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范雎

范雎是个足智多谋的人，其卓越的智慧表现在他不仅能对世事作出十分准确的判断，更知道如何有计划按步骤地采取切实而有效的具体措施以有条不紊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范雎是魏国人，曾周游列国希望能推销自己的才华为人赏识以大展宏图，但没有成功，万般无奈只得打道回府报效魏昭王，可是因家境贫寒没有办法筹集活动资金，只得投靠在魏国中大夫须贾门下当差。

须贾曾带着范雎一道出使齐国，逗留多月，却寸功未立。当时齐襄王得知范雎是个人才，叫人给范雎送去了十斤黄金以及牛肉美酒之类的礼物。范雎一再推辞不敢接受，大概正是因为此，齐襄王才铆足了劲使须贾劳而无功。须贾得知个中原由，大为光火，认为范雎肯定在从中作梗，出卖魏国的秘密和利益，所以才能得到如此优厚的馈赠。于是他假意让范雎收下牛肉美酒之类的食品，还要他把黄金送回国，以作为他投敌叛国的罪证。回国后，须贾恼羞成恼赶紧把这件事添油加醋地呈报给魏相。魏相魏齐听说了这事之后极其震怒，命令左右近臣用尽酷刑折磨范雎，打得他是皮开肉绽，胁折齿断。范雎不得不强忍巨痛任凭其严刑拷打只一味装死才逃过这一劫，魏齐派人用席子把他卷起来，扔进厕所里。还让宴饮的宾客轮番往范雎身上撒尿以此来羞辱他。入夜了，被卷在席子里的范雎挣扎着对看守说：“您如果救了我，日后必定重重地谢您。”看守于是向魏齐请示是否把席子里的死人扔掉算了。可巧魏齐喝得酩酊大醉，顺口答应道：“好吧。”范雎遂得以保全性命。事过不久，魏齐开始后悔没经过认真检查就把范雎当死人扔掉，派人四处搜索范雎。范雎好友郑安平听说此事，带着范雎一起逃跑了，他们四处躲藏，范雎也更名改姓为张禄。

这时，秦昭王派使臣王稽出使魏国。郑安平假装差役侍候王稽，借机靠近他。王稽问他：“魏国可有贤能的人士愿跟我一起投靠秦国？”郑安平回答说：“我知道一位名士张禄想求见您，与您共议天下大事。不过，他有大仇在身，不敢白天出来。”王稽说：“哪天夜里你跟他一起来好了。”郑安平于是连夜带着张禄来拜见王稽。两个人的话还没谈完，王稽就发现范雎是个贤才，于是暗中约好见面时间就此话别。

王稽辞别魏国上路后，在约定地点载上范雎很快进入了秦国国境。车到湖邑时，远远望见有一队车马从西边奔驰而来。范雎便问：“过来的是什么人？”王稽答道：“是秦相穰侯去东边巡行视察县邑。”范雎赶紧说道：“我听说穰侯独揽秦国大权，最讨厌收纳各国的说客，仓促见面恐怕要侮辱于我，让我暂在车里躲藏一下。”不一会儿，穰侯果然来到，问候了一番停下车问道：“使臣此次该不会带着说客一起回国吧？这种人除了油嘴滑舌外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只会扰乱朝纲，混淆视听。”王稽赶快回答说：“臣下不敢。”两人随即告别。范雎这时又对王稽说：“我听说穰侯是个智谋之士，为人处事很多疑，刚才他怀疑车中藏着人，可是有些犹豫没有搜查。不久肯定会后悔的，我应该及时逃避一下。”于是范雎就跳下车来绕道而走。大约走了十几里路，穰侯果然派骑兵追回来搜查车子，没发现有人，这才作罢。王稽就这样带着范雎来到了咸阳。

王稽向秦王报告了出使情况后，趁机进言道：“魏国有个张禄先生，此人是天下难得的能言善辩之士。他说秦王的国家处境已到了危若累卵的地步，只有采用他的方略方能转危为安。只是关乎国家大事需要当面详谈不能借助书信传达。因此我特地把他载回秦国。”秦王并不相信这套靠危言耸听以哗众取宠的伎俩，只是安排范雎住在客舍里，供应他一天三餐的粗茶淡饭。范雎在等待中苦苦支撑了有一年多，他所以能如此平心静气地等待，或许是因为他还需要时间调养自己的身体。

当时的秦国正处在这样的一种危急形势：秦国的朝政长期被昭王的生母宜太后和舅舅穰侯、华阳君和两个弟弟泾阳君、高陵君所把持，所谓太后擅权，四贵用事。昭王上畏于太后之威严，下惑于权臣的掣肘，左支右绌，陷于重重包围之中，种种情形对国君及国家政局构成严重的政治威胁。

这天秦王下朝要经过一个小巷子，范雎早早在此侯着呢，巡逻的兵丁鸣锣开道，说是秦王的车驾到了，闲杂人等一律回避。可是范雎却偏不听，执意要往里闯，士兵赶紧拦住他，喝问他怎么敢闯秦王的车驾，范雎却故意高声说：“我在秦国只听说有‘太后’、　‘穰侯’哪里听说过有什么秦王呵！”语虽不中听，但是秦昭王却是听到心里去了，这个高声嚷嚷的人一定是个有胆有识之人，他这是来帮我出谋划策以巩固我的王位的。原来这是范雎在万般无奈之际灵机一动想出的自荐之计，其用意不过是向秦王表明你秦王不能再这样继续任由什么“太后”和“穰侯”把持你的朝政了，而我正是来为你出奇制胜夺取政权的。这种自荐术之高妙或许今天的人们觉得不可思议，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却是屡见不鲜。秦王赶紧把他载进随后的一辆车带进了宫中，这样在经过了一年的等待之后，范雎和秦王才算有了第一次的正面接触。

当晚，秦王迫不及待地支走左右随从，直起腰腿，跪身请求说：“先生对于寡人有何见教呢？”范雎只是“啊啊”地支应了一声便不多言。过了一会儿，秦王再拜请求，范雎仍旧只是“啊啊”地敷衍塞责。秦王赶紧认真拜请道：“先生是真的不愿悉心教导我了吗？”范雎这才恭敬地解释说：“我其实并不敢在大王面前装腔作势。当初吕尚与文王相遇的时候，他只是渭河边钓鱼的一介渔夫而已，彼此都很陌生。此后，吕尚一进言，就被尊为太师，和文王同车回去，这是因为他谈得很投机的缘故，文王这才终于建立伟业，最后得到了天下并自立为帝王。如果文王当时疏远吕尚，不与他深谈，周朝就不复后世的辉煌。而今我只是个寄居在秦国的宾客，与大王素不相识，但想陈述的却是关涉到君王的骨肉至亲的机密大事。我虽然想尽我的愚忠，却不知大王的心意如何，所以大王三次不耻下问，我都没有敢回答。这并非是我畏死而不敢进言。我知道，今天陈述忠言，明天就可能遭到杀身之祸。但是只要大王真能按照我的计谋去做，只要我的计谋对巩固秦国的江山社稷有利即便身死，也在所不惜。”

范雎的这番开场白是很耐人寻味的，他实则是在寻求秦王在政治上的支持，迫使秦王从一开始就不得不痛下决心，对他言听而计从，努力地实践他的政治主张。秦王跪身说：“秦国是个偏僻边远的国家，我又是一个没有才能的愚人，先生能到卑国来，使我能接受先生的教导，这是上天要先生扶助本王。今后事无大小，上至太后，下及大臣，所有一切，都希望先生一一给我教导，千万不要对我有什么疑惑。”范雎因而再次拜谢，秦王也再次回拜。

尽管秦王的当务之急是夺取本应属于自己的权力，但是范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是让秦王首先在内政上有所建树，渐渐培植自己的势力，然后再一步步地削弱穰侯及太后的势力。就在范雎求见秦王之时，秦国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时的穰侯准备跨越韩、魏而直接攻打齐国，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范雎劝告昭王说，穰侯跨越韩、魏攻齐非正确决策。出兵少不足以败齐，出兵多使秦国受害。打败了，为秦之大辱；打胜了，所占地无法管理，只会让韩、魏从中渔利。伐齐于秦有百害而无一利。范雎趁势提出著名的“远交近攻”的战略思想。秦国应对齐、楚等距秦较远的国家先行交好，稳住他们不干预秦攻打邻近诸国之事。魏、韩两国地处中原，有如天下之枢纽，离秦又近，应首先攻打，以除心腹之患。魏、韩臣服，则北可慑赵、南能伐楚，最后再攻齐。这样由近及远，得一城是一城，逐步向外扩张，好比蚕食桑叶一样，必能统一天下。公元前268年，昭王用范雎谋，派兵伐魏，攻占怀。两年后又攻占邢丘。公元前265年，范雎又为昭王谋划攻打韩国，首先攻占地处韩国咽喉的荥阳，将韩断为三截，致使韩处于危亡之中，不得不听命于秦。经过一系列征战，秦国势越来越强，各国无不震动。

在逐渐树立秦王威信的基础上，范雎才逐步但是坚决的实施“固干削枝”的政策，剥夺亲贵手中之大权。公元前266年，范雎被任用四年后的秦昭王四十一年始收回穰侯的相印，令其回封地养老。范雎可谓耐心矣，秦王亦可谓寿命长矣。这年范雎接替穰侯被正式任命为丞相，封为应侯。接着又把华阳君、泾阳君、高陵君驱逐到关外，将宣太后安置于深宫，不准再干预朝政。通过这些变革，消除了内部隐患，使权力集中于以秦昭王为首的中央手中，政权更加巩固。从此秦国在范雎的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指引下，连连取得对外作战的胜利，逐步蚕食六国的土地，为秦国最终兼有天下奠定了夯实的基础，对秦的强大和统一天下起了重大作用。李斯评价他时指出：“昭王得范雎，强公室，枉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

二、戊戌变法

两千多年的时光如白驹过隙般飞逝无踪，转眼间中国已经从最初的封建社会阶段过渡到了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晚清末年。当时的清光绪帝面临着国家日渐衰弱，列强不断侵吞我国领土，慈禧太后和诸守旧派大臣把持朝政的这样一种内忧外患的局面。应当说光绪帝所面临的处境与秦昭王所面临的处境还是有些相似之处的，对内都有太后专权及权臣持政之忧；对外则一个面临着吞并六国的历史性机遇却苦于没有切实可行的军事策略，一个则截然相反，面临着被强国吞并却回天无术的困境，总之都处在需要一种大变革的前夜。最终的结果却是早在两千年前的范雎运用其娴熟而高超的政治智慧步步为营，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当时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则过于稚嫩和天真，一味地蛮干，以卵击石，使得戊戌变法以彻底的失败而宣告结束。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其内在原因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一、封建势力过于强大。中国的封建制度延续了二千多年，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与资产阶级维新派相比都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变法运动主要依靠有职无权的傀儡----光绪皇帝。在军政大权都操纵在地主阶级守旧派手中的情况下，贸然颁布变法诏书，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第二，中国的维新派的活动范围仅仅局限于帝党官僚和士大夫阶层的小圈子内。他们希望在不否定封建制度的情况下，主要依靠同样也是封建势力代表的帝党官僚来推行资本主义一套主张，这就仿佛希望帝党官僚自己来革自己的命，自己来砸自己的饭碗那样荒唐可笑。不屑一顾的帝党官僚大抵动一下手指头改良派便难以为继了。第三，不利的国际环境。鸦片战争后，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为维护自身的长远利益支持中国的顽固派反对维新派。维新派希望借助变法使国家独立富强来反对外来侵略，这无异于与虎谋皮，必然会遭到其强烈反对。

从具体的政治操作上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光绪帝和改良派缺乏一定的政治智慧是导致变法失败的一个主要因素。单纯就光绪帝而言，他自身是存在着不少失误的。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1895年甲午惨败，慈禧太后还是深为之忧虑的。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太后即对光绪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时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光绪皇帝平素惧怕慈禧太后，听到慈禧太后的这番表白，便想放手一捕，结果是急于求成欲速而不达，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光绪帝和维新派的激进的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的剧烈动荡。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官员怨声载道。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太后终于走到前台以稳定政局。慈禧太后在她新政期间也曾明言：“前因中国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从她的这番言论来看远比光绪帝要深谋远虑得多。但就是在她主政期间也因急功近利犯了与光绪帝同样的错误。可见在当时一个风雨飘摇的大时代潮中在封建主义的框架内试图蕴育资本主义的火种怎么深谋远虑都是错，中国需要的是比这场资产阶级改良派更为激进更引起社会剧烈动荡的新的革命的浪潮。慈禧太后是否是变法一派尚待进一步的考证，作为一个国家的事实上的操盘手，有时候她必须站在民族的立场和国家的高度来思索和考虑一些事情，随着时代的风云变迁，她可能不得不被迫接受一些新的思潮，发表一些较为新潮的言论，但其本质如何可能通过片言只语是不足为凭的。她的一些主张与她的行为都存在着极不相符的一面。但光绪帝之急于求成却远非一日之功。早在翁同龢作帝王之师期间，每次上朝前后光绪帝必定另外单独接见翁同龢，翁同龢曾劝告他说：“老师与帝王的关系太接近会引起众大臣不必要的嫉妒，旷日持久，必遭人嫉恨而生变故。”但是光绪帝却依然故我，最终导致引起慈禧太后的大为不满，强行将其免职。可见在政治方面光绪帝除了满腔热情而外并无任何韬略可言。作为变法派的另一方，那几个书生来说，也大抵如此，处事分不分清重缓急与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一个措施还没有得以认真地落实，尚不知其是否行之有效，另十条上百条措施便扑面砸来。这样的变法想成功亦难矣。总之，和范雎相比简直是闭门造车，毫无章法、毫无远见，最终不得不以惨败而告终。说到底，在一个以封建官僚为主体的这样广阔疆域内的国家推行资本主义制度，怎么改良都是错，都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结束。就如同在将近一百年之后的我们还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苦苦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希图处在当时条件下的人们凭着对资本主义的极其有限的了解和极其落后的生产力在一天之内就完成资本主义的全过程只能是无知望谈。

三、缓不济急

戊戌变法说到底是一件极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其历史意义不在于其成功，而在于其失败，彻底的失败，以使前赴后继的中国人产生新的觉悟，从而使中国社会有一个不断的飞跃性的发展，将中国革命推向一个又一个的新高[chao]。

尽管戊戌变法在具体操作上可以说是失误连连，但是就整个时代而言，历史已经无法复制象秦国时那样慢悠悠的按部就班的政治改良运动，当时之中国已并不具备那样的封闭的历史条件。一百多年前，正是中国处于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阶段，众多列强之新科技日新月异，生产力飞速发展，军事实力大大增强，其吞并中国之野心不断膨胀。中国面临着被瓜分和灭亡的深渊，形势一日千里，刻不容缓，外部条件并不允许这种慢腾腾的换汤不换药的政治改良。时代所迫已经容不得中国人在此蜗行龟步，以期在封建主义的旧瓶内着意精雕细刻所谓的资本主义。中国如此漫长的封建主义的影响，如此落后的生产力，而又如此辽阔的疆域面积，人们的思想如此封闭，外敌不断窥视和觊觎着我国的市场和资源，仅仅局限于在封建主义的框架内完成资本主义该是一件多么缓慢而曲折的事情。所以戊戌变法无论成功与否都并不重要，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需要这样的一场变法改良，较之其成功中国更需要的还是一场以失败而告终的变法运动来唤醒后来者使之沿着前人的足迹彻底寻找到一条新的道路。所谓“缓不济急”正是此理也。

当代的历史学家们似乎还在十分惋惜这样一场变法的失败，特别是当他们将其与近邻的日本相比较时更是恨得牙痒痒的，我总觉得这是一件十分搞笑的事情，尤其是在中国爆发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之后。说来纸上谈兵之辈，不唯当时人有，今人亦多矣。总之，我肯定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但并不惋惜其失败。就象孙中山先生那样，需要从其失败中产生新的觉悟，从失败中重新屹立起来，也许这就是中华民族之伟力所在，是中华民族虽饱经沧桑而仍然能凤凰涅槃浴死而重生的缘故！

-全文完-