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5日，《南方周末》记者黄河在该报上发表了《深圳公民的“公共预算之旅”》的报道：

“吴君亮是深圳君亮资产管理公司的ceo。1980年代赴美留学，拿到了休斯敦大学政府管理学硕士。20世纪初，美国经历了一场由民间研究机构推动的轰轰烈烈的公共预算改革，那场运动不仅重塑了美国政府，而且深刻改变了政府和社会民众的关系。向纳税人负责从此成为每一届政府不可逾越的信条。这段历史让吴君亮坚信，公共预算改革是政府跟公民共同参与的进程，而一个社会公共预算的水准，不仅可以衡量它的进步程度，也可以衡量它的人文觉醒程度。他带领两位财务分析人员组成自愿者，怀着“天真”的理想，从2006年起，在深圳开始了“不务正业”的公共预算之旅。他们向十几个中央部委、十几个地方政府提出了查看预算案的申请。一次次的失望之后，2008年5月27日，他们终于看到了深圳市政府的2008年度部门预算草案，深圳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向普通公民公开政府预算的城市，到目前为止，这也是惟一的一次。据吴君亮团队的初步估算，2008年深圳市本级预算中，内容重叠的项目支出，加上公车使用费等公共开销，占到了160亿元部门总预算的三到四成，按照衡工量值的标准，这些支出可以砍掉大半。”

这是中国走向现代社会历程中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利益被政治权力代表了几千年的中国民众对“为民父母”的政府“花钱”提出了公开的不信任和质疑，我是纳税人，花我的钱，为什么瞒着我，不让我过问？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公民“利益主体意识”觉醒后在法律框架内自发的向政治国家提出最具震撼力的利益维权诉求。2007年4月，国务院发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其中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的预算和决算报告是需要主动公开的“重点政府信息”，必须向公众开放并提供便利的查阅条件。2008年5月1日，《条例》正式实施。这是国务院对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决算信息披露的强制性法律，不主动作为本身就是违法，可本法开始实施至今有哪个地方政府和中央部委的预算主动向公众公开？又有哪个纳税人主动要求查阅？吴君亮之举对我国建立公开透明的科学公共预算制度无疑具有开先河的滥觞效应。更重要的是吴君亮团队的自愿者行动使我们看到了公民参与社会治理自觉主动约束政府权力的公民社会的曙光。2009年3月20在吴君亮事件的影响下《中央财政预算数据》首次主动公布。尽管许多地方叫你看不懂，但发布就是进步。

公民社会是独立于政治国家的民间社会，它是一个具有自组织能力的私人自治领域，自治是不受外在政治权利的干预，它是与政治国家或公共权力对抗的社会力量，是公民个体利益保护群体化形式，是公民自己主宰自己事物意识的实体化表达，它的规模一旦扩散并形成合力，就会对国家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政治权力面对来自公民社会有组织的巨大压力一旦妥协，并通过立法使之制度化，就标志着公民自治的成功，这是和平构建现代民主社会的先决条件，也是现代社会和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特征，不是民间力量对国家权力的完全排斥，而是对国家权力泛滥和乱用有效抵制和修正。在现代社会和国家里，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就其整体社会责任而言应当是一致的，那就是有效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和社会个体的合法利益不受政治权力的侵犯。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虽然带来了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和市场经济，但并没有改变集权专制政治结构，专制政治权力对民间社会的打压和控制仍然是权力运营的主要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还没有步入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的行列。可意外的是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浪潮给中国公民社会的生成提供了破茧的缝隙，各种自发的民间团体应运而生，各种网络群体、非赢利性ngo组织、行业协会、宗教团体、学术机构、特定社会阶层的维权组织，他们都是在宪法理念下，对传统政治权力、正统意识形态、现存不合理的利益格局形成压力和挑战，在与政治权力的博弈中为社会治理缺陷提供了低成本弥补，于是政治权力也程度不同的做出某些让步和妥协，社会就在两级互动里向民主社会渐进，台湾就是采取了两级互动政府妥协推动模式。当公民社会强大到使社会公权力脱离了少数人垄断的绝对政治权力的束缚，恢复了公权力社会服务的功能，专制统治就丧失了赖以存在的权力资源，“以法治权”社会、“民选执政”民主就来临了。中国民主社会的到来不会速成，也不会久远，就是因为两级博弈力量还处在失衡状态，民间力量的能量还相对弱小，正处在聚合反应的前夜，在双方都避免大规模暴力的前提下，一旦挤压发生热核聚变，集权专制体制就会土蹦瓦解。中国文明民主社会到来的时速,取决于公民社会的生长、成熟的时速，——“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吴俊亮团队无疑是只争朝夕的先行者。他不是反对派，不是民运人士，也不是政治学家，他是当事人，是利益相关人，是不那么大方看守自己征缴款的纳税人，是在行使法定权利的行动者。他卑微是为了自己，他高尚是为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大家，他为数以亿记的纳税人进行了几万亿标的的诉求，并慷慨地垫付了费用。在“劣币驱逐良币”的商业时代，在社会废墟和道德荒漠上植入一种文明——是天赋自由权力之对奴役、压迫的自然反叛，是救赎了罪孽和人性劣根的精神升华——公民自主意。因为他们在文明世界经历过文明价值的洗礼。时间已经过了一年，这个团队还在孤军作战，虽然有两家媒体进行了报道和弘宣，并没有在公众视野引起广泛反响。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天国，他们却筹集不到精神资源，如果深圳政府的奢侈财政预算，能象邓玉娇案件那样遭到全民舆论的声讨，专制权力在社会压力下真能把预算削减一半，那就会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为社会拯救万亿财富。

财政预算腐败是在合法外衣掩护下的公开性腐败，是其他一切权力寻租腐败的策源地，这一腐败对社会财富的鲸吞使人怵目惊心。政府的财政预算分为三块，一是政府本身的运营费用，二是公共事业和公共项目投入。三是社会福利和第二、三项是用于公共需求和还利于民的。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61330.35亿元，同比增长19.5％，约占gdp的25%完成预算的104.9％。2008年中央财政用于第二、三项支出安排为34831.72亿元，约占财政总收入的51%。其中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0%不到，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而美国用在第三项上的财政支出历年来都占财政收入的50%——60%，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4500——5000美元。

从这组数字我们不难看出：1.中国是世界上税收最重的国家之一。按照目前税负，一个企业如不偷漏税，在加上银行贷款利率，就会有近50%的利润被抽走。企业已成了被政府绑架的劳工。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他们享受不到国家垄断企业的各项公共品供给的优惠。2.不向社会公开公布的庞大政府开资，吃掉了纳税人全部税款近伴成，按照管理社会财富的总额的开资比例计算，中国政府已成为世界上管理效率最低，花钱最多的超级政府。3.用于民生的支付比例太低，甚至落后于经济不发达国家。既然不差钱，既然为自己的经济奇迹而沾沾自喜，为什么为百姓花钱这样吝啬？难怪有学者说“中国的经济奇迹来自于资源的浪费、环境的破环和劳动者的血汗。”4.按照经济学理论概念计算，产业、商业、物流劳动者创造的劳动价值，在社会再分配过程中，政府强迫占有的比例最高。国际上现代国家的政府开资是管理服务的佣金，这部分应占比最小；　其次是社会公共投资，随着国土规划的完成和社会公用事业体系的建立，投入应呈递减趋势；再次，就是把纳税人委托管理的钱更多回馈给纳税人，这是缘于“少花纳税人钱”的善治理念。而中国的财政支出比例正好相反。纳税人的钱被政府强迫占有。在劳动价值再分配的终端，劳动者被合法剥夺。

中国政府的财政预算改革已进行了十年，至今泥牛如海。去年二月，中国最具权威的四位不同领域的专曾向全国人大呼吁财政预算改革，他们认为“公共预算改革也是目前中国最佳的帕累脱改进，除了少数掌握花钱的人利益受损，于执政党、于国和于人民都是有极大好处的事。”那么这件极具操作性、风险系数极低的大好事为什么没有得到最高权力的首肯？我们不能不说是“少数掌握花钱权力的人”和受益于现行预算体制的受益人组成的利益集团在左右决策。在政府庞大的行政开资、财政投资、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的财富链条上菌集了无数蛀虫。在最狭义的政府开支，即政府本身的费用中，公务员的工资不高，但公款消费与福利待遇却高得惊人，尤其是县团级以上官宦，吃喝、娱乐、专车可以全家享受公款报销，离职前可以享受一次出国旅游，赠送一级待遇终生享用。在公共投资的项目上，掌管投资决策权的官宦，一个大工程就成就了几世的财富梦，能到上面跑钱的官场能人，只要跑钱成功，就可以得到当地政府的公开回扣。中央政府的专项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经历中途渗水，到了终端用户手上所剩无几。在这一领域国民财富的鲸吞蚕食，当以天文数字计算。这就是政府的财政预算“暗箱操作”、“对民保密”的原因。

那么政府的财政预算应当怎样产生？预算编制是否科学？资金运用的比例和投向是否合理合法？审批、运行、投效应当由谁监督考评？

这些问题我们与国际惯例都有很大的错位。从国外看，民主制国家都采取了参与式预算模式，它是指通过一系列民主讨论会的形式，吸纳公众参与公共资金的分配、公共政策的制定的过程。预算项目应当是公共需求的准确反映，因此预算编制的第一过程是行政参与，由政府的专门部门采集需求信息，公民组织或民意代表则提供各阶层利益诉求，经过信息的互动反馈形成预算草案，由总统向国会提出预算草案，由国会讨论，讨论中就有否定和修改。通过后进入第二过程——议会审议、修改和通过。议会是终审裁定的民意权力机构，它是通过普选产生的社会各阶层利益的代表。第三过程就是财政预算执行过程的党派监督和社会监督。民主制科学的治权结构保障了政府财政收入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中国由于一党政治权力垄断了人、财、物、政、军、警全部社会资源和政治资源。利益集团依靠国家强制力，要你多少，花你多少，赏你多少，你不能有意志表达。要你你不给，定你偷漏税罪；花你你发牢骚，定你诽谤罪；赏你你不感恩嫌少闹事，内定你道德渎职，外定你扰乱公共秩序罪。有人说中国的财政预算很像中国国刑法的一个罪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财物的所有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强行将财物占有的行为。不懂法！这个罪名是针对自然人说的，不包括社会团体，另外“当场”没有暴力，人民代表大会已代表人民把关批准，是纳税人自愿没有胁迫。八届人大确实在财经委员会里设立了预算委员会，有十人组成。这十人代表谁？不必争辩，他们在每年在上百份的财政预算报告中只抽两份审查，据估算全审10人需要50年。因此他们将报告全部通过，他们发挥了应有的签字批审的作用。针对今年发表的中央财政预算数据，吴君亮又发问“什么是公共安全？我们公共安全的预算是1161亿元，这是多大的一笔数字？这个数字已经跟我们的医疗卫生投入资金持平了，和教育投入比也差不了多少，是保障性安居工程的3倍之多。”其实他是明白的，这是用于暴力机构、社会控制机构的组织装备费用。抢掠挥霍了纳税人那么多的财富，加强防范你应当理解。

中国社会有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明摆着，一看就懂，非常简单的事，非要做高深莫测的理论图解。政府天天讲“以民为本”、“和谐社会”、“反腐倡廉”，可最大的“以官为本”、“社会扭曲”、“制度性公开合法腐败”就摆在这里，却视而不见；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向往民主文明制度，不乏激进的呐喊者和思想家，但面对强大的专制力量却不知所措。其实很简单，“一个行动比一沓纲领更重要”。当解决这一问题，使公共权力与民众双赢时，就有了可操作性，就可进行零和博弈而化解风险。中国和平民主需要更多的吴君亮团队，公开透明财政预算并不是目的，真正解决预算内容的公平、公正问题才是公民社会的利益所在和行动归宿。如果在两三年内，公民社会的自组织力量促使政治国家与利益集团分离，接受财政预算的公民参与与监督，并纠正预算错误，不仅可以挽救巨额社会财富，还可以有效治理腐败，促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推进中国和平民主的进程。

胡适说：“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因为奴才麻木于奴役，把奴役作为生命的命定部分而不愿感知。共和国的创造者们已这样奉献了一个花甲，习惯异化了他们痛苦的心灵，倒是他们走出死谷的后裔们，改变了基因，走上了叛逆之旅。因为他们明白了：在国家与个人之间，个人的权利居于更优先、更根本的地位。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决定国家的性质和职能，而不是国家的需要决定着公民自由度的大小。这是民主价值理念，这一理念所创造的制度就是“最强大的人和最弱小的人能拥有同等的机会”，为了这个机会，让我们与吴君亮一起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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