深远谋略来看其人确实有神鬼莫测之才。最能体现出他远见卓识的是在曹操统一北方的过程中，他多次神机妙算使曹操出奇制胜，屡建奇功。当时，各诸侯割据一隅，都有鲸吞四海之志，而曹操在众多诸侯之中远非实力最强的。在这种纷繁复杂的情况下，何为首要敌人，何为次要敌人，哪些敌手可缓图，哪些敌手需急克，如何避免腹背受敌，如何以少胜多，如何选择出击最佳时机，总之危机四伏，牵一发而动全身。只有对对手进行准确判断科学预言，料在敌先才能克敌致胜，立于不败之地。而郭嘉正是应运这一时代而诞生的鬼才，也许只有神鬼莫测之“鬼才”称谓才是对他的最高赞誉。

197年曹操讨张绣新败，袁绍写信羞辱曹操。曹操就北方之势问计于荀彧、郭嘉。初出茅庐的郭嘉详细地分析了曹操与袁绍的实势对比，提出了著名的十胜十败说。郭嘉的分析流畅缜密，很具说服力，有一整套完整的理论系统作为依据，不但重新振作了曹军将士的斗志，更帮助曹操拟定了远期和近期的作战目标，从而正式将被纳入了曹操军事智囊的核心。

曹操统一北方的最大障碍便是当时实力雄厚的袁绍集团。除此之外，吕布、齐备、孙策、关中集团各路诸侯均为劲敌。为避免四面被围攻。曹操采用郭嘉和荀彧之策，上表封有智谋且与关中集团友善的钟繇为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有效地扼制住了关中集团。又采用郭嘉之策，先后打击了吕布及刘备，免去了后顾之忧。

公元198年吕布击败刘备和曹操的援军收纳了泰山贼部若干，势力壮大，虎踞徐州。曹操分兵东线，对吕布形成攻势。吕布在前期遇挫后固守，战役持续了大半年，曹操见士兵疲惫准备放弃。郭嘉和荀攸却看出胜机。郭嘉以项羽为例劝谏曹操，提出有勇无谋者若之气衰力竭时将不久于败亡的观点，劝曹操急攻。曹操从谏，果然一鼓作气擒杀吕布。

公元200年，正当曹操大军与袁绍在官渡相持不下之时，车骑将军董承等企图刺杀曹操的计划泄露，董承、王子服、种辑皆被屠灭三族，参与密谋的刘备侥幸逃脱，且势力越来越大。曹操欲亲自征讨刘备，部将们担心袁绍从背后攻击，都进言说：“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今绍方来而弃之东，绍乘人后，若何？”独郭嘉力排众议、果敢笃定地说：“袁绍性格迟缓多疑，就算要偷袭也不会很迅速。但刘备的势力刚刚聚集不久，众心未附。如果实行闪电战，必然得胜。”。曹操遂亲率大军东征刘备。果然冀州别驾田丰劝说袁绍，乘机袭击曹操后方，袁绍却以幼子重病为由不肯出兵。使得曹操能了无牵挂地大破刘备，获其妻子，擒关羽，进而又击破了和刘备联合的东海贼寇。曹操之迅速击溃刘备，避免了在官渡之战中两面作战的局面。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对孙策之死的准确预言。时江东小霸王刚刚成就江东霸业，因曹操和袁绍在官渡对峙，遂有谋图中原之心。曹军得知这个消息都很畏惧，只有郭嘉料事如神地说道：“孙策刚刚吞并江东，所杀的都是深得人心而有死士归附的英雄豪杰。孙策为人轻率疏于防备，虽然有百万之众，却形同孤家寡人。必定会遭刺客伏杀，死于匹夫之手。”果不其然，孙策是年死于许贡家客的刺杀，北进计划胎死腹中。

如此准确之预言，实在令人瞠目结舌，叹为观止。与之相仿佛的是公元234年，诸葛亮率大军最后一次出斜谷北伐中原。当是时司马懿已料定诸葛亮之死期将至，却还是演绎出“死诸葛吓走活仲达”的故事。虽说司马懿也可谓一代英杰，但是和郭嘉相比而言可能要稍逊风骚了。郭嘉以弱势而力克强敌，司马懿居于强势却只能采取守势，自不可同日而语。

嗣后在彻底打败袁绍残余势力过程中，郭嘉又屡出奇计，或缓征以静观其内部发生变故；或急起直追，以图完胜敌军，运筹帷幄，谋无不中。可惜的是就在这次远征乌桓出奇兵制胜的过程中，因为水土不服，气候恶劣，日夜急行军操劳过度，郭嘉患疾病逝，一代奇才遽尔星陨。实在令人扼腕叹息不已。需要说明的是这位能算计到孙策之死的谋士，也准确地预言了自己的死亡。曹操曾痛悔莫及地追忆道：“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郭嘉）常言‘吾往南方，则不生还’。然与共论计，云当先定荆。此为不但见计之忠厚，必欲立功分，弃命定。事人心乃尔，何得使人忘之！”

207年是个特殊的年份，两位重量级谋臣郭嘉和诸葛亮擦肩而过，在郭嘉撒手离去的同时，诸葛亮正式出山辅佐刘备。就在曹操出现人才的断档时期，诸葛亮迅速地脱颖而出，揭开了其叱咤风云一生的序幕。现代多有人设想，假如郭嘉不过早撒手尘寰，等待诸葛亮的会是怎样的一种命运和结局呢。历史虽然不容假设，但若果真如此，恐怕诸葛亮的一生将会改写。因为决定两人命运的将是曹操与刘备的实力对比，而不是智慧的一较高下。这将远不同于司马懿面对诸葛亮似的始终不敢作正面交锋。诚如曹操在兵败赤壁所引发的浩叹曰：“若奉孝在，不使孤败至此！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看来即使是当时之曹操也在幻想着这种历史性的假设。

二、过于迷信自己，以卵击石

诸葛亮尝自比管仲、乐毅。在某些方面，诸葛亮或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审时度势或者说对形势的宏观把握等诸方面却难与之相较。

管仲在军事方面的卓越才能体现在他统帅大军深入不毛，打败了势力强大的山戎部落，这似乎与诸葛亮七擒孟获相仿佛，难说高下。当时之山戎为诸戎部落的一个分支，中原各国无不闻风丧胆，望而却步。因闻齐桓公欲称霸中国，于是率兵绕道至燕国展开强大的攻势。燕庄公无法单独抵御向齐国告急。齐桓公和管仲于是亲率大军开始了这次跨界远征。

这次远征可谓艰苦卓绝，险象环生。曾经迷路于浩如烟海的旱海，但凭几匹老马开道才走出绝境，这便是老马识途这一成语的来历；也曾经历缺水之苦，只是在蚂蚁聚身的半山腰才找到水源；采用过火攻、远程奔袭、水攻等诸多战术及类似四面楚歌之攻心战术，历经千辛万苦才夺取这次战争的胜利。让人拍岸叫绝的则是管仲在打败山戎后却尽将所得土地悉数相让于燕国，使燕国一跃而成为一个大国之列。燕庄公在相送齐国君臣时为表诚意不觉送至齐国土地上。齐桓公说：“自古诸侯相送不出境外。寡人不可无礼于燕君。”因此缘故，连这片原属于齐国的土地也一并割让给燕国。这些土地或为齐国军队从山戎手中夺取的领土，或为齐国固有疆土，都并非燕国所有，据之为己有燕国人自无话可说，何以拱手相让于人呢？我想后世之人多有不明白者，但是春秋时期的各霸主却是心领神会而争相效仿的。何也？

我个人认为春秋时期是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它是我国的奴隶制时期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乱世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均势均力敌，谁都无法吞并谁，对土地的盲目争夺有时会适得其反，引发更多的内乱和矛盾，所以一些有远见的诸侯君主便会以追求另外的目标来实现自己争夺霸权的期望值。当然不以土地为争霸目标，不以经济利益为争霸要求，还必须有一个条件，这是针对资本主义世界而言的，即当时处于奴隶制时代，诸侯国国君便是该国的最大的奴隶主，全国之土地尽归其所有，拥有相当大的土地处置权力和经济处置权力。象资本主义世界内阶级矛盾，阶级内部矛盾重重，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所谓众口难调，欲壑难平，决定了它每一次发生的战争必以争夺土地资源和经济资源为目标，它的每一次战争无不沾满了殖民地人民的鲜血，决定了其贪婪丑恶的本质，决定了其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处于奴隶制时代的中国人都要比资本主义文明得多，伟大崇高得多，具有西方人所无法想象的精神品质和远大理想。齐桓公争霸及后来的某些诸侯君主的争霸都体现出同样的特征。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及世界历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历史事件，恐怕即使是今人尤其是身处西方世界的人所无法想象的。但是身处奴隶制时代的古中国人却做到了。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正是因为齐桓公及管仲所表现出的这种首创精神决定了其他欲争霸的霸主的争相效仿。管仲在其中所表现出的是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天才般的远见卓识。

当然我们无法要求处于封建时代的诸葛亮做到这一点，因为时代不同了，封建制毕竟是一种高于奴隶制的社会制度，生产力的发达和阶级斗争的相对缓和使得封建集权制度能保持在全国范围内的有效统治。因此对土地的争夺是势在必得。但是问题在于当时的情形却是魏国实力强大而蜀国却相对弱小，蜀国自顾且不暇，哪有实力吞并强大的魏国呢？

关于蜀对待曹魏的正确军事路线，或许同时期的贾诩要深谋远虑得多。有一次，曹丕问计于贾诩说：“我想讨伐不听命的人来统一天下，吴和蜀两处，你看应该首先解决哪一处？”贾诩回答说：“夺取领土首先要在军事上占据绝对优势，建立统一业绩更必须以政绩来使民心归附。陛下顺应天时接受了帝位，占有了天下，如果用德政来教化他们，静候他们自身发生变化，那么平定他们就轻而易举了。吴和蜀虽然地方很小，但他们分别有高山和险水作为依托，刘备雄才大略，诸葛亮善于治国，孙权懂得虚虚实实用兵之道，陆逊善察军情，凭我们现在的军事实力很难一下子使其归顺。我想在群臣中还没有一个堪与刘备、孙权相匹敌的。虽然我们可以凭借天子的威势凌驾于他们之上，但实在看不到有任何胜算。我以为我们现在应该先用德化使其心悦诚服，然后才能付诸武力。”曹丕并没听从他的意见，发动了“江陵之役”，结果士兵死伤很多，这才后悔不及，于是在曹丕当政期间再很少主动挑起战端。从这方面来说，曹丕善于采纳正确意见，贾诩则较之诸葛亮更善于审时度势。

我个人认为这段话虽说是在谈论曹魏对吴和蜀所应采取的军事路线，其实也适用于蜀对曹魏的所应采取的军事路线。即攻心为上，攻城为下，静观其变或许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三国时期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三个割据势力实力相当，各有优势。曹操包括曹丕在内、刘备、孙权均为出色的政治家，手下英才辈出，将星云集。曹操广有中原之地，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雄厚，蜀国则山高林密，吴国则划江而治，蜀、吴两国经济初步得到开发，经济和军事力量都不容小觑。三国力量如此均衡，这在之前的封建割据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譬如西汉，人才都在刘邦这一边，呈现一边倒的优势。因此刘邦能以弱克强最终战胜强大的西楚霸王赢得胜利。东汉刘秀自己本身就是个帅才，却没有遇到象项羽这样强劲的对手，想不成功开创一代基业也难。而三国所处的时期却与之前截然不同，诸葛亮或许太过于迷信自己的智慧，其实魏国的诸多谋士其深谋远虑并不在其之下，诸葛亮或许也太相信自己的文治武攻，殊不知魏国诸臣的文韬武略也并在其之下。问题还在于魏国的人民在魏国的较为清明的政治统治下能安居乐业，而诸葛亮无端地挑起战争，只会增加人民的痛苦，哪里谈得上使民心归附呢？诸葛亮逆势而为只能是一次次以失败而告终，最后饮恨秋风五丈原，结束了其悲剧性的一生。

三、他发展壮大了自己的敌人

诸葛亮始终不渝地紧绷着这根战争的弓弦还产生了一个他所无法预料的恶果，为自己的敌人输入了新鲜的政治血液，发展壮大了自己的敌人。他的这个敌人便是晚年的诸葛亮在战场上的唯一对手司马氏集团。

司马氏集团的团长便是司马懿。司马懿除了深富文韬武略而外，演戏功夫更是在政治家中首屈一指。时值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司马懿素有抱负，为曹操所知，想征召为己所用。司马懿不愿屈从侍奉曹操，以风湿病不能自理为由拒绝。曹操何许人也，并不相信这种托词，派人假装前去行刺，面临生死危亡之际，司马懿居然能不动声色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知道这只是曹操在试探他而已。虽然曹操试探未果，但是他的这种招术也未能骗过曹操，只是曹操麾下人才辈出，暂时对此不屑于理会而已。只到曹操升任丞相之职后又再次征召司马懿为文学掾，这次曹操的态度便相当坚决和果断了：“如（其）复盘桓，便收之。”司马懿对曹操的为人也是了解的，也许比对自己的了解更为深刻和透彻，知道自己这次是躲不过去了，不得不对外宣称自己的病好了，要出山了。

应该说司马懿的出山只是他夺取权力的一个步骤而已，真正使他逐步登上权力顶峰的幕后总导演和总指挥却是诸葛亮。诸葛亮六出祁山以期完成统一大业，尽管斗志未酬身先死，但是却迫使司马懿不得不一次次地领兵出征，将兵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使得司马氏集团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正是这支横空出世的生力军成为埋藏蜀国和吴国的主力军。

封建君主有一种很可怕的惰性思维，所谓富不过三代，其实封建统治也常常是开明不过三代。当时之蜀国、吴国均是如此，魏国则是幼主执政，一味受人愚弄而已。三国均有大敌当前，内忧外患层出不穷，但却均不思上进，乐不思蜀，不知灾难旦夕将至，仍然昏庸暗弱了下去，可见这种惰性是多么的可怕，无法避免。当然也有人试图螳臂当车改变这一潮流，此人便是辅佐大臣曹氏集团内部的大将军曹爽。公元247年，曹爽滥用权力把太后迁到永宁宫，一时曹爽兄弟“专擅朝政，兄弟并掌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并加紧排挤司马氏的势力。司马懿不能禁止，不得不再次伪装生病，不问政事。曹爽及其同党也担心司马懿装病不过是一段历史在重演。这年冬月，河南尹李胜要到荆州任刺史，行前去拜望他。司马懿让两个侍婢尽力扶持自己，却是连拿衣服都拿不稳，竟然会掉在地上，还指着嘴直说口渴。侍婢献上粥来，他用口去接，一口汤居然会流满衣襟。李胜说：“众人谓明公旧风发动，何意尊体乃尔！”司马懿故意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年老卧病在床，死在旦夕。这次你调任并州，并州靠近北方异族，你当好好防备才是。今后我们恐不复相见，我把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兄弟托付给你。”期间司马懿故意错乱其辞，语无伦次，总之一副苟延残喘之狼狈相。司马懿又一次在装病卖傻，演技已驾轻就熟，炉火纯青，堪称一流。可惜他的观众却早已不是素以诈术著称的曹操了，而是智拙无能的曹爽之辈，从此曹爽便居然不再防范司马懿了。司马懿居然需要一次次的装病来扭转颓势，虽孙膑再世亦恐有不及之处，这不能不说是政治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大奇迹。

因为诸葛亮不时地发动对魏国的统一战争，使得唯一能与之相抗衡的司马氏家族权力膨胀，最终取代了已经暗弱无能的魏国幼主。这是一股新鲜的政治力量，虽然最终还是会不可避免地昏聩下去，无情地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中。但是在其执政之初却是绝对不会的，他们会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政治头脑和高昂的斗志，面对业已衰弱下去的吴和蜀必定会毫不犹豫地采取强有力的军事和政治措施，从而加速吴国和蜀国的灭亡，达到某种程度的统一。尽管诸葛亮不愿正视这样的局面，但这种结局却可能是象贾诩这样的谋士所早已预见到的，只是一惯小心谨慎的他根本没有机会或不屑于表达他的这一预见罢了。让我们再来体会他与曹丕的那一段问话吧：“陛下应静候他们自身发生变化，那么平定他们就轻而易举了。”这种所谓的静候他们自身发生变化，焉知不包括魏国的发生变化，毕竟他经历过曹氏篡位的全过程，对权臣所能演绎的一切早已心知肚明。呜呼，倘若诸葛亮九泉下有知竟是自己将蜀国的大好河山拱手相送于自己的死敌，将情何以堪！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